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武 陈 平
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1948—）对移民问题始终如一的深切关怀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高度关注，其实商贸主题也是古尔纳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古尔纳出生于东部非洲的桑给巴尔，独立后归属坦桑尼亚，其母语为斯瓦西里语。由于20 世纪60 年代桑岛政权交替，内部动乱，古尔纳为躲避迫害便逃到了英国。此后，古尔纳便一直在英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作为研究者，古尔纳的研究领域为后殖民文学，曾撰有多篇关于奈保尔、恩古吉、索因卡等作家的研究文章。作为小说家，他目前已发表了10 部长篇小说，还零散发表了一些短篇作品及随笔。《天堂》（Paradise, 1994）是古尔纳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曾获得布克奖提名。这部小说不仅有着引人入胜的情节，更有着丰富深刻的文化意蕴，所营构的文学空间充分体现了古尔纳学者型作家的特点。小说借助斯瓦西里孩童优素福（Yusuf）的视角，展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特殊历史。故事发生于原本是阿拉伯人贸易天堂的德属东非海岸，但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的渗透，阿拉伯商人阿齐兹（Aziz）为开拓贸易空间，采用了一条非常规的路线进入非洲内陆。内陆的大湖地区常出现在欧洲探险者们的游记之中，而阿齐兹所从事的象牙贸易也极易让人联想到一些文学史上的其他经典之作。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非洲的内陆深处便是这样一处危险而又充满诱惑之地。《天堂》与康拉德的经典作品《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1902）均涉此空间，两部作品中的故事人物也同样是从海岸到达内陆，只不过马洛(Marlow)驾驶的蒸汽船自西逆流而来，而阿齐兹的商队则是从东海岸出发，翻山越岭方至。两部小说的发表时间相隔几近百年，但具体的故事发生时间却前后不过相差一二十年。康拉德和古尔纳各自在小说中反映了一段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在非洲内陆不甚光彩的贸易历史。因两部小说所涉文学地图有重合之处、“叙事上存在逆转和修订”，①J.U. Jacobs, “Trading Palaces in Abu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2, No.2, 2009, p.77.故有西方学者认为二者存在互文性关系。当然，这种关联性是一种罗兰·巴特或克里斯蒂娃式的，而非热奈特式的。②在小说《天堂》的文本内部，并未出现与《黑暗的心》相关联的直接文本，因而二者是一种广义上的互文性，而非狭义的互文性。同样，不止是古尔纳的《天堂》，获得2001 年诺贝尔奖的印度裔作家奈保尔的小说《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 1979）也被认为是康拉德经典文本的文学回声或共振。但事实上，这三部小说无论是在创作动机还是文本呈现上都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它们各自营构的是三段分隔却也互补的历史场景。可以说，康拉德、奈保尔、古尔纳是在三个不同的文学路径上抵达了非洲的大陆深处。
既然三者之间缺乏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所主张的那种事实影响关系，缘何众多读者、批评家们却热衷于将《天堂》与另两部作品相比较呢？③此类研究如Fawzia Mustafa, “Gurnah and Naipaul:Intersections of Paradise and A Bend in the River”,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Vol.61, No.2, 2015。原因可能无非就是两点：一是康拉德的文本太过经典，已深入人心；
