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
【导 读】 当前,人们的收入和物质财富远远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人们平均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少,很多人经常性地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这种现象固然有经济产业调整、社会结构变迁方面的原因,但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变化也不容忽视。当代社会对人们精神状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人们通常花大量的时间在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络上,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韩炳哲的《透明社会》一书,对信息时代人们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入分析,为理解当今的“过劳时代”提供了新的视角。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就预测,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花费更少的时间去创造相同的产出。人们的空闲时间将会越来越多:10年后,每周只需工作15 小时即可;100年后,人类会因无所事事而烦恼。将近100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新技术、新科技层出不穷,生产效率和经济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凯恩斯预言的“闲暇社会”并没有出现。尽管现在人们在物质上比以往更富有,有更多的生活便利设施,但人们也似乎更忙碌。当代都市白领正是这种生活工作方式的典型代表。他们一般拥有高学历,从事高技术含量的工作,领取高薪,在生活上追求品位,消费水平高,经常性购买奢侈品,但他们工作强度普遍过大。在国内对2019年白领每周加班时长调研时发现,对于八成白领来说,加班是常态,从不加班的白领仅占18.05%。其中,每周加班3小时以内的白领最多,每周加班10小时及以上的超20%。这意味着,加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1]人们对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和忙碌的生活方式也逐渐习以为常。这种“过劳”的工作—生活状态并不是中国独有,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状况。
按照凯恩斯的预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收入的提高,劳动者愿意放弃一部分收入去减少工作时间。可当代为什么很多人更乐意去加班?只有找出其中的原因,才能全面认识当今“过劳时代”并提出解决措施。当今对于“过劳时代”原因及后果分析的书籍和研究很多,但其中对当今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态的分析和批判很缺乏。本文将结合韩炳哲的《透明社会》一书,对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人们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进行梳理,找出其与当今“过劳社会”的内在关系。德国新生代思想家韩炳哲,1959年生于韩国首尔,1981年在韩国学习冶金学,之后远渡重洋到德国学习哲学、德国文学和天主教神学。他先后在弗赖堡和慕尼黑学习,并于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获得弗赖堡大学的博士学位。2000年任教于卡尔斯鲁厄建筑与艺术大学,2012年起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8—20世纪伦理学、社会哲学、现象学、文化哲学、美学、宗教、媒体理论等。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西班牙《国家报》誉其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他在作品中对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的精神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他清新的文风、清晰的思想、深察的洞识、确切而犀利的论述,对于梳理当今“过劳时代”的技术和精神根源显得尤其重要而富于启发。2019年,韩炳哲的系列作品《精神政治学》《爱欲之死》《在群中》《他者的消失》《倦怠社会》《娱乐何为》《暴力拓扑学》《透明社会》《美的救赎》中文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其中,《透明社会》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数字信息时代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
工业革命以后,在工业化国家,人类大规模由农村迁往城市。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并没有改善广大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劳动者不仅收入微薄、工作环境恶劣,而且工作时间极长,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十几小时。以当时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很多工人每天要工作18 小时,就连妇女和儿童每天都要工作十几小时。除此之外,工厂的工作环境极差,工伤事故频发,工人们在封闭拥挤的工厂里做工,呼吸带有粉尘、煤渣和浓烟的空气,忍受着巨大的机器噪声。工人们的饮食、居住条件同样恶劣。很多工人买不起新鲜的食物,只能拿腐败变质或者掺假的食物充饥,他们的住宅通常是阴冷、潮湿、肮脏和拥挤的地下室或者阁楼。繁重的工作和低劣的生存状况严重摧残着劳动者的身心健康。1750—1850年这100年时间,英国工人的平均寿命从40 岁下降到35 岁左右,工人的平均寿命不仅远低于工厂主,也低于同时期的英国农民。很多人二十几岁就丧失了劳动能力。同时,工人的教育资源极为有限,受教育程度也很低。很多工人在精神上空虚堕落,靠鸦片麻痹自己,通过酗酒缓解苦痛。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描述当时工人的状态:“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毫无力气,面色苍白,由于患有热病,他们身上除了那些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肌肉外,其他肌肉都是松弛的。几乎所有人都消化不良,因而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症,总是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都会病倒。所以他们老得快,死得早。”[2]
