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琛 杜恒义
（1.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58；
2.中共滕州市委党校 山东 枣庄 277500）
中国近代哲学重建本体论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问题，值得给予高度重视。中国哲学本体论虽有“天人相分”的观点，但主流观点是“天人合一”。明末清初至五四运动这段时期，中国哲学史进入近代哲学时期，并正式拉开了哲学变革的帷幕。其中，王船山提出的“能所”思想，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本体论正式自觉地向类似主客二分式过渡，形成了中国近代哲学本体论的一个转折点，正式开启了向西方近代哲学召唤主体性原则的时期。本文在现实的维度上对中国近代哲学重建本体论所实现的哲学变革进行历史反思，力图证明中国近代哲学本体论向主客二分式转变并没有抛弃“天人合一”思想，恰恰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辩证超越。中国近代哲学以主客二分式重建本体论，实现了对人之主体生存的本体论观照。同时，将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通过对主客二分式的认识论的吸纳与转化，实现人的主体性回归。中国近代哲学批判继承“天人合一”思想，借鉴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分式，开辟了一条吸纳并超越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式的哲学变革之路。
本体问题，就是“人生在世”的结构，即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础和核心。中国近代哲学是对先秦哲学、秦汉至明清之际哲学的继承和超越，其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是本体论的根本变革。这种变革不是全盘移植西方近代哲学本体论，而是以中国哲学本体论为“体”，以西方近代哲学本体论为“用”，使本体去蔽于主体改造客体的现实实践之中。哲学使现实的人在感性活动中自觉澄明生存本质精神，是现实的人生存本质的形而上学表达。因此，哲学本体论必然体现着人的主体逻辑，必须自洽于人的现实感性生活。然而，中国哲学在近代之前却试图用“天”压人，不可避免地将脱离人的主体性的抽象“天人合一”为本体，忽视了主体本身在客体改造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哲学在明清之前停滞于“前主客体关系的天人合一”，构建的是全面压制人的绝对命令，因而限制了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国近代哲学就是要批判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推翻“天”对人的统治，破除对抽象之“天”的盲目崇拜，从而确立人在感性世界中的现实生存方式。可以说，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虽具有不可忽视的先进性，但也具有不容掩盖的缺陷。倘若不对此进行批判，必然会忽视对人之主体生存的本体论观照。
严格意义上来讲，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式思想发端于柏拉图的“理念论”。明确地将哲学主导原则导向主客二分式，则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儿。当然，笛卡儿的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没有进入主客二分式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因素，将“神”作为世界万物的共同本根。黑格尔提出的“绝对精神”使主客体实现了最高阶段的统一，是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式的集大成者，但他的“绝对精神”也上升到了世界万物之最终本根的高度，体现了人与世界相通这一人类精神的最高形态。总而言之，从笛卡儿到黑格尔，西方近代哲学虽时有体现没有进入主客二分式的“天人合一”思想，但其根本原则仍是主客二分式。中国近代哲学的变革同样表现为“主体性哲学”转向，但与西方早期自然哲学的转向又有着本质的差别。相较于西方早期自然哲学主体性转向的内生性，中国近代哲学则是借助于外在力量，在吸纳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式的现实过程中生成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人本逻辑，实现了向人之现实生存的回归。在先秦哲学时期和秦汉至明清之际的哲学时期，中国哲学各派一般不关注主体和客体以及思维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的问题，完全混淆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否定了主体与“天”这个存在的本体论关联，因而世界之本体是与人无涉的超感性存在。先秦哲学和秦汉至明清之际的哲学虽肯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同一性，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主客不分，造成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严重脱节。可以说，只有揭示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才能从中转向本体论的主体逻辑。如果对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没有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必难以转向本体论的主题逻辑。在进入中国近代哲学发展时期之前，中国哲学较为缺乏本体论的主体逻辑，某种意义上对中国哲学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中国近代哲学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对中国哲学几千年来的旧哲学传统进行了历史性变革，在现实的外在推动下引进西方的主体性、个体性和科学精神，打通了哲学变革的基础性环节，产生了极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然而，主体性的引进并非本体论变革的完成，借鉴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式仅是中国近代哲学本体论变革的开始，绝不是中国近代哲学本体论变革的结束。中国近代思想家不是在抽象主客体关系的超感性范畴实现哲学变革的，而是在破立并举中逐步实现哲学变革的。如果中国近代思想家没有在破立并举中逐步实现哲学变革，中国近代哲学的重建本体论之路就会有走“弯路”的危险和可能。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有错误认识。因此，我们既要肯定主体的能动地位，又要看到其发挥作用的社会历史性，以及物质条件、政治条件和精神条件等对其的影响。主体活动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哲学确立主客二分式的长期性与阶段性。换句话说，主客二分式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就有异化为抽象主观意志的可能。因此，中国近代哲学主客二分式的确立经历了在渐进中实现突破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家，从谭嗣同主张对“我”与“非我”进行区分，到梁启超大力推崇笛卡儿和康德的主客关系学说和主体性哲学，再到孙中山通过“精神物质两元论”宣扬主客二分思想，都无不体现了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式在社会生产关系变革中由浅而深地融入中国近代哲学的客观过程。从根本上来说，在小农经济走向解体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也是客观事实。因此，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先进思想家通过引进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主客二分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重建本体论的速度，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制约，而是与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的矛盾变化速度保持总体一致。