二是内陆深处过于吸引人，而所涉文学又少之又少。因而，《天堂》这类涉及到非洲内陆深处的文本一出现便被自然或不自然地纳入到了《黑暗的心》所衍生出的文本宇宙中。作品一经产生，其阐发批评的权利便落到了读者、批评家的手中。作为学者型的作家，古尔纳自然深知这一点，在采访中也大方承认互文性阅读的愉悦性及价值和意义。④参见Tina Steiner, “A Conversation with Abudulrazak Gurnah”,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6, No.1, 2013, p.166。关联性的阅读不仅不会减损这位诺奖新贵的作品价值，反而可以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古尔纳的文学地图及文学地图中的古尔纳。
古尔纳虽与康拉德和奈保尔一样入籍了英国，但统观他目前已发表的10 部长篇小说和零散的几部短篇作品，便不难发现，古尔纳笔下的文学地图主要还是东非海岸及桑给巴尔岛周围的斯瓦西里文化区。而这也是古尔纳与康拉德及奈保尔的根本不同之处，古尔纳虽移民英国，并采用英语写作，但从其作品文化层面来看，他仍旧是一名流散的非洲作家。作为一名后殖民文学研究专家，古尔纳自然熟稔《黑暗的心》《河湾》等此类经典文本，面对康拉德、奈保尔这些文学先驱，影响焦虑固然存在，但这种影响却在其小说《天堂》中几乎察觉不到。从作品时空来看，古尔纳的第四部小说构建的是一个与《黑暗的心》几乎平行的历史空间，一个属于东非海岸阿拉伯、斯瓦西里商人的贸易空间。其次，若论文化互文性，这部小说明显受到的是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小说主人公优素福的经历便可看做是《古兰经》中同名人物的斯瓦西里海岸版本。此外，该小说还同样受到斯瓦西里语作品的影响，如游记、自传等，目前已有国外研究者撰文论述这一影响。⑤如Fawzia Mustafa, “Swahili Histories and Texts in Abu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8, No.1, 2015, pp.14-29。但对于国内研究者来说，若想弄清这一影响关系，难度还较大，因为古尔纳的作品其实是经过了文化转译：他将自己脑海中的斯瓦西里语作品文本自译为英语作品。其作品中夹杂着大量的斯瓦西里语词汇、洋泾浜拼写，因而翻译、研究这类作品难度较大，穿越英语文化后还要面对相对比较陌生的斯瓦西里语文化。再论《天堂》与《河湾》，虽然奈保尔笔下的印度裔主人公萨林姆(Salim)同样来自东非海岸，也是自东向西来到内陆深处从事商业贸易，但除却两部小说的故事时间分属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外，二者最大的不同便是作家的文化立场不同。奈保尔更多的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考量非洲大陆，而当奈保尔痴迷于个人主义时，古尔纳却始终栖居在破碎的集体中。
明晰了古尔纳笔下的文学地图，再跳出来看文学地图中的古尔纳。在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非洲文学研究者们都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即如何在现有的文学版图尤其是非洲文学版图中重新摆放古尔纳的问题。毕竟，他在此前是一个相对透明的存在，确实“不常见于经传”。中国国内也只是在古尔纳获得诺贝尔奖后才购买了他一部长篇小说的版权，此前只有两个短篇作品得到过译介。通常情况下，非洲往往被看做一个整体，但非洲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文化千差万别。如果细数非洲著名的英语作家，除了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南非作家库切这类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外，大多数非洲作家其实是部族集体的代言，如：代表伊博文化的阿契贝，代表约鲁巴文化的索因卡，代表基库尤文化的恩古吉，代表白人“殖民流散”①这一概念详见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 第7 期。群体的戈迪默等。而之前被忽视的古尔纳，其代表的恰是亚非融合的斯瓦西里文化。绝大多数非洲作家置身于大西洋文化圈中，关注的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历史与现实等诸多问题，而古尔纳试图将读者带入的则是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印度洋文化空间。印度洋既是一个贸易文化的空间，又是一个伊斯兰文化的空间，从这一视阈出发，能更好地认识古尔纳，更好地解读和研究《天堂》这部小说。