一方面,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严重压迫受到激烈的反抗和批判。工人运动的兴起,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批判,促使各国通过立法限制劳动时间。另一方面,第二次科技革命以来,新科技的应用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资产阶级由追求绝对剩余价值转向追逐相对剩余价值。即使实行8 小时工作制,也能获得丰厚的利润。“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项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3]西方发达国家工人的生存状况大为改善,工作时间也大大缩短。双休日和8 小时工作制逐步实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生产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转化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并跨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中产阶级的队伍在扩大。这一趋势在“二战”以后更为明显。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普遍移居设施便利、社区治理良好、宽敞的郊区住房,并在工作之余与家人享受闲暇时光。这种生活方式成为那个时代美国梦的代表。这一时期的日本同样如此,“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使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状况大为改观。就职于大公司,获得丰厚的薪水、稳定的工作并且有充足的时间去升级消费的生活,是当时很多日本年轻人理想的工作—生活模式。[4]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新科技的应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没有止步,但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工作时间缩短的趋势没有延续下去。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普遍开始延长,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世界进入一个“过劳时代”。
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兼职和加班开始流行起来。据调查,在2000年,四分之一的男性白领和十分之一的女性白领每周的工作时间在50 小时左右。日本的过劳现象更为严重,2016年,日本男性正式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已经高达53小时,而短时工的工作时间比正式工更长。中国、印度、泰国、菲律宾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过劳状况,比发达国家更严重。中国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高达46.3 小时,比法定每周最高工作时间高出2.3 小时。上午9 点上班、工作到晚上9 点、一周工作6 天的“996”工作模式,成为白领的常态。很多年轻人的过劳死现象层出不穷。但很多舆论甚至把“996”工作模式视为年轻人积极奋斗的象征。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过劳时代”相比,当前的过劳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过劳同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的不断升级并存。2022年一季度,美国的人均月收入已经高达3340 美元。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虽然不如美国高,但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超美国。2002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4532元,2021年达到35128 元,增长了将近7 倍。在生活和消费方面,中国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1.76 平方米,平均每户住房间数为3.2,平均每户居住面积达到111.18 平方米。其中,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36.52平方米。目前中国人正处于居住条件最好的时期。中国社会消费总额2021年为440823.6 亿元,20年以来将近增长了10 倍。[5]中国已经有将近一半的家庭拥有汽车,中国人在旅游等非生活必需品上面的花费也在逐年提高。其次,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终年辛苦劳作和资产阶级的有闲生活,当前的过劳现象出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是一种更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普通员工普遍过劳,大部分企业管理人员也存在超负荷工作的现象,很多年轻企业高管的“过劳死”案例也经常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而一项对中国3539 位企业家的调查显示,90%表示工作压力大,76%认为工作状态紧张,25%患有与紧张相关的疾病。不仅很多处于工作年龄的劳动者处于过劳状态,还有不少退休人员不得不继续工作。目前,日本的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就业人口达到了800 多万人。不仅劳动者过劳,学生学业负担也越来越重。在中国,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严格限制中小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但中小学生的校外自由时间被作业和校外培训严重挤压,造成中小学生负担严重。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民生调查显示,超过60%的小学生和接近50%的初中生作业时间超过教育部门规定的标准。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2017显示,在校期间,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平均参加校外培训的时间分别为6.4、5.4、5.2 小时;暑假期间分别为14.7、16、14.6 小时。[6]日本的学生负担也很重,日本文部省的调查显示,1985—2000年,上补习班的孩子在小学生之中的比例从17%增至28%,在中学生之中从45%增至70%。有的补习班上到深夜12 点以后,被称作“日期变更班”,有的补习班一天要上8 小时以上的课。[7]185
