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杰 张元珂
内容提要：作为1970年代“地下文学”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毕汝谐的《九级浪》因在特殊年代的秘密传抄而存在众多手抄本。近年来，这部小说因“残稿本”、赵一凡所藏手抄本、鄂复明所整理的“全本”的相继面世，才得以揭开神秘面纱。借助这三个版本的比对，其文本全貌已基本得到还原。发掘和阐释《九级浪》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在我们看来，它不仅是一部反映和镜鉴时代的不可忽视的历史文本，也是一部在人物塑造、意象营构、语式实践、话语风格等方面都展现出独特艺术品格的文学文本。同时，作为一部注定被纳入文学史范畴的典型文本，其在“文革”文学史中的价值、地位，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以及自身的经典化问题，都有待重新阐释与定位。
中篇小说《九级浪》完稿于1970年秋，后便在民间被读者秘密传抄、阅读。但由于原稿未见且彼时有关手抄本的阅读记忆只存在于少数人的口述中，故其原稿形态和艺术价值一直未被充分关注和阐释。本文以最新整理的全本为依据，对其版本问题、文本品格和文学史意义再作探讨。
《九级浪》目前尚未公开出版，能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只有手稿本、两套手抄本、缺失34字的全本。手稿是最原始的、最可靠的源本，目前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也即作者所说的“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一个环湖的孤岛上”1毕汝谐：《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总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后被捐赠和收藏于该馆的“残稿”。手稿本共120页，页码标至132页，中间缺第9页、第10页、第15—24页。手稿本经专业人员修复并完成数字化，当前已可查阅。但直到今天，手稿本也并未为业界所熟知，更遑论研究了。
除手稿外，还有不少质量参差不齐的手抄本。手抄本是其主要的传播媒介，其在“文革”时期的传阅效果目前无法确知。在手稿和缩微胶片版被发现之前，有关《九级浪》的零星信息只存在于北岛、多多、杨健、刘自立等少数几位学者的回忆录或普通读者的非正式口述中。民间保存至今的手抄本的情况也是一个谜。不过，现今已面世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套，即“由赵一凡先生1970 年代初翻拍微缩胶片。原件为 135 胶片负片，页码标注为1—85，原缺第53 页，共计84 张，现存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文学资料特藏’”2鄂复明：《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 “诺亚方舟”》，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总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5页。。根据鄂复明复述，这是1988年赵一凡逝世后由其保存至今的一份完整的手抄本。手稿和手抄本先后面世，意义重大。鄂复明对这两处馆藏加以比对与补充，遂形成了于2017年面世的仅缺34字的全本。
《九级浪》也存在版本问题。姑且不论不同形态的手抄本由于传抄而不同程度地存在文字差异，单就手稿、赵一凡所藏手抄本、鄂复明整理的全本而言，从文字、段落到结构都有变化。手稿本中间缺12页和结尾缺18个段落，手抄本由于文字错 和缺失第53页，故都不可作为研究所最终依据的“善本”；
缺失34字的全本面世后，手稿本除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外，其文本阐释价值已几被封存，但相比于手稿本，手抄本和全本的结构、修辞和文本语义系统均发生不小变化。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手稿本在传抄过程中至少形成了两个不同结尾的版本：一个是以“我”和勇人相聚并在餐桌上闲聊司马丽而结束；
另一个是讲述“我”纵情声色、欺凌伍行浩等生活中的诸多不堪，以下乡插队落户而结束。在此，手稿本面世价值和意义在于为考察各种手抄本中的异文情况提供权威依据，而经由手抄本和手稿比对、补充后所形成的全本为学界全面、客观、深入研究这部中篇小说的文本形态、语义体系和主题向度提供了根本支撑。