几千年来，印度洋一直是一片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竞技舞台。冲突在此上演，融合亦在此上演，而冲突与融合的背后，是围绕着贸易空间展开的力量角逐。蒸汽时代来临之前，在这片大洋上航行的船只还需凭借季风的力量，无论是阿拉伯商贩的单桅帆船、印度商贾的三桅货船，还是中国使臣的旗舰宝船。“使节勤劳恐迟暮，时值南风指归路”，②引自马欢的纪行诗，详见马欢：《瀛涯胜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这句诗说的就是印度洋上的东南季风。因季风每年如约而至，交替分明，故印度洋上的商业航行呈现出一种规律性和时序性。同样，为配合货物出航，路上的商队之旅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非洲的东海岸构成了印度洋的西翼，阿拉伯商人很早就开始在这里择优良港口来建立自己的贸易站点，而随着19 世纪阿曼势力在东非的恢复与进一步渗透，阿拉伯商人也极大地扩张了他们的贸易空间。当阿曼的赛义德苏丹迁居桑给巴尔岛后，海岸与非洲内陆的贸易便愈发繁荣。阿拉伯商队几乎主导了这一时期的贸易，他们将攫取的黄金、象牙以及奴隶等运抵海岸，进而运往印度洋各地。这种贸易模式一直持续到欧洲殖民者统治时期，后来即便欧洲人叫停了海岸的奴隶贸易，但象牙贸易还在继续进行，《天堂》中的故事便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
移动性是古尔纳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天堂》更是如此。主人公优素福是一名“雷哈尼”（rehani），③这一词汇为斯瓦西里语，古尔纳常在其小说中保留斯瓦西里语的特定表述，并进一步用英文加以解释。详见Abdularazak Gurnah, Paradise, New York:The New Press, 1994, p.47。即债务奴隶。他原本与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个叫卡瓦（Kawa）的小镇上，但因其父经营不善，十二岁的他被父亲典当给了阿拉伯商人阿齐兹。随后，他便被阿齐兹带到了海岸的住处，并被安排在商店里工作。但店铺盈利显然不是阿齐兹的主要收入来源，按照小说中的描述，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能够自行组织商队前往内陆的阿拉伯商人，因此，稍稍长大的优素福又随阿齐兹及其商队前往了内陆。当然，阿齐兹之所以带上优素福，个中另有隐情。小说到了第五章才揭示这一原因：为了使优素福远离女主人。总之，在12 岁到18 岁这一段时间里，移动是优素福的常态，而当其在小说结尾选择逃离并加入德国雇佣军后，这种空间移动想必还会延续下去。
不止优素福，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移动，但归根到底，都可以找到一个经济的动因。在一个以贸易为主导的商业社会中，绝大多数商人会因贸易空间的变动而变动。以优素福的父母为例，他们之所以来到卡瓦小镇，是因为看中了德国于此修建铁路的红利。但新的贸易空间很快萎缩，铁路站点只带来了短暂的繁荣。再比如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哈米德· 苏莱曼（Hamid Suleiman）夫妇，他们原本都来自海岸地区，之所以扎根山下小镇，无非是因为那里是来往商队的落脚歇息之地。此外，还有印度锡克教教徒哈班斯·辛格（Harbans Singh），①在小说中，众人都叫他卡拉辛加（Kalasinga），卡拉辛加类似于哈班斯· 辛格的外号。Fawzia Mustafa 在其研究文章中指出， 卡拉辛加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而在斯瓦西里语中，人们习惯将东非的锡克教徒称为“卡拉辛加”。