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芳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072）
电视剧 《人世间》自播出以来，引起了持续广泛的观剧热潮。这部剧通过描写东北吉春市周姓一家人的亲情羁绊及其与“光字片”乡邻之间的“大事小情”，勾勒出了中国社会结构中原生、真实、典型的人情伦理形态。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中指出，传统中国是一个由血缘关系为基础、地缘关系为映衬、多根私人情感纽带联结成网的人情社会，由多个从“己”往外波纹式扩展的同心圆单位构成的包括亲情、友情、人情的“差序格局”。“人情”一词原本指人天然的、自发的情感，而伴随着人类交往活动的展开，人情的表达与维系则成为了一种基础的生存方式。在传统中国社会，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将自然范畴内的情感因素纳入社会伦理范畴，缔结为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形态特征之一，即人情伦理形态。在以人物关系和戏剧矛盾为叙事骨架的电视剧中，人情社会涵盖的情感逻辑和伦理思维也时常僭越日常生活表象而转为虚构的伦理叙事。中国人情社会的“差序格局”及其伦理形态不仅是文学艺术作品描写叙述的一个对象或客体，往往也作为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渗入到创作主体在组织文本骨架时的审美意识中，从而与电视剧情节的叙事肌理形成严密的缝合。
《人世间》所描写的“光字片”由五条象征着“仁、义、礼、智、信”的小街组成，意味着当地人对某些民间律条的共同守望。创作者借助换喻的修辞手法将一般共性的人情社会凝缩为一个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文化意义的影像空间，并且“在自指性上构成了完整的故事世界”［1］。该剧以家庭为叙事主线，即故事围绕一个生活在“光字片”中具有典型寓意的北方家庭展开，并以这个家庭内在创伤的撕裂与弥合为主线。
（一）地缘分裂导致家庭离散
《人世间》中最小的叙事单位是一个因婚姻、生育和血缘凝聚在一起的普通家庭，每一个家庭成员又作为最小的叙事元素维持着基本的、错杂的人情伦常形态。在呈现为差序结构特征的人情伦理关系中，以血缘为核心的家庭是最小的组织社群。家庭是组建一切人伦关系的现实基石，并且具有长期的稳固性和持续性，“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2］。长久以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统治政体的主要方式是以家庭单位为中心，再向外扩展为更大的社会组织，从而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在诸多年代剧、家庭剧、革命历史剧中，“家国同构”通过影像修辞已演化成了一种常规的叙事策略。
与此同时，在天然的、稳定的血缘关系中还蕴藏着具有空间涵义的地缘关系。在人口流动较少的社会里，血缘与地缘相互映衬，赋予了家庭“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属性，但是，当地缘空间发生变迁或移动时，一个家庭内部的人情纽带也会随之分裂。《人世间》的叙事主线便是围绕着地缘分割对家庭结构产生的冲突与撕裂而展开，开篇即讲述了特殊年代下多子女的城市家庭所面临的纠葛，周志刚一家五口因地缘关系的割裂而被迫分开。创作者借助一个具体的物象——家庭合照，来喻示这个普通家庭所不能弥合的离散。照片作为一个具有能指意义的修辞符号，一直延续到故事结尾。
（二）血缘关系的内在弥合