“人物形象是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支撑着文学世界，使文学具有了丰富的审美功能和恒久的艺术价值。”1段崇轩：《变革人物观念 创造新的形象——关于人物和典型问题的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司马丽和陆子是这部小说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两个人物形象。
司马丽是一个略显高冷、不乏高雅又特立独行的女子，同时也是一位很自我、很有个性的风尘女子。这部小说首先因对这一典型人物形象之丰富内涵的探察和表现——如何“高雅”，怎样“风尘”，以及从“高雅”到“风尘”的质变过程——而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位出生于民主党派高级干部家庭、在别人眼中“不太容易接近”，“谁也说不出她的优点和缺点”，以读书、绘画、治病为人生主要内容的女子，一边痴迷艺术并将因之而自闭于一己构建的精神空间中，一边又接连沉浸于与几位男性“玩主”所缔结的情爱游戏中，其处事、言行、心态足够个性、开放、典型。司马丽初尝爱情，既而怀疑，最后放浪形骸，从根本上是由其自身病弱体质、自闭生活、肉身解放等个体质素综合造成的，而与“文革”时期的社会环境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然而即便如此，这种形象也足以对彼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构成冒犯。作者在她身上寄予了复杂的个人情感和社会关切，一方面对司马丽的身心遭际和人生历程表达出一种省察意识，另一方面又借由司马丽与“玩主”们交往经历竭力揭示“文革”前期被压制的变异的社会景观。因此，司马丽是中国当代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富有多重意蕴但有待深入阐释的典型人物。
陆子（“我”）也是小说中另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他可能是中国当代小说所塑造的第一个主动质疑“文革”主流价值观，但又自感孤独、迷惘、幻灭，且不乏自嘲、玩世倾向的叛逆者形象。“我”熟读中外文学名著，也有写作上的天赋和才华；
“我”沉浸于形而上世界，又与勇人、“马路天使”们鬼混；
“我”和司马丽的短暂交往彼此有爱，有痛，有厌倦，也有遗弃；
“我”被老畜生及其随众所欺负，同时也动辄欺凌伍行浩这种弱者……“我”的文学艺术才华、无处释放的理想、对人生的迷茫和无路可走的痛苦，以及纵于情色、玩世不恭、生性懦弱，也都显示出其在“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人物画廊中独特“这一个”的精神气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本人通过塑造“陆子”这一形象，在实录、忏悔和代偿中，完成了对自我与历史原罪的尖锐书写。
《九级浪》在结构上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共6段）：苟老太太向“我”讲述司马丽的出生经过及其家庭情况。第二部分（共10段）：苟老太太和“我”聊天，聊她在司马公馆里的见闻、她和司马丽生父的风流事以及司马丽母子情况；
“我”在阅读司马丽写给我的一封信——她在信中畅谈下乡插队后思想改造情况。第三部分（共10段）：由阅读司马丽信激起对三年前17岁的“我”和司马丽一段非同寻常的青春往事的回忆。第四部分（共6段）：回忆被苟老太太和众人的笑声打断，于是“我”放下司马丽的来信，一同进屋陪大家喝水、聊天。其中，第一、第二、第四部分属于“现在时”，第三部分属于“过去时”，“现在时”是故事展开的背景，“过去时”是小说讲述的主体，第一部分包含于第二部分中。
在第三部分，小说以“我”为视点，以“我”与司马丽的交往史为中心和主线，以勇人、勇珍、冯明、伍行浩、张三等人的故事为辅线，将主人公司马丽的情感和人生娓娓道来：
（1）“我”被常从楼下经过的一位“脸色苍白、身材单薄”，“衣着很朴素，却仍然显得不同凡俗”，“总是独自一人，而且总是步行”的女同学所深深吸引。
（2）“我”与勇人是朝夕相处的朋友。勇人、伍行浩等都是街头阿飞式“问题少年”。在一次预谋的车上扒窃行动中，司马丽装有病历的钱包被伍行浩盗取。“我”见证了这一过程。
（3）假期里的某一天，勇人约“我”一同到他姐姐家探亲。司马丽跟随勇人的姐姐勇珍学习绘画。“我”第一次见到司马丽。
（4）“我”和司马丽因艺术上的相通而彼此吸引，交流日深日频，直至产生爱情。
（5）“我”和司马丽说了那次车上偷包事件。她对“我”略有失望。
（6）司马丽遭遇老畜生的劫持和身体施暴。“我”迫于威胁而选择逃离。“我”和司马丽的关系断绝。
（7）穿插讲述勇珍与冯明、冯明与司马丽的情感或婚姻故事。
（8）后来再次相遇，司马丽向我讲述那次施暴未遂的经历，对我很失望，但“我”和司马丽依然发生了一次性关系。她的放浪和腐化让我心痛。
（9）穿插讲述勇人与老畜生、伍行浩父子的恩怨故事。
（10）“我”与勇人相聚。勇人向我坦白他与司马丽的情爱关系。
（11）“我”从他人处获知司马丽同冯明、张三等许多男人的“鬼混”，得知司马丽被诬为“九级浪”。