他是一名机械师，独自生活在山下小镇，想必无非是为途经此地的火车和商人们提供技术保障。当然，富商阿齐兹，无疑是小说中为探求新的贸易空间而移动的代表性人物。而他的行踪路线，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阿拉伯商人的贸易轨迹。可以说，阿齐兹，不是在贸易行进中，就是在贸易筹备中，只有在斋月才尽可能地留在自己家中。综合优素福及优素福的商店伙伴哈利勒（Khalil）的早先经历，可以大致管窥阿齐兹的贸易活动范围之广。小说开头提到，阿齐兹在优素福家的停歇是短暂且每次相隔很久的，如此规律的来访让年幼的优素福误以为他就是自己的叔叔，因而才称呼他为“阿齐兹叔叔”。但只有优素福叫他“叔叔”，在小说中，与优素福同为债务奴隶的哈利勒以及商队领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Mohammed Abdalla）等人，都只能毕恭毕敬地称阿齐兹为“赛义德”（Seyyid）。②赛义德虽为阿拉伯男性的常见姓名，但在小说中，这是人们对阿齐兹的尊称，有主人、雇主之意，古尔纳也借助小说人物 哈利勒之口将其解释为“master”。这位赛义德早年也只是一个小商人，往返于桑给巴尔岛与海岸之间，从事着小商品贸易。他被桑给巴尔岛的一位富孀相中后，命运得以改变，变卖了富孀的资产后，才真正有实力染指内陆贸易。
组织一次内陆贸易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并非所有人都像阿齐兹那般幸运，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其实是：当时的绝大多数阿拉伯商人、斯瓦西里商人在组织内陆商队时都需要向印度金融家借贷。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马克森在其著作中指出：
印度的商人和银行家以借贷的方式向贸易者提供资金，而斯瓦西里和阿拉伯的商人则组织并率领商队进入内陆地区。商队由许多搬运工组成，他们搬运贸易商品如布料、铜线、玻璃珠以及枪支，以换取内陆的象牙。③罗伯特· 马克森：《东非简史》，王涛、暴明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年，第98 页。
可见，一次成功的内陆贸易需要多方的合作，印度金融家为当时的内陆之行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些印度资本家多来自孟买，在东非海岸及桑给巴尔岛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桑给巴尔的苏丹有需要时都向他们借贷。
除却资金支持外，前往内陆的贸易还需要一批职业的搬运工，毕竟这是一项充满危险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一般人难以胜任。事实上，在19 世纪时，坦噶尼喀就形成了独特的搬运文化。早在阿拉伯人深入内陆之前，尼亚姆韦齐人（Nyamwezi）就已经开始将象牙运输到海岸。之后，他们作为自由劳工被阿拉伯人雇佣。由于纪律性强，能力突出，尼亚姆韦齐人在商队贸易中逐渐成了专业搬运工的代名词。起初，这些尼亚姆韦齐人只是在旱季农闲时才参与搬运工作，后来随着内陆与海岸间贸易的加强，他们为上一个商队搬运完又立刻投入到下一个商队的工作中，搬运便成为了他们的全职工作。根据斯蒂芬·勒克尔的研究，除了坦噶尼喀西部的尼亚姆韦齐人之外，在东部海岸也陆续出现了其他搬运工人：
后者通常是一些来自海岸地区、桑给巴尔岛的奴隶或重获自由的奴隶，他们部分或完全加入到了斯瓦西里社会中，尽管他们曾经可能来自东非任何其他社群。他们自称为“绅士”（waungwana④该词为斯瓦西里语词汇，意为先生，但在搬运文化中，这个词汇有着特定意义。or gentlemen）,当然有时也被他们的欧洲雇主称为“桑给巴里斯”（Zanzibaris）。⑤Stephen Rockel, “ Wage Labor and the Culture of Porterage in Nineteenth Century Tanzania:The Central Caravan Routes”, SouthAsia Bulleti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15, No.2, 1995, p.14.