工业革命初期,劳动者过度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迫;而当前很多人似乎更愿意去自我加压,选择这种忙碌的生活方式。因此,本文从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层面去剖析当今“过劳”的根源。对人们精神状态改变最大的莫过于始于20世纪末的信息革命。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的数字信息时代,铺天盖地的各种电子信息充斥着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人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地采用互联网,而不是传统的面对面交流,同时不仅人和人之间联网,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更多的物品也进入电子网络,人和物都高度数字化。人们对数字化和信息化的狂热追求近乎病态。一方面,人们尽可能地把认知范围内的一切进行数字化和信息化;另一方面,人们又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认知范围控制在数字信息以内。这个社会中,“当事物退去所有的否定性,当它们被压扁、抹平,当它们毫不抵抗地融入资本、交际信息的顺流之中,事物就成了透明的。当行为变得可操作,当它们屈身于可计算、可调节、可控制的过程,行为就成了透明的。当时间被抹平为一个个按次序排列的、可供人使用的现在,时间就成了透明的”[8]1-2。这样,人们就为自己打造出一个“透明社会”。
在这样的“透明社会”里,人们时刻都在接收着铺天盖地的信息,但人们并没有变得更睿智,相反,在信息的海洋中,人们逐渐丧失了处理信息和获得对真相认知的能力。信息只是人们对这个世界表面的、描述性的认识,这种认识的碎片化是真假难辨的;而对真相的认知是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经过人们的处理加工形成的。信息的不完全和缺口是人们进行推理、归纳、分析等活动的动力,这是人类社会认识发展的精神根源。在“透明社会”里,人们对信息的过分追求,导致人脑对信息的加工处理活动越来越退化。这样就导致了“对‘透明’ 的强制追求确确实实正在摧毁那些肯定的、富于生产力的人类存在于共同空间”[8]7。
在当今的“透明社会”里,人们不仅接收到海量的信息,还会不胜其烦地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去展示自身的方方面面,从物质的到精神的。人们时刻接收这样的展示,并时刻在展示自身。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对展示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依赖,似乎展示的意义超过了事物本身的使用价值。展示成为最终的意义。“在展示社会中,每一个主体都是自己的广告对象。一切都是以它的价值来衡量的。”[8]20展示成为人们努力工作和生活的动力,推动人们去努力获得超越别人的展示品。信息社会越发达,人们的展示行为越多,展示就越成为人们的一种压迫力量。
在“透明社会”里,人们尽管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大量信息,与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交往,但思想匮乏且认识片面化,因为“大量的信息不会产生任何真相。信息被释放得越多,世界就越难以看清。超信息和超交际不会为黑暗带来光明”[8]70。因此,人们一方面被信息的海洋所蒙蔽,另一方面又被展示所驱使,信息的流畅并没有给人们真正的自由,反而导致了人们的自我奴役和自我剥削。“如今人们皆在自我剥削,而同时却还妄想着身处自由之中。”[9]这种剥削很难摆脱,因为“比起剥削他人,自我剥削要有效得多”[9]22。当今人们自我剥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消费主义和“内卷化”,成为当今“过劳时代”的重要直接原因。
消费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通过消费来满足被现代文化刺激出来的欲望,这种欲望远远超过人们的生存需要。对于消费的对象,“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在一种文化中的符号象征价值”[10]。符号象征价值只有在向他人展示中才有意义,因此展示是消费主义的基础和前提。炫耀性消费在人类社会中自古就有,在信息时代之前,受到很多限制。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消费主义开始萌芽,那时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只不过是“和邻居比阔气”[11]。而到了如今的“透明社会”,展示的范围由一个相对较小的圈子,变得无限扩大,甚至变为全球,同时人们消费的选择也比以前多得多。这样消费主义在如今被极大地刺激起来了。
在今天,很多人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尽管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但人们更在乎相对收入的增长。人们在展示社会中,由于收入的增长是普遍的,所以大多数人在攀比中并没有获得满足感。即使那些在展示中感觉获胜得到的满足感,也是不能长久的,人们对于展示性消费,需要不断地继续刺激。这样就很自然地造成了人们收入的增加永远赶不上人们展示性消费的欲望增长的速度。很多人为了满足消费欲望,只能甘愿放弃100 多年来劳动者前辈争取来的缩小的工作时间的权利,去接受加班获得额外的加班补贴。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就形成了很多劳动者主动性的工作时间的延长。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主动接受超限额的劳动时间时,那些不愿加班的人为了不被解雇,也不得不接受额外的长时间的工作。这样又形成了另一部分被动的工作时间的延长。
