曹劲 刘长
1931年，香港大学地理系讲师芬神父（Father D.J.Finn）在香港南丫岛发掘时首次发现东汉时期的陶罐，距今已过91年。1955年8月，九龙李郑屋汉墓的发掘和保护开启了香港文物考古工作的新篇章。随着该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古代遗址被发掘保护并进行科学研究，有效保护当地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解决了很多历史疑难问题。香港地区近年的考古发现主要为新石器及商周时期遗存，包括汉代遗存在内的历史时期遗存的发现总体偏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对其开展系统的认识和研究。
（一）墓葬
目前，香港地区可确定为汉代墓葬者主要有李郑屋汉墓和扫管笏遗址M6。
1.李郑屋墓葬
李郑屋汉墓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西北长沙湾的李郑屋村，遗址处于濒临海边22米的海成阶地平台之上。该墓由香港中文大学师生与港英当局开展联合考古进行抢救性发掘。
李郑屋汉墓墓向为东北—西南向，墓室呈“十”字形，由墓道、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构成，后室设置一壁龛。前室顶部结构为穹窿顶，高约2.6米。墓室四壁以平砖横放错缝，砌筑为双偶墙，墓壁与券顶皆为纵横结砌而成，墓底以墓砖横向或顺放平铺而成。墓砖呈灰色或灰红色，规格为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5厘米。墓砖多为素面，部分侧面模印几何状纹饰或文字，如“薛师”“六十四”“番禺大治历”“大吉番禺”等。墓葬所出遗物共计58件，陶器中完整器物共48件，不完整器物共2件，其中器型包括鼎、壶、豆、勺、樽、卮、魁、罐、釜、奁等，模型名器包括井、灶、屋、仓等。铜器共计8件，器型包括镜、碟、洗、铃等。
关于墓葬年代，原有观点认为属东汉中期的可能性较大。将该墓遗物与广州、深圳出土遗物进行比较：《番禺汉墓》报告根据无耳罐、双耳直身罐、壶、细颈瓶、三足釜等主要器物的演变特征和随葬器物组合的变化，将该批墓葬分为两期，第一期共13座，为东汉中期，第二期共20座，为东汉晚期。李郑屋汉墓出土的陶鼎、陶壶、三足釜等器物与番禺汉墓一期出土的同类器器形基本相同；
同时，李郑屋汉墓出土双耳罐器形与深圳红花园M4、M6出土双耳罐与基本相同，M4、M6年代为东汉中晚期，李郑屋汉墓年代亦应与之大体相近。故可判断李郑屋汉墓的年代当为东汉中晚期。
2.扫管笏M6及相关遗存
扫管笏遗址位于香港新界屯门南部扫管笏村西南的古沙堤上。该遗址三面环山，背靠潟湖，海湾两端各有一岬角，形成天然屏障。扫管笏附近的山冈上小溪密布，水源丰沛，溪流汇集后绕过古沙堤两侧，汇入大海。
扫管笏遗址汉代考古发现主要包括：2000年，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屯门扫管笏遗址共同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东汉时期的灰坑2座，灰坑中出土的五铢钱逾百枚，半两和货泉各1枚。根据灰坑中出土的剪轮五铢及货泉等形制，其年代应为东汉晚期。2008年，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古物古迹办事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扫管笏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的汉代墓葬1座，编号为M6。M6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长3.1、宽1.3～1.5、残深0.05～0.1米，现存墓口距地表0.4米，墓底距地表0.45米。墓内填土为灰褐色沙土。墓内未见葬具和人骨。出土遗物包括铁斧、铜盘、铜耳杯各1件及玉玦2件。2件玉玦相距约30厘米，原报告根据出土位置判定应为一对耳饰。根据M6中出土的铜耳杯和铜环与重庆、云南及广西等地同类器物比较，其年代应为东汉晚期。
综合考察，扫管笏遗址汉代遗存年代应为东汉晚期，是继李郑屋汉墓发现以后香港地区汉代考古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对于香港汉代文化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其他遗存
目前，香港地区汉代遗存除墓葬外较为重要的约有10处。1971—1977年，在南丫岛深湾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五铢钱等遗物，年代约为东汉；
1989年，沙埔村遗址汉文化层中出土戳印纹陶罐、绳纹夹砂陶罐与铁斧等，陶器年代约为东汉时期；
1990—1991年，在赤鱲角新机场建筑工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在深湾村发现少量汉代五铢钱等遗物与唐代遗物共存，应是汉代遗物沿用至唐代；
1991—1992年，在大屿山妹湾子白芒遗址抢救发掘过程中，在遗址汉代地层中出土方格纹戳印罐、弦纹三足罐、小盒等陶器，此外尚发现有铁锸、铁斧、铁铤、铜镞等金属制品，年代大致为西汉早期；
1992年，在大屿山竹篙湾遗址发掘过程中见有汉代文化层，出土米字纹及方格戳印纹陶片，其中米字纹陶年代应为西汉早期，方格戳印纹陶片年代约为东汉；
