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勇
(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6)
习近平总书记近些年在多个场合都谈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1]”从这个意义上看，学术著作的“历史镜子”作用也应该被重视。由西藏民族大学狄方耀教授和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原副院长何宗英研究员合著推出的《西藏百年经济史》，于2020年9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设6章，近60万字，是一部时间跨度一百多年的专门史著作。笔者认为，《西藏百年经济史》一书具有“学史、存史、明智”的“镜子作用”，对于研究西藏历史和关注民族经济学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值得研读，从中汲取相关知识，乃至引发进一步思考的专著。
在民族学的视野中，中国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历史研究不可或缺，其研究对象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历史，把某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经济史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以揭示其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在中国藏学的研究中，西藏地方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基本成形或较为成熟的专门领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多吉才旦和江村罗布等研究者编著的《西藏经济简史》，其前言就讲明了“这是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2]”。随着时间和实践的推进，在《西藏经济简史》其后25年出版的《西藏百年经济史》，是“藏学研究一项基本建设工程”的具体体现。此书叠合了民族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史研究，以长轴画卷的方式，展示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成果。
在我国涉藏专门研究领域，狄方耀教授与何宗英研究员是长期关注西藏、研究西藏，在民族学、藏学领域中多有建树的知名学者。其几十年如一日，躬耕于学术园圃，佳作迭出，给人启迪，使不少研究者从他们早期推出的成果中受益。
狄方耀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投身边疆高校教育事业，专攻民族经济学理论及其现实问题，深耕西藏经济研究领域，后又拓展到边疆社会经济史研究之中，其一些早年间出版的学术著作如《西藏经济学》和近期推出的《当代西藏产业经济发展史》等多部相关专著，可谓有见识、有见地、有建树。何宗英研究员自20世纪60年自中央民族大学代藏语文专业本科毕业后即奔赴西藏，从乡村基层干起，积累了大量社会实践经验，并跟随名师学习提高藏文水平，钻研西藏历史；
其在藏学领域中有着丰富的学研功底，曾参与过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研究，并与他人合作参加多部大部头著作的撰写和编纂工作。两位著名专家的这次合作，可谓珠联璧合，联袂推出《西藏百年经济史》，值得庆贺！更值得推介！
该书详细梳理了近代到当代一百多年时间里西藏地方因社会制度变迁而引起的经济制度变迁与演进状况：一是展示了西藏地方在半殖民地时期遭受以英国殖民主义者为首的西方列强侵略与掠夺，致使经济发展颓废与停滞；
二是回顾了和平解放后至民主改革前西藏经济缓慢发展，以及中国民主改革运动在西藏地方的实践过程；
三是呈现了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西藏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以及生活在该区域的民众生活情况，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在西藏建立与运行的必然性、必要性和优越性。这部著作是一部了解西藏地方一百多年来经济发展变迁与社会进步的学术著作；
也是一部展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图景，蕴含“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道理的好书，体现了理论性与现实参考价值兼备的鲜明特点。
作者从社会生产方式视角切入，问题切入点和方法设计颇具特色，展示了作为中国西南边疆有着特色和特点的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地方社会与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的更替与演进过程，尝试在130多年西藏经济社会极其复杂、波澜起伏的图景里面找出并展示变化的脉络轨迹。
通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针对研究对象的特性，选择或者说精心设计了一套相应的方法论体系。正如作者在前言部分所讲的：“本研究课题所坚持的根本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将其贯穿于研究过程的始终。[3]11”“西藏百年经济史”是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经济史的有机构成部分，是近代、现代和当代中国宏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部分(或局部地区)，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经济史的一部分。西藏地方经济是中国整体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此，研究西藏地方近代、现代和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史这个宏观大背景和大棋局中进行系统思考。
西藏地方近代、现代和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由于受到一些特别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中国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叠加的特点，这也使得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内容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和立体性的特征。因此研究和处理这些比较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必须坚持唯物与辩证的方法论，并且给出符合历史进程原貌的结论。该书作者经过努力，做到了以历史的阶段性对西藏经济与产业进行系统考察，把握总体复杂主线，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最终实现了作者对这部专门史论的写作初衷。