地域空间的流动与分割致使家庭成员经年离散，这是特殊时代语境生成的典型症候，而父女之间、父子之间关系的断裂则是人情伦常失序所导致的家庭创伤，比如，周蓉私自与北京诗人冯化成订下终生，周志刚愤然断绝了父女关系；
周志刚与周秉昆在20集-24集中的误解、争吵和分离。但是，由血缘亲情联结起来的人情伦理即使短暂地出现了裂痕，也能凭借着自身天然的情感机制自行修补。比如，周志刚远涉贵州深山，接受并原谅了周蓉夫妻，是因为天然的父女亲缘纽带难以斩断，正如他对周蓉说的“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但是我还想要女儿”；
周志刚与周秉昆父子之间矛盾的起因是春节时周父带着一家人去拜年，周秉昆心里认为周父是因为哥哥姐姐考上了大学，想要在邻里面前炫耀一番，而一直努力经营这个家的自己却没能得到认可，因此，两人在火车站大吵一架后不欢而散，此后谁也不肯先给对方写一封信。当周志刚退休回到“光字片”，才得知周秉昆早已带着一家老小搬进了新房，父亲被误解和无视的失落，儿子不被认可的委屈，在沉默又别扭的气氛中再一次爆发。在这段叙事场景中，周秉昆说出“我从没嫌弃过，我生在光字片，我也没嫌弃过我爹妈，没嫌弃过这个家”，以及周志刚坦露“我这一个人，在大山里，六十多岁了，每天下班了这个心里唯一的念想，那就是想能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展现了人情伦理关系中最原始也最真实的一面，即血缘是人情伦理结构中最牢不可摧的根基，家庭创伤在不借助外部力量的前提下，往往能凭借血缘关系内在性的自然弥合而得到修复。
可以说，《人世间》是将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或必然存在的各种亲缘矛盾加以提炼后，呈现为伦理叙事中的戏剧矛盾，矛盾的解决也依循的是人情关系的现实逻辑，并非靠刻意编织的或虚构叙述的想象性情节来弥合。总的来说，时代动荡与亲缘矛盾给家庭烙印的双重伤痕，以及对创伤的修复与缝合贯穿了整部剧的叙事进程。
在家庭这一基础单位上，《人世间》以周秉义、周蓉、周秉昆各自的生活和成长轨迹构成了三个向心圆，通过描写三个主要人物与其他角色的交际关系来逐层铺展叙事支线，几个小的叙事单位又因主角的亲缘关系而产生自然的人情交集。剧中描写的“光字片”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交往，并不是悬浮在生活表象之上的，而是紧紧依附着现实生活中人情关系的多元形态，再浓缩为具有典型意味的戏剧情节。日常生活领域内，人情作为一种人际交往的运作机制，从家庭单位进入更大的社群范围后，依据不同的交往需求演化出多种形态，并依据情感成分的逐步递减划分为：亲缘关系型、情感需求型、尚礼互惠型、不当获利型［3］。人情社会交换关系的发生基于“情”的需求，人们所期待的交换关系也不是一次性完结，而是能持续性地循环。当人情交往中的情感诉求、互惠诉求或利益诉求中断或落空后，相应地会引发伦理冲突。在 《人世间》里，创作者撷取了人情交往关系中具有典型意涵的日常形态 （如送礼互惠、人情资源互通等）来编织叙事支线，由人情关系引发的日常冲突交织成了伦理叙事的戏剧冲突。
（一）“礼”引发的戏剧矛盾
“礼”是中国人情社会运转的一大核心要义，也是人情得以连接和交流的主要方式。《礼记·曲礼》记载道：“往而不来，非礼也；
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在人情伦理从自然属性过渡到社会属性的过程中，“礼”往往符号化为物质意义上的礼品。《人世间》的创作者在剧中多次通过与送礼相关的现实矛盾来构置戏剧矛盾，比如，第15集-16集中，姚立松意欲通过周秉义与郝省长的关系托情办事，过年前特地给周秉义寄来南方特产；
周志刚在春节前夕返家团聚，捎了两罐茶叶要送给周秉义的岳父岳母；