（12）“我”与“马路天使”们私混，放浪形骸。
（13）“我”和司马丽下乡插队。
在主述部分，局部层层铺垫（尤善用倒叙、插叙），章节前后呼应，故事主次相映，人物左右关联，从而使得“讲述”本身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在（1）、（2）中，“我”谜于其人，但不识其人；
在（3）—（6）中，“我”识其人，但不解其人；
在（8）、（10）、（11）中，我知其人，但惑于其人；
在（13）、（14）中，“我”和她冰释前嫌，各自浴火重生。在此过程中，“我”的所见与未见、所知与未知，都借助一隐一显、由此及彼、略带戏谑风格的讲述而赋予浓厚的文学意味。人物及其故事各按其位，且尽量依靠人物本身的言行、形貌、心态予以呈现，特别是在主述“我”和司马丽的交往史时，也顺带旁述勇珍和冯明（夫妻，知识分子家庭）、老畜生和女儿（父女，底层之家）、伍老头和伍行浩（父子，败落之家）、勇人和伍行浩（同伙，圈子社会）、老畜生和勇人（死敌，圈子社会）、“我”和“马路天使”（玩伴，圈子社会）等若干对次要人物的“关系图式”，从而以点带面、以少映多、由此及彼地将对“文革”时期的人际关系、社会图景、人性样态作了书写。
“九级浪”作为小说营构的核心意象，也别具丰富而深厚的文学意蕴。这一意象出自伊万·康斯坦丁诺维奇·艾瓦佐夫斯基的著名油画作品《九级浪》。风暴、巨浪、海浪中的船与人，以及视觉感极强的色彩、扑面而来的光影、层次分明的布局，构成了这幅油画最震撼人心的表意符号。一般认为，展现大自然自身蕴储着的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表现人在与大自然勇敢抗争中所迸发出的大无畏精神，是其最主要的两个主题表达向度。虽然这幅画取材于海难也突出了灾难，但总体格调并不低沉、悲戚，而旨归在于传递信心，昭示希望。然而，在小说中，这种偏于正面和褒义的表达完全被置于相反向度予以指涉：
（1）“你知道《九级浪》吗？”有一天司马丽说。她遥望着晴朗的星空，问我，也像是问那弯弯的上弦月。
“在冯明家看过……”
“我特别喜欢这幅画。”司马丽仿佛对自己说话一样，“《九级浪》是伟大的海景画家艾瓦佐夫斯基的代表作。我每次看到它，就想到‘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话。刻苦，刻苦，我还不够刻苦……”
（2）我猛然想起艾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好像没顶的大浪从四面八方涌来，前面是浪，后面也是浪。我们在下沉……
（3）“‘九级浪’是特浪的姐们……”
（4）“《九级浪》……”我想起这幅海景名画。我的迄今为止的坎坷遭遇似乎都被画在其中了。
勇人接着说：“你改邪归正。《九级浪》这幅画正好描绘出咱们这几个落水者。你改邪归正吧。”
（5）我微微一笑。这时，一个酝酿已久的想法在心里明朗了：认真地写一部小说，回答那些□□的道学君子。这将是一个中篇，但是它不会比长篇小说小。……题目不必商榷——《九级浪》。
（6）我蹒跚地往前走。在我内心世界一个巨大的浪涛呼啸着卷起，这当然是——九级浪。它仿佛要冲刷掉我总在沉思的那些问题。但这是不可能的。
《九级浪》或“九级浪”在小说中共出现6次：在（1）中，司马丽喜欢这幅名画，她从中感受到了“刻苦”二字在其学习绘画过程中的分量，而且因为这幅画，“我”与司马丽的交流渐入佳境；
在（2）中，“我”在遭遇老畜生的暴力威胁时，突然将彼时处境与《九级浪》中的海难关联在一起，是一次对自己危险境遇的顾虑和即时反应；
在（3）中， 老伍及其圈子里的“玩主”们直接将之转为对“特浪的姐们”（司马丽是典型代表）的代称；
在（4）中，出狱后的勇人回顾自己的坎坷遭遇，与《九级浪》中拼命挣扎的“落水者”产生共鸣；
在（5）中，“我”有感于往事且为了“和目前的生活方式告别”，决定创作一篇题为“九级浪”的中篇小说。在（6）中，“我”则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环境和自身存在的迷惘之思（“我茫然地站住，不知道前面哪一条是我应当循进的道路”）。由上可以看出，司马丽、老伍、勇人、“我”与《九级浪》的关联，其意蕴指涉都不一样：之于司马丽是精神励志型的；
之于老伍是原始本能型的；
之于勇人是人生共鸣型的；
之于“我”则是存在之思型的。因此，也可以断定，它并非单纯指向小说中玩主们和彼时部分读者所声传的指向司马丽混乱男女关系，而是赋予其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即小说中的各类人物被“文革”冲击得七零八乱，其痛苦而迷惘的生命遭际以及为摆脱这种处境而奋力挣扎的状态，像极了《九级浪》中的海难及在其中拼命挣扎的溺水者们。在此，尤须强调的是，考虑到小说中的“我”与毕汝谐在身份、经历和思想上的高度相通性，“我”与《九级浪》的关联以及由此所昭示出的深层内涵，完全可以看成对彼时作者自身处境、形象、意识的外显或转叙。