同年，在竹蒿湾遗址的汉代文化层中出土戳印纹陶器；
1993—1994年，马湾东湾仔遗址中出土西汉晚期至东汉的陶器、铜器与铁器，陶器包括罐、釜、盆、碗、纺轮及陶球等，汉代遗迹现象包括柱洞、路土与火烧遗迹等；
同年，在西贡滘西洲遗址中发现汉代遗存，见有陶罐、盆、盒、釜、碗、网坠等遗物，年代约为东汉；
盐田仔遗址出土部分汉代的几何出土戳印纹陶片；
2004年在旺角闹市的渠务工程建设中发现东汉陶罐、釜4件及器底印粗绳纹的夹砂陶釜残片。
根据上述遗址情况观察，香港两汉时期遗址地理位置均靠近海湾或航线。东汉时期遗址数量较西汉时期明显增加，汉代遗存多数堆积较薄、遗物零散，可能是因为汉代在该地区生产生活的人员数量较少，时间不长。综合而言，香港地区汉代遗存较为丰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是在对绝对年代的考证上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香港地区汉代遗存存在自身独特的特点，除以往多有讨论的李郑屋汉墓外，其他遗址也可能反映出汉代香港的聚落形态。综合而言，可从郡县制下的汉代基层组织、“村”说与“边防预警系统”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汉代基层组织
西汉元始二年（2）全国包含郡国103个，县级行政区1587个；
东汉永和五年（140）全国共有郡国105个，县级行政区1180个。而在最基层的行政编制下，即县、邑、道、侯国以下沿用秦代以后的乡里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游徼”。王毓铨于《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中指出：此处文献所描述的“里”“亭”之关系存在错误，认为“里”实际隶属于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一书表明乡一级设置三老、啬夫与乡佐。张家山汉简揭示出里一级设置有里正、田典。“亭”的性质为治安系统，与乡里存在联系，但无对应关系。每里的户数虽然在不同文献中存在差异，但都是以一定的户数作为标准。作为行政编制的里，其实为编户民赖以定居的基层聚落组织。《汉书·食货志》：“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
从目前考古发现看，香港汉代遗址的堆积特点是文化层较薄且缺乏完整遗迹，仅在马湾岛东湾仔遗址发现柱洞、路土与火烧遗迹等，因此可以认为香港汉代遗址与上述文献中记载机构在功能上是类似的，但在聚落形态上却偏小。可能目前考古发现并无属于汉代乡、里一类的基层组织的遗址。
（二）村落
先秦时期便已出现“落”“庐”“邑”等较为分散的基层聚落。西汉早期湖南沅陵虎溪山M1所出“黄簿”中记载亭聚的情况，其中有：“泣聚户百卅四，口五百廿一人（MIT：43-101）”。东汉元初五年（118），《嵩山泰室神道石阙铭》中有“阳翟平陵亭部阳陵格王孟、功□车卿”，其中“阳陵格”或解为“阳陵落”，为古村落之意。此外，《续汉书·郡国志三》的“谷城县”条下记载“有巂下聚”。灵帝时期的长沙东牌楼汉简记录有“桐丘男子何君”。此后在吴国时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则出土了更多关于丘的记载。综上所述，此处列举的各类基层聚落之名称皆为汉代游离于乡里之外的聚落形态。而在考古遗迹中，保存较好的汉代非郡县遗址相对较少，最为典型的如内黄县三杨庄汉代聚落。《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一文中对该类聚落有精辟的评价：“这一聚落遗址位于西汉魏郡的辖区内，或许当时属于黎阳县”。
汉代香港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相关遗址皆分布于沿海地域，这一居住形态在岭南颇为常见，如《百越先贤志》记载杨孚“家江浒北岸”便是此类。香港汉代遗址相对较小的面积和零星分布的墓葬体现出相关族群生前的生活状态：多村落与小聚居的居住模式。这一居住形态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环境所决定：部分沿海地带存在绵延的平坦区域，但是这一区域的地域纵深却颇为有限，从而形成沿海而居的分布格局；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汉代对于岭南区域的监管模式：香港隶属于南海郡，西汉时期，《汉书·地理志》记南海郡下辖“户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而在东汉时期，南海郡的人口则大有改观：“户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七，口二十五万二百八十二。”虽然这一数据仅涉及政府能够统计的编户民的情况，而对于奴隶、逋逃之人与本土原生族群并未统计，但南海郡人口依然不多。考虑到香港彼时仅为南海郡番禺县下辖之一区域，其人口数量可能也仅为千数，因此，香港汉代遗存呈现出数量较少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三）“边防预警系统”说