该书除了以上述研究方法为总的指导原则外，还具体使用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等。注重方法论和方法，是该书的一个特点。作者在研究与分析每一问题及每一个经济事件时，都能够科学合理使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两个维度上精准把握西藏地方社会经济在不同社会制度或同一社会制度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改革与进步等情况，将不同的方法作用于同一研究对象，使历史发生现象与理论研究逻辑相一致，展示出西藏地方在一百多年中的经济社会变迁脉络与发展趋势。据统计，该著作的主体部分(不含前言、附录)总计有412页，其中将具体数据运用于分析过程、用具体数据说明当时经济情况的就有374页，占总页码的90%以上。同时，该著作还根据阐述问题的需要，先后设计了86个统计表和11个数据分析图。比如，该著作为了更清楚阐述20世纪80年代西藏种植业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运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指出：“在80年代中期由于生产条件较差和连续干旱，农业生产仍然呈现出后劲不足，粮食产量忽高忽低，总产总是在4-5亿公斤之间徘徊，没有大的突破。从1979年至1987年这9年里，西藏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其中种植业产值21958.46万元，占农牧业总产值的31.28%。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5.13亿公斤减少到1989年的4.23亿公斤，其中1983年因大旱再次减少到3.68亿公斤的最低值，只相当于1973年的水平。1985年虽然又上升到5.3亿公斤，次年又降到4.54亿公斤，总在4.5亿公斤上下徘徊，很不稳定。究其原因，一是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不够到位，甚至是粮食主要产区一度出现忽视粮食生产的现象。二是对农业的组织管理有松懈现象，在一些地区认为土地归户，自主经营，政府可以不用管了，出现放任自流现象。三是没有处理好以家庭经营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关系，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大型机械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科技推广力度不够强。四是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社会服务未能跟上。五是冬小麦播种面积压缩过大。六是连续几年遭受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等等。总的看来，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向以家庭自主经营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转变过程中，政府和农民都缺乏经验，有关的政策设计还没有系统化和制度化，社会基础设施条件还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农业生产的需要。”[3]211-212再比如，为了能够较好地说明电力工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成就，作者讲到“在整个80年代的10年时间里,西藏第二产业中发展较快、成效较突出的要数电力工业，”并配合对应统计表加以说明[3]236-237。
再比如，为了能够充分证明作者所得出的“由于受青藏铁路正式投入营运等因素的强力推动,西藏的旅游业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2015年,西藏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者2017.5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9.9%”的结论。[3]409
作者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查找、甄别和选用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和相关数据，使其研究工作建立在了客观资料与数据的基础之上，实践了作者在前言中所讲的：“我们基本上是在史料的海洋里进行遨游，需要奋力拼搏、仔细挑选与认真甄别。”[3]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出了世界物质运动的要义，指出规律性是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固有的本性，研究事物的客观规律，要注意把握其一般与特殊的相互关系及其两者之间的联结。毛泽东曾经指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4]”《西藏百年经济史》一书的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在阐释将对西藏经济一般与特殊关系的阐释融会贯通到各个章节中层层递进地揭示了西藏这个具有较大特殊性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演进规律，以增强业内对“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命题[5-6]的认识。[7]作者在探讨中央根据西藏特殊情况所设计的关于民主改革时期的特殊政策时讲到：“当时的政策设计是:对叛乱农奴主及叛乱农奴主代理人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予以没收;对未叛农奴主及农奴主代理人多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对所有没收和赎买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按规定归国家所有的以外,其余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在尽可能满足贫苦农奴和奴隶的要求、适当照顾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利益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分配。同时,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也分给同样的一份土地,以确保其生活需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民主改革过程中制定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和平改革’的原则。”[3]114；
再比如，作者在该著作第六章阐述“西藏特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与经济发展”时，就讲到：“通过对这一时期西藏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过程的分析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话，那么，西藏这个特殊性很大的地区,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过程及所呈现出的特征，则更具有明显的政府调控、计划运作、宏观调控痕迹。或者说，由于西藏特殊的社会经济发育水平、历史传统、文化特色、社会承载力、现存社会状况及自然环境与区位特殊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西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必然应当由政府扮演主导的角色，而且政府作用的力度、行使调控的范围等，都较其他兄弟省市区会更强、更大、更为有效，这种状况就是‘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在深化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政府也必将扮演着主导的或极其重要的角色,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与关键地位。这是西藏特殊区情所决定的。总结这些规律、经验，对于西藏今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是极为必要的。”[3]284-285该书提到，在该著作第六章确定的研究时间范围内(1992—2015年)，中央先后召开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改革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具体指导，出台一系列特殊政策予以支持(在本著作的第285-290页有详细交代)。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在通读和细研该书的过程中，看到作者对西藏这个特殊地区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特殊规律的探索，其学术的价值是很高的。