近年来，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因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阶段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学史意义，而且充满了丰富性与复杂性”1王一梅：《重审“新时期文学”起源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以“重放的鲜花”与旧文新生为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对照19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思潮，以及王朔在1990年代的爆红，《九级浪》这部中篇因对人性主题和欲望风景的书写而的确与新时期文学构成了某种渊源关系2陈思和和王尧分别从民间潜在写作、“文革”与“新时期文学”的关联方面肯定了《九级浪》的文学史地位及意义。比如：“作为‘文革’时期的一部民间潜在写作，《九级浪》的文学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陈思和：《卷头语》，《史料与阐释》总第五期，复旦大学2017年版，第1页。）“如果我们把‘文革’与‘新时期’两个阶段联系起来，就会重新评价王朔的一些作品，就会重新论述《九级浪》到《顽主》这一线索。”（王尧：《覆舟之后的“玩主”》，《读书》2010年第11期。）但两位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都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然而，问题也由此而生，倘若这一论定成立，另一种声音便不请自来——新时期文学的源头有这么不堪吗？这很容易导向外在于或脱离具体文本与历史语境的道德申诉。那么，该如何评价其文学史意义？
其一，毕汝谐作为彼时潜在写作者之一，以小说方式对1970年前后城市一隅纷乱的社会风景和高干子女在“文革”初期的言行、心态、情态予以实写，在题材和主题表达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小说中，玩世、打架、恋爱、烟酒已经构成了“我”、司马丽等干部子弟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自命不凡、纵于情色、放浪狂欢、打打杀杀、胡作非为，同时又感到压抑、心痛、迷惘、悔恨，从常理来说，他们的这种作为肯定为广大老百姓所不齿，但在“文革”这种极不正常的高压环境下，这种“玩世”自然也渊源有自并被赋予一种反抗力量，即表面上看，这部小说以司马丽为中心，描写了几位“玩主”们的叛逆青春和颓废人生，但归根结底还在于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文革”严重干扰或摧毁了这些干部子女们的正常生活和成长，从而将其拖入沉沦之渊和迷惘之途。毕汝谐作为前中宣部大院中的一员，依据亲历、亲为或亲见所创作的这部中篇小说，其最独一无二的价值就在于对这个阶层的“玩世”生活予以实录，并由此演变为对“文革”极端主义价值观的质疑、颠覆，因此，在客观上还是达到了解构彼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效果。
其二，这部中篇所侧重表达的人性主题及其社会关系不依附于任何一种宏大背景，而以一种不带褒贬的客观写实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内较早开启了聚焦躁动青春叙事、塑造城市“玩主”形象的先河。而其中直接触及男女间的性关系、性主题，特别是在第九节中对“我”与司马丽的一次性行为、性心理所作的细致描写，更是凸显其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拓荒意义。在个人主义、性、爱情被视为书写禁区的年代，毕汝谐在《九级浪》中对之所作的归于本位或本体的大胆书写，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须知，这些放浪形骸的“玩主”形象以及作者塑造这种形象所主动采用的避雅就俗式理念、笔法，直到1990年代才在王朔的文学实践中得到全面、充分的展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为梳理和研究新时期文学的创生与演变过程，或者说考察研究“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最具代表性的典型文本。