边防预警系统存在多种可能，其一为障塞，其二为烽燧。关于城障与障塞，《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汉书·李陵传》颜师古注曰：“障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障蔽而伺敌也。”综上可知，城障是某一段长城防线上特别建筑的专门驻扎戍卒的防御性城池。往往位于险要的位置。障塞之制，始于先秦。在毗邻香港所在的南海郡的区域也存在设置障塞的情况。《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日南郡处于帝国南境，所设障塞与西北边疆同类建筑遗存的性质是相同的。香港地区虽属南海郡番禺县所辖，并未位于汉帝国最南之地，但其军事与经济价值却极为重要。首先，在地理位置上，香港毗邻海洋，是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扼守此地有助于加强对海洋贸易与人口流动的的监管，相关税收的征收对于帝国的经济多有裨益。其次，香港地区为东官盐官所在。本土盐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行政手段加以维护，盐在生产、转运、销售与征税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工作需要地方军事机构的管控与保护。障塞的设置有利于保障盐业的正常运作。再次，香港所在区域其实为边疆地带。西汉虽设置儋耳郡与九真郡，但旋即废除。海南地区成为一处政治真空地带，直接位于香港的西南区域，设置障塞有助于防范与预警外族的侵犯。
烽燧一词，“烽”指代信号，“燧”则指传送信号与观察、瞭望的相关高层建筑。因此烽燧既指军事通信手段，也指代是发送预警信号的建筑。汉代的烽燧一般设置于长城内侧，另外在巴蜀与西南夷等地区也有分布。结合香港地区的情况可知，汉代遗址多为沿江分布，体现出扼守海道的分布特征。香港地区的汉代遗址面积较小，这与烽燧似乎存在相近之处。然而，除上述特征之外再未发现明确的烽燧类遗存（简牍、夯筑建筑以及较为系统的布局特征），因此，香港地区汉代遗存的功能可能仍为扼守海道，但并非为烽燧。综上，香港地区汉代遗址应当为村落，亦不排除其存在作为海道障塞的可能。
[1][3]屈志仁：《李郑屋汉墓》。香港市政局，香港博物馆，1983。
[2]吴铭：《从九龙李郑屋村汉墓的发现谈香港考古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4]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番禺区文管会办公室：《番禺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5]《番禺汉墓》报告将34座墓分为两期：第一期共13座，为东汉中期，即76—146年，上起章帝建初元年，下至桓帝之前；
第二期共20座，为东汉晚期，即147—220年，包括桓帝、灵帝、献帝时期。
[6]广东省博物馆，深圳博物馆：《深圳市南头红花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
[7]孙德荣：《香港近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考古》，2007年第6期。
[8]傅宪国，梁中合：《香港屯门扫管笏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7期。傅宪国：《香港屯门扫管笏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0年2月12日第4版。
[9]秦维廉编，香港考古学会专刊第三本《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1978年6月。
[10][14][16][17]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发掘资料。
[11][13]招绍瓒：《香港近五年考古抢救工作的成果》。《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出版，1995。
[12]邓聪等：《香港大屿山白芒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6期。
[15]Pamela，R.1995.Tung WanTsai：A Bronze Age and Han Period Coastal Site.AMO OP3.
[18]孙德荣：《香港近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考古》，2007年第6期。
[19]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辨正》。《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20]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21]刘永学：《汉初乡里共同体的构筑与内部秩序的形成——以张家山汉简为中心的考察》。《秦汉研究》，2020。
[22]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3]侯旭东：《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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