周秉义将两份礼物带回郝家，金主任的态度却十分冷淡，因为周秉义曾经为了帮助妹妹的朋友蔡晓光而求助于郝家，郝省长和金主任认为他往后会有多次类似托关系的行为，便对送上来的新年礼物冷漠置之。第17集中，郝冬梅父母计划要亲自拜访周家，但郝父突发哮喘被紧急送医，金主任只好安排黄秘书带些礼物到“光字片”以表心意，然而，黄秘书却把姚立松送的礼物和周志刚送的茶叶又转送了回去，无心的失误令亲家关系陷入僵局。这一乌龙事件引发了郝冬梅与金主任、周志刚与周秉义、周秉义与周秉昆三组人物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套礼俗系统与交换原则，礼物交换行为是基于情感因素进行的，正如在周父送礼、郝家还礼、秘书错送礼品这一连续的情节叙述中，每一个人物表现出的心理动因都是情感性的。但是，“中国熟人社会群体之中，礼物的馈赠基本上都包含了对收礼人回报的期望。”［4］这种回报仍是情感性的而非物质实体，一旦情感赠予的期待落空之后，剧中以人情纽带支撑起来的人物关系便生发出戏剧化的伦理冲突。
当主导送礼这一行为的情感性因素逐渐弱化而工具性因素不断增加时，礼物交换在人情关系中的表征意义便逐渐功利化。在以自我为中心、人情为支点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为处理日益复杂、多向交叉的社交圈层关系，往往会选择以礼物交往的方式来达到利己的诉求。比如，《人世间》第30集-35集描写周蓉夫妻婚姻危机的叙事段落里，创作者围绕送礼行为设置了一段情节序列：1.冯化成找周蓉的导师疏通关系，给诗歌比赛的评委老师送礼。周蓉认为这一行为破坏了自己和导师之间的人情关系，冯化成辩解称是为了尽早获得分房资格，并直言给导师送礼、找评委做工作是一种高尚的堕落。争吵过程中，周蓉一气之下撕毁了诗歌比赛一等奖的奖状这个对冯化成个体精神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物质鼓励。此时，一个特写镜头拍摄了摔在地上碎裂的相框，喻示二人原本幸福的婚姻生活出现了难以缝合的裂隙。2.为争取分房名额，冯化成建议周蓉给主管分房事宜的主任送礼，内心高洁的她一时难以抉择。好友蔡晓光理解她的处境，便帮忙张罗一切事宜，并且得到了主任一定落实分房名额的承诺。3.主任违背了承诺，周蓉夫妻没有拿到分房名额，周蓉找主任要回了蔡晓光送的礼物，夫妻俩又一次爆发了争吵。冯化成指责周蓉完全是“自我中心惯了，做起事来不管不顾”，而以周蓉的认知视角来看，她既做不到放下精神层面的高洁去向庸俗世情妥协，也无法理解人情关系中那些界限模糊的交往方式。历此风波之后，夫妻俩终于看清了二人思想认识的偏差与生活追求的分歧，这段婚姻关系也最终走向了破裂。
（二）人情资源互通的叙事性呈现
以周秉昆为首的“六小君子”从小一块生长在“光字片”，他们同在工厂部门里工作，从就业、恋爱、成家到经历下岗潮、乡镇企业改制、市场经济兴起、亲人相继离世，期间各种羁绊和矛盾皆绕不开人情交往。比如，周秉昆因冯化成的诗歌受牵连后，是几个朋友帮着郑娟照顾卧病在床的周母；
乔春燕的两个姐姐返城后暂住在郑娟的老房子，周秉昆看在过去乔母照顾母亲的情分上没有收房租；
孙赶超家占地建房，与邻近的大熊家起了冲突，在现场的警察龚维则因此事被停职处分，周秉昆为了不连累龚维则请求曲秀贞相助，结果被曲秀贞骂了一通；
周秉昆攒钱买了新房，将空出的周家老宅借给了下岗待业的肖国庆一家，还托关系替孙小宁和吴倩在书店安排了工作；
周秉昆的过失行为导致骆士宾意外死亡，在他服刑期间，朋友们竭尽所能地帮衬着郑娟母子，让郑娟代替丈夫出席每个大年初三的聚会。总体来看，以情感性的互惠为交往诉求的人情形态结构是 《人世间》文本的伦理叙事形态，剧中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人物关系的塑造，均体现了人情社会中非利益性的交往原则。