正是因为有了作者深入细致且辛苦备至的研究过程，这部经济史论著具有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价值，使读者能够通过浏览与观察书中的史料包括数据考证，较为清晰和较为完整地了解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时间里，西藏地方社会生产方式演变与更替过程，了解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积累、分配和民众的生活状况，进而由这种状况所折射出不同社会制度先进与否的对比，证明了中央以政策方式对西藏工作进行制度供给的正确性[8]，中央的治藏方略从各个方面“为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9]”
该书认为，1949年之后西藏经济社会平稳或曲折或快速的发展，往往与中央的决策密切相关，与国家支持帮扶的力度密切相关，与党的治藏方略是否得到认真贯彻密切相关，与全国整体的政治经济大形势变化密切相关。有基于此，该书用了较大篇幅从各个产业的角度，打开了一扇扇窗口，展现了从和平解放至2015年末，西藏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过程、成就和特点，展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让读者看到了现阶段西藏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自然资源优势、制度与政策优势，以及呈现出的具有边疆地区特点的经济发展规律等。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经济史研究通常是指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通过文字及符号等对某个地区或某项经济活动过程作描述并予以解释，其必然要通过史学方式或方法对过去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得出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历史考察结论。《西藏百年经济史》作为经济史论著，也在“史”的阐述方面下足了功夫，对西藏地方在某个历史阶段生产方式的运行过程、特性划出了严格的框架，给出了学理的逻辑线路，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作者借助实证，证明了多年来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构建中的作用，回答了多年来涉藏研究中学界如何阐释改革开放之后西藏产业“特色与特点”的问题。换言之，西藏地方当代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牵引动力，就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赋予和调动西藏各级政府积极性，促使各个经济运行主体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其中，各兄弟省市的无私和大力援助也是不可忽略的。该书的一些资料，隐含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确定对口援藏政策之后相关省市和企业对西藏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多角度支持，若没有这些援助，西藏的经济与产业是难以快速发展的。
常规超声结合弹性成像面积比值法在乳腺BI-RADS 4类病变诊断中的应用……………………… 任庆芹 李萍 赵晖 等（1）104
如同作者与众多研究者体会到的那样，20世纪中叶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所采取的模式，具有政府主导与制度供给的功能功效，在总体供给模式下[10]形成了一种发挥国家强大支持能力与地方积极性的机制，并辅以全国对口援藏省市与企业的大力援助，这一切实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西藏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西藏各族人民深刻感受到了中央的特殊关怀，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乃至西藏的历史功绩，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各兄弟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不平凡历程，从历史事实中“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社会主义道路”[1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在西藏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成效显著。作者指出“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在深化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政府也必将扮演着主导或极其重要的角色，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关键地位。这是西藏特殊区情所决定的。[3]285”类似于这样的从客观实际出发考察研究对象，进而予以认真分析研究，给出尽可能符合实际的结论，成为该著作的鲜明特点，从而使这样的研究工作和成果更具有原本的学术性和现实的可借鉴性。
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数据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丰富的数据且在运用上的恰到好处，将给“某经济史”增色，增强其论证过程和结论的说服力。该书除了对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阶段里，西藏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起因、动力、过程或原因与结果进行定性分析外，还使用了大量客观详实的数据，揭示和展示西藏地方一百多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每一个节点上的静态情况和不同时期的动态发展与变化状况。
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官方数据、权威刊物或著作等所提供的相关数据，展示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制度、社会生产方式下西藏地方社会经济的进程与状况，其逻辑构架本身是具有学术自洽性的。与此同时，以数据佐证历史事件，挖掘表象背后的蕴含，这样的阐述有着扎实的依据，也给读者查阅相关经济数据提供了方便。通读全书，以定性分析带出定量研究，以定量研究支撑定性分析，体现了作者在方法运用上的纯熟。比如，作者为了说明民主改革的伟大变革推动了西藏第一产业的发展情况，设计制作了“表3-1：1952—1965年西藏农林牧渔总产值表”(该著作第111页)；
为了说明“文革”时期西藏公路交通运输业的缓慢发展情况，设计制作了“表4-4：1965—1978年西藏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情况”(该著作第187页)；