《天堂》中阿齐兹商队的搬运工人就属于后者，在当时，这些搬运工人不只为商人服务，还常为欧洲探险家们所雇佣，理查德·伯顿、约翰·斯皮克以及亨利·斯坦利等人的探险队伍中就存在着大量的搬运工人。东非的职业搬运工人可谓海岸商业社会的标志性群体，他们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移动性文化，在贸易空间的开拓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为何如此远距离的货物运输要依靠人力而非畜力呢？事实上，由于欧洲人的到来，19 世纪的东非牛瘟盛行，可供使用的牲畜资源在当时十分稀少。况且，内陆地势复杂，气候湿热，采用人力搬运更具有机动性和安全性。不过，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铁路的修建，新的交通方式改变了商队原有的行进方式。从小说《天堂》中不难看出，阿齐兹商队向内陆行进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商人和搬运工从海岸先坐火车前往内地，之后再下车徒步前行。古尔纳虽未明确交代小说的背景时间，但从铁路修建进度以及英德之间的关系等信息就可大致推断该时期为一战前夕。对于地理空间的描写，小说中的许多地点也并非真实，古尔纳采用了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空间构建。但同理，我们依旧可以通过铁路线大致推断小说人物的主要活动空间，只是需要一些交通史知识。德国，早先其实是德属东非公司，在坦噶尼喀共修建了两条铁路：先修建的一条是乌萨姆巴拉铁路（Usambara Railway），之后又沿着当时最重要的商路修建了一条从海岸通内陆的中央铁路（Central Railway）。据优素福与阿齐兹的铁路出行路线可大致推断出优素福父母所在的虚构小镇就处于修建中的中央铁路线周围，而小说中的海岸小镇很可能就是坦喀（Tanka）。铁路作为东非商人的一种新的移动方式，便捷之处自不待言。但凡事都有利有弊，如此高效的交通方式自然会挤压原有的贸易空间，搭乘铁路前来的商人越多，贸易的难度也就变得越大。也正是基于此，阿齐兹才去寻求新的贸易空间，只不过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的不断渗入，阿拉伯商人的贸易天堂正在消逝。
20 世纪初的坦噶尼喀，虽已是德属殖民地，但在古尔纳的《天堂》中，德国人的存在感甚至还不如印度人。除了开篇与结尾，德国人只是出现在商客们闲谈时的只言片语中，仿佛一个遥远的存在。小说主要呈现的是一个由阿拉伯人、斯瓦西里人占主导的商业社会，而在这一空间内，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都只是被模糊为欧洲人并作为背景人物提及。其实，古尔纳的这一处理方式既是一种有意为之，又是当时真实历史的一种断面呈现。当时的东非海岸，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德国虽占据了此地，但是根基还不牢，①与欧洲其他殖民国家不同，德国在东非的殖民活动早先其实是由民间殖民协会主导，卡尔· 彼得斯的殖民活动甚至一度还 曾遭到宰相俾斯麦的反对。1885 年柏林会议之后，政府层面的德属东非才真正成立。所以其殖民统治面临内忧外患。在外，英德之间一直暗中角力，德国强占的海岸原本是桑给巴尔苏丹的主权地，而彼时的桑给巴尔苏丹国又成为了英帝国的保护国。在内，各种反抗活动不断，既有海岸阿拉伯人的抵抗活动，又有内陆土著居民此起彼伏的起义破坏。②德国控制坦噶尼喀后，在当地强行推广棉花种植，这一行径迅速激化了矛盾，当地民众纷纷起义抵抗。其中，最大规模的 一次起义是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Rebellion）。古尔纳在这种宏观历史背景下只呈现某一特定社群的书写方式其实在其他非洲作品中也十分常见，如阿契贝的《瓦解》，如恩古吉的《大河两岸》等。恩古吉在其作品中为构建基库尤部族的民族独立史诗，直接将英国殖民者符号化为“利文斯顿”这一背后人物。而在《天堂》中，古尔纳去欧洲化的书写其实是通过聚焦叙事视角来达成的，尽管那时阿拉伯人的贸易空间已经越来越逼仄，但在一个斯瓦西里男孩眼中，贸易仍是井然有序的。
贸易秩序的构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阿拉伯人经过几代人几个世纪的经营方才达成这一目标。当然，这种秩序构建的过程势必充斥着暴力与罪恶，而在这套贸易体系之下，不止有普通的商品交易，还曾有奴隶贩卖。众所周知，欧洲人在殖民活动中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执着利剑，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阿拉伯人在东非海岸的势力扩张，只不过他们带去的是《古兰经》。如果说阿拉伯人在东非海岸打造了一处贸易天堂，那么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无疑稳固并装点了这一天堂。