其三，作者彻底抛弃“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理念，转而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积极吸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从而赋予这个中篇小说以独特的精神气质。它迥然不同于官方文学理念、样式，也有别于彼时大量手抄本中那种纯粹刺激感官体验的“黄色小说”或直接对“文革”作赤裸裸批判的涉政小说，而是一部现实感、思想性、艺术性俱佳且与世界文学主潮有所接轨的精品力作。“现实感”集中表现为对玩主们青春期内的原欲、创伤、迷惘及其诱发其发生的“文革”社会背景作了独到思考和艺术表现。作者将自己在严酷环境中所遭遇到的身心压抑和为求得暂时释怀这种压抑而放纵于情色之乡的经历（暂且栖身、消解苦闷），借助小说中“陆子”这一人物形象及其故事而得到充分展现。陆子们的放浪、苦闷不独是上流社会高干子弟躁动青春期的产物，更是特殊年代极不正常的社会高压氛围、严重扭曲的社会制度折射于这批高干子弟生活和精神世界后所必然导致生成的“恶之花”。“思想性”主要表现为对陆子与司马丽人生“活法”及生命样式的深度思考与充分形塑。虽然“思想性”在这个小说中的呈现与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圆融超脱境地尚有较大距离，但其探索与实践的自觉性以及在1970年这个节点创生并流传下来的事实，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经验和新方法。
其四，《九级浪》在语式选择与实践、话语风格上作出了诸多皈依“本体”的探索，其价值与意义不容忽视。如作者所言：“《九级浪》是一场长达百日的青春热病”，唯“真实”是瞻。为此，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讲述语式，对焦点、距离、节奏、结构、语感等与“文学性”生成密切关联的关键要素作了极具创造性的艺术整合。如果考虑到这种语式在新时期小说中被广为采用，以及在1990年代以来的“小长篇”中成就诸多“小经典”，那么，1970年生成的《九级浪》在中国当代小说语式发展史上所昭示的“启下”意义当予以肯定。另外，出现诸如“我家老头子不是东西。他从小胡嫖乱色，不干好事”“你这穷光蛋”“这老杂种”这类弑父型或解构型话语，特别是再考虑到这种类型的话语在莫言、余华等先锋小说家们所广为运用并大放异彩——比如：“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莫言《红高粱》）“没有老王八蛋哪来小王八蛋……当年有名的徐大混蛋不是我……”“爹，你他娘的就算了吧。”（余华《活着》）——《九级浪》在中国当代小说语言发展史上首次所昭示出的实践意义也应予以肯定。
《九级浪》呈现了与“文革”主流叙事完全不一样的风景，表达了那一代城市青年人感性、盲动、躁热、癫狂的成长主题。不论公开描写青春期内的爱欲体验，还是揭示逃学、偷窃、打砸、欺凌、乱性等混乱的社会风景，以及传达低沉、颓废、阴暗、感伤的情绪基调，在“文革”期间都是极其少见、异常尖锐、冒险的文学实践。小说中的几位人物形象及其结成的关系图式都极具典型性，对“文革”前期被历史抛弃的城市“玩主”们的生活、心态和精神风貌的展现也足够真实、深刻。这种负审美、反主流的写作典型地反映了“文革”时期“潜在写作”（陈思和语）所呈现的异质景观。
《九级浪》从人物塑造、主题表达、语式实践到话语风格都与新时期文学存在割舍不断的内在关联，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开创或典型示范意义是无须赘言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毕汝谐及其《九级浪》并没有彻底摆脱或消弭时代所施予的强力规约性。或者说，“文革”主流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在对作者构成强大压力，继而内化为自我审视与改造的无形力量。作者在《九级浪》基本限于个体的成长叙事范畴，而非直接指向对“文革”内乱本质的深刻认知与批判。司马丽、勇人、陆子等人虽无一不存在严重成长问题，但最终都又在接受再教育或下乡当知青等活动中得到彻底解决。在此，审视和告别“旧我”后所生成的“新我”，却在客观上确证了“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合法性与指导性。这种彼时作者所主动为之的修辞愿景与文本所展现的主体意向存在巨大悖论。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部反映和镜鉴时代的历史文本，也是一部注定被纳入文学史范畴予以深入阐释的典型文本。从目前的接受情况来看，这部中篇小说作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文本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从被学界广为认同和阐释的“地下文学”到陈思和的“潜在写作”等文学史概念，都迫切需要《九级浪》这种典型文本的支撑。而从其形态、内涵来说，它已完全具备了这种被经典化的机遇、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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