本体论的变革必然会催生认识论的变革，中国近代哲学变革不仅借鉴西方近代哲学重建本体论，同时也包含着对本体的批判，而对本体的批判是以认识论的变革为前提的。中国哲学在明清之前追求本体的绝对化，并将其作为世界万物生成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哲学的主体性被掩盖因而变成脱离主体的形而上学。本体作为人与世界关系的终极依据是绝对性的存在，但本体作为主体认识活动的现实依据却具有相对性。作为一种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的辩证存在，本体及其内在矛盾运动需要主体进行揭示。中国哲学在明清之际以前因不重视认识论而压制了哲学的本体论批判本性。没有将本体论和认识论联系起来，故中国哲学一直缺乏主体性。在明清之际以后，中国哲学在重“气”的基础上，在吸纳主客二分式的过程中，开始关注哲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才使得认识论与本体论在中国哲学中实现了结合。
在明清之际，中国哲学认知论与本体论的结合主要走的是以“气”否“理”的哲学变革之路。王船山是提出主客二分式认识论的第一人，他明确反对有脱离“气”而存在的“天理”。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被呈现出来，中国哲学发展正式开启了向认识论偏重的历史。王船山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1]。据此，王船山把“天理”划入人欲之中，否定脱离人欲之外的抽象“天理”。虽然王船山基本是从存在论上讲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2]，但他却明确提出“能所”的认识论观点，破天荒地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提出了较为明确的主客二分思想。他指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3]。他构建了较为系统的认识论，开始挑战中国哲学在明清之际以前的轻主体偏向，拯救出认识论并使其成为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认识论，而且通过强调认识论，使中国近代哲学本体开始具有了呈现出客观规律的实践形态。与王船山一脉相承，颜元也试图将朱熹“理在气先”的形而上学拉回人之现实生存的感性世界，强调“理气融为一片”[4]86、“理气俱是天道”[5]，向宋明理学“主静空谈”发起了猛烈攻击，提倡通过“事物之学”获取具体知识。到了戴震这里，中国哲学已经有了系统的认识论。戴震从“气”的条理变化出发，猛烈抨击以形而上的“天理”灭现实的“人欲”的儒家传统。戴震认为，“味与声色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气，能辨之而悦之，……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6]。这就可以看出，戴震对物与我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将认识论建立在主客二分思想的基础之上。总之，明清之际中国哲学认知论与本体论的结合顺势起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回归，开启了吸纳与转化主客二分式认识论的良好开端，具有极为鲜明的开创性意义。
鸦片战争后，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中国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思想进一步发展。从龚自珍认为“我”或“心”是世界万物动力，到魏源强调“事必本夫心”“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4]171，都集中体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近代哲学“事”与“心”的主客二分思想。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秀全举着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旗帜，发起了打倒封建神权、封建皇权、传统孔孟之道的农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在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前，把“元”作为“气”的本源，将“仁”作为“元”在人身上的现实体现和人创造一切的凭借，认为宋明理学的“天理”是“绝欲反人”的理论，为中国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思维开展提供了容纳空间。谭嗣同认为，“至于原质之原，则一以太而已矣”[4]245。谭嗣同据此提出“仁”的学说，把“仁”作为“以太”胶粘世界万物的性能，并以“仁”为依据传播西方的自由及和平等思想，对儒家传统特别是宋明理学中形而上的“天理”“天命”及其在地上的代言人“天子”进行了直接反对，在实际上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思想。严复认为，“质、力相推”演化而成世界万物，强调“与天争胜”，注重发挥人的主体性。梁启超不仅推崇西方近代哲学家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强调人贵“能有自我”，也认同康德认识论中的主体性思想，提倡“非我随物，乃物随我”[7]。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强调“心”的主体性作用，将“心”作为“万事之本源”[8]，打破了中国哲学主要从道德意义上讲知行的旧传统，对“知难行易”学说进行了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述。在五四运动期间提出的民主与科学这两大口号，对明清之际以后中国近代哲学家反对儒家的“天理”、天人合一，重视主客二分，总结与概括主体性，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环境的历史性变化，不仅给中国近代哲学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更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带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正是赶上了这样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国近代哲学的本体论革命真正突破了原有的历史局限。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哲学在对主客二分式认识论的吸纳与转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生成了主体性，深入实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有机结合。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宣扬民主和科学为起点，中国哲学伸张人之主体性的哲学变革在曲折中前进。在五四运动后，中国哲学虽面临实现主体性发展的历史机遇，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却阻碍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发展道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五四运动的历史推动力，有力地推动了解放人的主体性的哲学变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发展也受到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以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这三次“左”倾错误的干扰。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发展道路虽沿着符合发展大势的方向向前突破，但也面临一定程度的阻碍。