人们之间很自然存在相互炫耀、相互攀比的心理,这种心理在“透明社会”里由于对展示价值的过分追求被无限放大了。这种展示不仅在消费方面刺激了消费主义,在其他各个领域还造就了当前的“内卷化”现象。“内卷”一词最初由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提出,用来指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状态,不能产生新的突破,只能进行内部结构的精细化。这一概念之后逐渐被其他学科采用,产生了“农业内卷化”“制度内卷化”等新词汇。近年来,“内卷”走出学术研究的领域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网络流行词汇。主要指个体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努力,但整体的收益没有增加。人类社会上的“内卷”现象并不是现在才有,但现在的“透明社会”中,人们过多追求展示价值,因此,会投入极大的精力去获得别人的赞赏,而不在乎自身真实需求。人们在网络上的攀比总是得不到满足,迫使人们不断去制定新的更高的目标,形成社会日益严重的“内耗”。“透明社会”中,信息技术成为“内卷化”的催化剂。
当今中国,“内卷化”最严重的群体莫过于未成年和青年学生。当今的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资源都是前所未有地充沛,可竞争反而是空前激烈。主要原因是,在“透明社会”中,受教育的目的逐渐异化为获得在人际交往圈中炫耀的资本,家长和学生很容易看到比自己的孩子或自己更优秀的目标,从而产生不安和焦虑,迫使家长不断地投入金钱和精力,迫使学生更加努力。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很多家长愿意斥巨资去购买学区房,在学校给学生减负的情况下,又投入金钱和精力,去参加校外辅导。对于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高校越是扩招,对名校和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追求就越强烈,学生之间的“内卷”就越严重。教育“内卷化”不仅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和劳累程度,还迫使家长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拼命工作,去维持日益增长的教育的投入。然而,尽管个体在教育“内卷”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整体的教育资源并没有增加。
在当今的“过劳时代”,忙碌成了社会各个群体普遍的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对过度劳累的个体还是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重的过劳首先会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研究发现,每天加班2小时以内,对健康的影响还不明显,可是如果超过了5 小时,将会明显缩短睡眠时间,生理机能将难以恢复。长期超时工作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并增加过劳死的风险。同时,过劳还容易导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通过吸烟、酗酒、吃重口味食物来缓解压力,等等。过度劳累还会导致精神类疾病,甚至有人因压力过大而自杀。
异常心理学研究认为,大量社会或生活压力冲击会造成人们原有心理结构解构,感到心理上越来越焦虑。[12]在“透明社会”中,过劳也被当成了展示品,被赋予努力和走向成功的展示标签。当很多人都处于过劳和忙碌状态时,会通过展示使其他人感受到竞争的压力,这样就把焦虑的情绪传导到整个社会。一部分人从而也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另一些人因为感到努力没有结果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当前的网络流行词“躺平”“摆烂”就是后者的写照。“躺平”和“摆烂”是“透明社会”中对自我的无奈和窘境的展示。这样会引起社会群体的分化,并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造成不稳定因素。
过劳社会引起的少子化和人口危机也值得高度警惕。过劳社会中,由于工作时间过长,人们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家庭。另一方面,由于教育的“内卷化”等,养育子女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人不愿或者承担不了家庭的责任,因此推迟结婚或者不结婚,结婚的人中也普遍不敢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最长的[7]165,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也最低,2021年只有1.3,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2.1,而且近年来一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教育“内卷化”更为严重的韩国,总和生育率甚至低于1.0,并且在2021年出现人口的负增长。一国之内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过劳与生育率的关系。在日本,男女都从事长时间工作比例越高的地区,婴儿出生率越低,两者呈现反比的趋势。[7]186长期的少子化和人口危机必然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
在过去和当前,世界各地都存在缓解过劳的实践。这些实践主要在政府立法、企业与个人选择方面。首先,各国普遍存在限制工作时间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立法。比如,日本的《劳动基本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命令员工每天工作超过8 小时、每周超过40 小时。法国在2001年引进了每周35 小时工作制。但这些法律和法规都存在特殊条款,如日本的《劳动基本法》第36 条规定,用人单位只要与超过半数员工的代表签署劳动合同,便可使员工延长工作时间或在节假日工作。这些特殊条款常常被利用来使员工超时工作,甚至在没有额外补助的情况下加班,从而导致各国普遍出现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最高工作时间的现象。近年来,针对国内日趋严重的教育“内卷化”现象,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减轻教育领域的过度竞争,给学生和家长减负。这些措施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教育资源特别集中的学区,试行“多校划片”,就是通过摇号来确定学校,通过这种方式来抑制“学区房”的过度炒作。中国教育主管部门也一直推行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和校外培训的“双减”政策。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采取空前严格的措施,来实现“双减”的目标。特别是第一次禁止校外培训机构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进行学科类培训,不仅给孩子更多的休息时间,还间接减轻了家长的负担。
