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是与其所在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保持一致的产物，它见证着与反映着社会的各种关系，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然而，长期以来，档案学界在对档案价值解读时，更多的是围绕着其文本的叙述来认知，把关注点聚焦在档案所叙述的内容层面。
这种档案价值认知观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人”这个主体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关系给档案价值带来消减，人是万物的尺度，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谈档案的所谓固有的“价值”，这是一种孤立的“自我存在”认知。“档案”作为档案的存在价值，归根到底是其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价值，并且，这种价值会随着“人”这个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变化而变化，同一档案对不同的主体或者对同一主体的不同状态，都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或价值意义。因此，在认知档案价值时必须要明白，不同的社会关系必然会对档案价值带来不一样的影响，或者说一份档案的价值必然会随着其所承担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出变化。
因而，在进行档案价值判定或决定一份档案命运时，要以发展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来，充分考虑档案所反映的各种社会关系来衡量一份档案的价值，不能仅从当前的社会场景来考量一份档案的价值存在，尽量做到谨慎对待任何一份所存在的档案。做到在档案收集、鉴定时，尽量避免“厚此薄彼”，保证每份档案的“生存权”以及其价值发挥的机会，而不能以“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理念去对待档案价值认知，并以此为依据剥夺一部分档案继续存在的机会。这是典型的“量入为出”的思维模式，是“削足适履”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的作为，这种对档案留存的“选时代”在当前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数字档案资源占比日益增长的情况，应该被抛弃。要本着“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模式，而不是以牺牲那些所谓“没有价值”的档案作为“出口”，应该是以有多少档案需要保存就敦促政府投入多少档案事业经费为“契入点”，使档案收集、保管进入到“全时代”。只有这样，完整的社会关系才有可能得到尽可能完整的建构, 也只有这样，人类温柔敦厚的高尚情感才有可能从档案中汲取到足够的营养并得到精心的养护。
总之，在对待档案价值的问题上，不能以看得见即为有，看不见即为无，必须要重点关注“人”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考量“人”这个主体因素所处社会关系变化而带给档案价值增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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