这些阻碍虽然对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发展产生相应的消极影响，却没有根本阻断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发展道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发展实现了历史新跨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哲学界虽对主体性的概念还有一些误解，却已明确提出以主体性问题为标志，中国哲学界召唤西方主体性这场哲学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持续向前推进。可以预见的是，辩证继承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批判借鉴西方主客二分式，在伸张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超越主体性哲学，是中国哲学变革发展的现实必然。那种盲目推崇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想法，不仅阻碍科学进步，使人成为自然的“奴隶”，更会淡化人们的民主意识，使人停滞于封建社会时期的思维模式。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固然有其先进性，盲目推崇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片面排斥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分式，绝不是坚持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正确做法，而且会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式和主体性也有其局限性。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式和主体性也造成了人被物统治的现象，使人在获得一定的物质自由的同时，失去了原本的精神自由。而且，西方主客关系式和主体性精神也在哲学演进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人文主义推动了民主和科学在欧洲大陆的辉煌发展。但民主和科学在欧洲大陆辉煌发展之后，人文主义也走向了极端，使人异化为极端自负而又全职全能的神物。其中，黑格尔从感性世界中抽象出的“绝对精神”就是一例。走向极端的人文主义主观地将人绝对完善化，无情践踏自然的尊严，成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和报复。可以说，西方从封建主义和神权编织的“牢笼”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由后，又在驾驭自然的过程中走进了“物”所编织的“牢笼”当中，从而使自身陷入不自由的状态。这就要求克服极端的人文主义的弊端，防止出现人与自然绝对对立的恶劣局面。否则，不仅会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也会损害自然界的协调发展。为此，以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就对走向极端的人文主义进行批判，并对与之相联系的主客关系式和主体性哲学进行了反思。海德格尔批评在人类中心主义下以君临之势对待自然的现代人，指明了“现代人的无家可归”[9]。人与万物的融合是第一位的，主客关系是第二位的，西方的问题就在于把人作为主体来认识和改造客体放到了第一位，却对人与万物的融合缺乏应有的重视。可以说，人与万物的融合是将人与主客二分的前提。只有将人与万物的融合放在第一位，才能科学地将人与万物进行主客二分。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具有超越感性的理性认识。
由于在明清之际以前中国哲学存在长期缺乏主客关系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哲学的“落后”问题，又面临规避现时西方哲学在国际市场和国际思潮冲击下出现的将主客关系放在第一位的问题，中国哲学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要直面中国的“文艺复兴”较之于西方晚发生几百年的历史现实，强化科学思维和民主意识，推动人的主体性发展，赶超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如果我们不能直面中国的“文艺复兴”较之于西方晚发生几百年的历史现实，就不能正确认识到为什么要实现人的主体性发展以及如何实现人的主体性发展等问题，就难以成功地推进中国近代哲学的本体论革命。更进一步讲，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必须符合世界哲学发展潮流，而不能绝对独立于世界哲学发展潮流之外。如果不能成功地实现主体性发展，中国近代哲学就没法沿着符合世界哲学发展潮流的方向正确发展。中国近代哲学如果没有与世界哲学发展潮流有机融合，不仅会直接损害中国哲学的健康发展，更会间接地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相应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主观局限于西方的历史脚印，用几百年的时间走完西方主客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哲学之路，等它出现弊端后，再接着补上西方现当代“后主体性的”哲学之课。西方主客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哲学变革的道路固然值得借鉴，但盲目照搬西方主客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哲学变革的道路也不可取。如果盲目照搬西方主客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哲学变革的道路，不仅有没法成功重现西方主客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哲学变革的道路的可能，也有使中国哲学发展道路失去中国特色的危险。因此，我们应当立足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之万物一体的高远境界，将中国传统的“天人相分”思想和西方主客关系思维方式补充到中国哲学框架之中，使中国哲学跨越西方哲学发展的“卡夫丁峡谷”。总而言之，将中国“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主客关系思维方式辩证联结，是中国哲学变革的必由之路。试看未来中国哲学变革之路，必将是融会古今、贯穿东西的超越式发展，从而在积极进取的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形态与自由豪迈的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形态的辩证融合中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总而言之，中国近代哲学重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变革道路，值得给予应有的关注。当前，学界对中国近代哲学重建本体论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研究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但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较为薄弱的地方，仍需结合时代发展的具体条件进一步推进。如中国近代哲学为什么会发生哲学变革、中国近代哲学是如何发生哲学变革的，以及中国近代哲学变革会产生什么样的现实影响等问题，都需要结合具体实际进行深入探讨。这就要求我们结合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实际，对中国近代哲学重建本体论所实现的哲学变革进行进一步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反思，对其进行深化理解，不断深化对哲学变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拓宽推动中国哲学实现革命性变革的现实道路，从而引领中国哲学变革在继承和超越的辩证统一中开辟哲学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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