在美国和英国,面对工作时间过长导致的工作与生活的失衡,出现了“工作与生活平衡运动”。具体来讲,公司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形式上充分考虑员工的生活和家庭需求,为员工提供便利。比如,实行弹性工作制,上班时间可以灵活调整、远程办公等,以及设立托儿所、为配偶找工作等措施为员工的家庭提供便利。美英两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运动”使员工的工作时间非标准化,使其多样化、分散化和个人化,并对员工的生活给予关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作和生活的失衡,但是员工整体工作时间并没有减少,过劳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作与生活失衡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减速生活”的运动也正在兴起。在美国,过度工作和过度消费是普遍的工作生活模式。这种模式就好比高速行驶的轿车,“减速生活”就是把轿车切换到低速排挡,实行这种转换的人被称为减速生活者(down shifter)。[13]减速生活方式包括放弃一定收入去换取更多自由时间,抽出更多时间来陪伴家人,采用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等等。在日本,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减速生活。他们选择提前退休或选择工作时间较短的工作;或者离开生活节奏快的大城市搬到小城市或者乡下去过田园生活,他们当中最典型的是搬到冲绳去居住。这导致了并没有很多产业和就业机会的冲绳迁入人口高于迁出人口,外来人口比本地岛民还多的现象。[7]173尽管“减速生活”的运动和倡议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摆脱了过劳的生存状态,但是将“减速生活”诉诸行动的人相对较少,难以改变全社会整体上的过劳状态。
尽管已经出现了很多防止“过劳”的实践和尝试,但当前人们过劳的状况整体上并没有明显改变。《透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当前信息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去分析人们自我加压的精神根源。同时,对我们认识科学技术的应用与人的关系给予了启示。人们要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减速,要减轻来自“透明社会”的精神压力。人们应该少一点对展示价值的追求,多一点对自身现实需求的关注。不应当忽视传统的交往方式和媒体的价值,人们应当减少在屏幕前的时间,去进行邻里交往,参加社会活动,在一起阅读和讨论报纸、杂志、纸质书籍。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当前过多地被资本所绑架,在展示社会中,通过广告宣传向大众推广。而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不一定给人们带来好处或便利,甚至有的科技应用对人类来说是灾难。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须有人文的指导。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的初衷是提高工作效率,但工作效率的提高并没有解放人,反而新技术成为人类自我压迫的工具。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还会继续,未来科技会使人类的工作生活变得轻松还是更忙碌呢?
注释
[1]搜狐网.超过七成白领无偿加班! 996 工作制重灾区竟不是互联网行业[EB/OL].https:/ /www.sohu.com/a/309146725_161795,2022-09-0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78.
[4][美]傅高义.日本新中产阶级[M].周晓虹,周海燕,吕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49.
[5]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 /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A01&sj= 2021,访问时间:2022年9月2日。
[6]佘宇,阙明坤,杨开勇,单大圣.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负担治理:“双减”政策及长效机制建设[J].管理世界,2022(7).
[7][日]森冈孝二.过劳时代[M].米彦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
[8][德]韩炳哲.透明社会[M].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9][德]韩炳哲.在群中[M].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22.
[10]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7.
[11][美]朱丽叶·斯格尔.过度劳累的美国人[M].赵惠君,蒋天敏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32.
[12]陈道明.国民心理和谐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心理学探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10).
[13][美]朱丽叶·斯格尔.过度消费的美国人[M].尹雪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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