在第五章，作者为了说明改革开放初期的西藏社会经济情况，设计制作了“表5-1：1987—1991年西藏国内生产总之递增情况统计表”(该著作第204页)；
在第六章，作者为了说明西藏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与经济发展时期第一产业发展情况、第二产业发展情况，分别制作了“表6-3:1992—2015年西藏第一产业发展指标”、“表6-8:1992—2015年西藏国内生产总值及二产占国内生产总值情况统计表”及“表6-16:1992—201年西藏发电量变化情况统计表”(分别见该著作第298、322、340页)，等等。
《西藏百年经济史》一书对历史数据的处理，基本未使用非专业读者难以理解的数学模型，而是多用表格的形式，间或将数据穿插在字里行间，或用注释进行再说明，这种处理手法所形成的效果，比较简洁直观，将西藏地方社会经济一百多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静态表达与动态展示。对一般读者来说，由于能够直观表格与理解其数字意义，使得该书有着较高的可读性，而对于专业能力较高的读者，也可以使用这些数据进行再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百年经济史》未拘泥于某个学科的范畴，而是将多种学科知识运用于对西藏地方经济与产业史研究的使用，不著痕迹地把政治经济学、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贯通起来，严谨且生动地用活了大量的史料，达到了以史实佐证和阐释西藏区域经济社会进程的目的。因民族学本身“学科定义存在歧义，基础理论运用没有达成共识，基本的学科范式尚未形成[12]”，区域经济史学目前也是没有明确规范的学科，社会经济学也处在不成熟的阶段作者进行了通盘筹谋，将各个相关学科贯通，随章节和问题研究的需要而择用，最终同时将多个亲缘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用于写作，不拘一格，交叉运用，视情适题而定，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受单学科学术框架限制的问题。
近些年来，学界中各个领域呼吁跨学科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这个问题的底蕴就在于，某些研究领域的学科质量与水平的提升，因单科突进的范式逐渐乏力，需要找到新的门径作非线性的探讨，才有可能将学科建设提高到新的阶段。例如，在边疆研究上，马大正等学者早就提出了要搞跨学科研究的命题，呼吁以跨学科推进中国边疆学的构筑[13]。例如，对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有学者也早就提出“民族经济学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经济学，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三大目标之间的最优化配置问题。[14]”这样的三大目标，本身就导致研究者在进入到深度研究之后，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某种程度上无法框定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在研究进路上由线性转为非线性，必然会成为高质量学术研究的方法选择和研究进路之一；
又因于此，学术研究之中的方式方法选择，也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乃至单科的阐释范式已经不再作为研究考量的依据。《西藏百年经济史》在写作过程中，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较之于早年间的同类研究，该书避免了写成一部单纯的地方经济史，更避免了写成“某概况”色彩的类志书。
其实，经济与史学如何交叉研究的问题，也时常在经济与历史研究的会议上被提出，引发学者之间的交流。例如2018年11月20-22日,在厦门召开的“历史上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的学术研讨会，就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15]。这种带有学科建设方向性的问题，已经得到和今后会更多地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跨学科研究，重在贯通，而不是将多学科搞成堆积木的作业，缺乏生气地摆放到一起，可以说该书能够将诸多学科无缝链接，自然天成，没有一番苦工，是不可能的。《西藏百年经济史》的作者，不恪守一定之规，能够在司空惯见的地方经济与产业的研究之中，运用跨学科的交叉方法，突破思维窠臼，勇于探索，身体力行，将一种综合方式用于专门史论著写作之中，值得同道者借鉴。
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个人认为该著作在以下几个方面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予以探讨的方面。一是西藏地方近代史的起始时间，是否可以从1888年英国第一次侵略中国西藏战争开始算起？这样处理西藏地方近代史的历史分期与中国整体上的近代史起始时间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尽管学术探讨可以见仁见智，但在史学界多数研究者有大致结论的前提下，似有一个断代的通识问题，值得再做研究；
二是作者在第三章阐述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地方经济发展情况时，只是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进藏部队和机关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所开展的一些经济活动和所产生的实践效果，但对于当时西藏地方旧政权治理下的社会经济状况交代较少，缺少对比。这样很可能使读者，感到西藏地方经济史论的专著有所缺项；
三是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阐述了英印势力对西藏地方的经济侵略、半殖民地时期的西藏地方经济，其定性研究比较充分，但是在定量研究和第一手资料的使用方面略显欠缺或相对不足。如果能够在发现或发掘史料的工作中，将这个方面的资料丰富起来，与之后的对比性或可以得以增强；
四是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央召开了第五、第六、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不少的新精神、新理念，西藏自治区在近年来的发展新实践中也有一些新做法和新经验，这些内容即使难以全面反映，也可以画龙点睛似的体现在新作之中。
以上这些问题或不足，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因素，有些问题囿于阶段性的限制，例如著史需要一定的时间距离，有可能一时半会也不好解决，但在不影响全书架构的基础上，也可以通过展望的形式予以点题。学问无止，臻于佳境须更上层楼，期望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思考，能够完善这部好书。
总体来看，《西藏百年经济史》是一部了解西藏地方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时间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特点的经济史学术专著，它对于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宏观社会经济及不同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生产力发展进步情况及研究方法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发价值。作为同行，我与业内同仁期待着两位学者于新时代的征程中做出新贡献，今后有机会对该书作进一步的完善，并在民族经济和涉藏学术研究中再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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