在中国人情社会的整体环境下，人情是维持情感交流和人际往来的关键，人情交往也被视作一种有效的“关系资源”。在日常生活中，人情伦理与权力关系的互渗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与人之间某种习得性的交往原则和处事规约。在 《人世间》中，因为周秉义的特殊地位，亲戚朋友总是下意识地希望借助人情关系的运作来谋求权力资源，比如，周秉昆出事后，杂志社邵主编连夜坐火车来找周秉义，希望他能传达一个指示，好帮周秉昆保住编制；
乔春燕因为洗浴城涉嫌违法营业被公安部门调查，曹德宝让郑娟去求周秉义，被拒之后不由分说就将上门道歉的郑娟轰走。此外，从第51集周秉昆出狱、亲友团聚、合伙创业到第54集旧城改建、“光字片”搬迁，在整个叙事段落里，人情资源的交换现象也缝合进了每一处情节细部的衔接中，周秉昆与亲友之间的人情往来生成了伦理叙事的情节骨骼。比如，周秉义调回吉春市主持“光字片”拆迁改建工作，创作者通过几个重复场景来表现“光字片”居民自发地聚集在周秉昆家院前讨论拆迁公告，“光字片”群众间形成了一种能透过周秉昆打探到分房信息的共识；
当乔春燕得知于虹分到的房子是周秉义特事特办的，便也想仰仗“干哥”走后门，多争取一套房子的分配名额，一场闹剧导致好友之间拳头相向、关系破裂。剧中人物因不同的利益诉求、现实因素的牵绊所产生的人情冲突与伦理叙事相互嵌构，世俗日常中真实的人情伦理形态通过叙事性手段 （如角色形象的转变、人物关系的裂变以及情节冲突的激化）得以呈现。
《人世间》通过影像伦理叙事将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形态生成为文本的叙事机制，塑造了典型人情社会中典型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和伦理冲突，并将人情伦理叙事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和在地化的审美语境，将情感、礼义与落到生活里的烟火气形塑为影像叙事的审美载体，表现出了一种独具本土影像美学的现实主义风格。比如，第5集周志刚搭便车去看望周蓉这一场景：两辆卡车堵在路中间，修路工人本来要下车帮忙，只因对方司机说了一句“不然谁都走不了”，工人们便纷纷撂下铁锹。周志刚打着圆场道“几锹沙子的事，帮帮他吧”，一个工人回答“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前几年武斗还打过我们……求人都要有个求人的样子”。冯化成为了能让大家早点回家，主动请缨下车帮忙，众人见状才再次拿起了铁锹。再如，周秉昆入狱服刑期间，原本与他没有过多交集的饭店服务员李双华特意到监狱里关心问候。这是因为之前李双华不太注重个人卫生要被辞退时，周秉昆看她家庭情况实在困难便让她留下来继续干，所以李双华对周秉昆过去的关照和教诲一直感激在心。诸如此类在叙事进程中插入的细节，无不体现着中国普通百姓基于人情伦理思想而形塑的生活经验、情感态度和思维习惯。
没有绝对的恶，也没有不计后果的善；
没有打破原则的付出，也没有壁垒坚守的对抗。一些深刻的过节与矛盾在人情往来中能得到暂时的、合理的解决，毫无亲缘关系的人也能在相互摩擦、体谅与扶持的人情关系中产生深厚的情义。
正如 《人世间》创作者所说，该剧呈现的多层叙述情节是高度戏剧化的，但整体来看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它将现实日常中人情伦理关系里的各种矛盾、摩擦与纠缠，提纯、凝炼到文本的叙事肌理之中，建构了一个具有双重指涉意义的故事世界，戏里的一切既映射着现实，又迸发出一定的审美意涵。人情伦理叙事在按照生活的真实状态去营构叙事机制时所彰显的本土现实主义精神，也深刻地表达了中国人在世俗日常、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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