古尔纳笔下的穆斯林们有着很强的荣辱观念，国外学者古德温·希恩杜（Godwin Siundu）在自己的研究文章中就指出古尔纳小说中的人物凭借荣辱观念来构建自己的族群身份，以达到和其他族群的区分。③Godwin Siundu, “Honour and Sham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ce in Abudulrazak Gurnah’s Novels”,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6, No.1, 2013, pp.105-116.在小说《天堂》中，海岸社会就被商人群体视为“文明”社会，而内陆地区则被看做“野蛮人”的国度。因此，即便是一名债务奴隶，但生活在海岸的优素福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悲惨，其周围仍旧是井然有序的环境。尽管荣誉观念在古尔纳的多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但在这第四部小说中有所不同的是：这种宗教荣誉观念已与世俗贸易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荣耀”（Honour）一词，在小说中足足出现了19 次，这还不包括以此为基础的同义词和衍生词。在当时社会，成功的贸易商人是被称颂推崇的，如优素福的父亲就将阿齐兹的到来视为一件蓬荜生辉之事。如此崇商重商的社会，贸易自然也披上了某种神圣的荣光，就像商队领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教育优素福时所言：
这就是我们活着要做的事情……去贸易。不论沙漠多么干燥，森林多么幽暗，我们总是勇往直前，置生死于度外。我们也丝毫不在乎贸易对象的身份，国王也好，野蛮人也罢，因为他们对于我们来说都一样。在我们即将途经之地，你会看到这样一番景象：贸易还未带去生机之处，一片死气沉沉，人们活得就像断足的蝼蚁。在这世上，没有人比商人更聪明，也没有任何一项事业比贸易更崇高。是贸易，给了我们想要的生活。①Abdularazak Gurnah, Paradise, p.119.
这段对贸易的诠释几乎可媲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对“人”的赞美。贸易已不仅仅是一种世俗事务，它同时具有了一种文化信仰层面的意义。贸易文化被海岸的社会所信奉，贸易规则被各个社群所遵从。一支前往内陆进行贸易的商队就像一个移动的小型社会，尽管在同一个商队中，商人、领队、引路者、翻译员、搬运工们可能来自不同的社群，操着不同的语言，信仰着不同的宗教，但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便暂时舍却了“异”，在人生地不熟之地不得不维持着一种“同”。尽管商队像一个“衣帽间式的共同体”，②该概念援引自鲍曼，具体可参见齐格蒙特·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但每次贸易出行，都至少月余，长期的相处自然也就促进了不同族群的交流。斯瓦西里语是当时使用最普遍的贸易语言，这一语言随着贸易空间的拓展而得以推广，并最终成为现代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之一。
任何一套秩序都不是悬浮于空中的，必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文化根基。古尔纳笔下的海岸是一个典型的以贸易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这一社会最典型的两大特征就是占有与交易。换句话说，就是一切皆可作为商品，一切皆可用来交易。尽管这个社会有着文明礼貌的表层，但冷酷残忍才是它真正的内核。关于这一点，小说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可以作为商品被抵押：优素福、哈利勒、阿米娜（Amina）等债务奴隶在本质上都是商品。在小说第一章中，优素福的父亲前边还在训斥优素福，让他玩耍时远离当地野蛮人以防被拐卖，随后却直接将他给“卖”掉了，可谓讽刺至极。不仅如此，女性在他眼中也只是一件有价值的商品，五只山羊加两袋豆子就可以买来一个女人。他曾愤怒地对自己妻子咆哮：“如果你出事了，他们会从围栏里再挑一个卖给我。”③原文为：“If anything happens to you, they’ll sell me another one like you from their pens.”详见Abdularazak Gurnah, Paradise, p.13。原文中“围栏”一词用的是英文单词“pens”，即羊圈之意。儿子、妻子之于父亲/丈夫，就像山羊之于牧民一样，都只是一种财产。优素福的父亲之所以如此冷酷无情，固然是因为他已在贸易上走投无路，但除此之外，古尔纳还设置了一条隐约的暗线原因：血统。从优素福母亲的叙述中可以得知，她只是优素福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在她之前，优素福的父亲还曾娶过一位阿拉伯女子。尽管这桩婚事遭到女方父母的反对，但他还是凭借朋友的帮助带走了那位女子。当时女方父母之所以阻止，是因为优素福的父亲虽然有着一个荣耀的名字，但肤色却略深了一些，也就是说，他的阿拉伯血统还不够纯正。后来，这段婚姻还是以失败告终，他的第一任妻子跑回了基尔瓦的父母家中，同时带走了二人的子女。优素福的父亲曾因血统遭到轻视，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轻视他的第二任妻子，因为优素福的母亲来自山地部落。在海岸小镇上，小说也多次提到富裕的阿曼家庭会把女儿关在阁楼上，并且只将她们嫁给自己亲戚家的子嗣。毫无疑问，海岸的阿拉伯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血统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血统其实是与财富挂钩的，血统壁垒的存在也是为了防止家族财富的外流。但在一个商业社会里，总是有人会发迹，贸易财富也可抬高一个人的社会等级。只不过优素福的父亲并不属于这一类人，而阿齐兹，却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
占有，是为了更好地交易，交易，则是为了更多地占有。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交易往往是掠夺性的、不对等的，比如阿拉伯人早期的奴隶贸易。在后奴隶贸易时代，掠夺性的经济行为也依旧是最高效的财富占有方式，而这一点，在阿齐兹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阿齐兹这一形象仿佛就是提普·提卜（TippuTip）①提普· 提卜（1832—1905），原名哈米德· 本· 穆罕默德（Hamid bin Muhammed），东非著名的象牙商人，奴隶贩子。有趣 的是，在《天堂》中，阿齐兹还向优素福讲述了提普· 提卜的事迹。的文学再现。在古尔纳笔下，阿齐兹被描述为商人中的佼佼者，自信而稳重，处惊不乱，脸上常挂有微笑，未见其人，便已先闻其浓重的香水味。阿齐兹的外表文明体面，但其内心却冷酷贪婪，他通过掠夺手段让自己的贸易伙伴们对其俯首称臣。一旦他的贸易伙伴们无法偿还他，阿齐兹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的孩子带走，使其作为债务奴隶为自己工作。由阿齐兹主导的商业秩序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之上，在这种秩序下，所有人都不得不依附于阿齐兹。很多贸易伙伴都因他而破产，在这些家庭走向地狱时，阿齐兹却正攀向天堂。他海岸住处的花园就像天堂中的乐园，女主人、优素福、哈利勒、阿米娜与其说生活于此，不如被囚禁于此。
《天堂》可以被视为一部成长小说，因为它展现了一个斯瓦西里少年优素福的成长历程；
《天堂》也可以被视为一部冒险小说，因为深入内陆的商业之行跌宕起伏、惊险刺激；
同样，《天堂》还可以被视为一部历史小说，因为作家还原构建了一个人们不熟悉的特殊历史空间。当然，它也可以被看作三者的叠合：一个德属东非斯瓦西里少年的贸易历险记。但《天堂》又不仅仅是这些，古尔纳在这部小说中真正关注并探寻的其实是特殊环境中个体（尤其是弱者）的生存境况。国外的研究者往往喜欢将这部作品与《黑暗的心》和《河湾》并置，进而开展互文性阐释，但其实，若将这部作品放回古尔纳自己的小说谱系中，反而能让我们更容易走进它。
在《天堂》之前，古尔纳于1990 年发表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多蒂》（Dottie），讲的是一个出生于英国的黑人女孩的成长故事。主人公多蒂面临着身份危机，不知自己从哪里来，便试图通过阅读英国经典来重构自我。而《天堂》中的主人公优素福则是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却不知自己能到哪里去。这两部小说就像古尔纳的一个成长对照实验：一个是离开者的后代，一个是于故土被抛弃的少年。古尔纳感兴趣的是他们所处的文化是如何塑造他们的，以及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两位主人公又同是弱者，一个是处于种族歧视之下的黑人女孩，边缘中的边缘；
一个是生活在掠夺文化中的美丽男孩，人人都想“得到”优素福。古尔纳的这种实验在其最近的一部小说，也就是第十部小说—— 《今世来生》（Afterlives, 2020）中达到了极致，而这部小说，中伊利亚斯（Ilyas）的经历又像是《天堂》结尾处优素福追上德国雇佣军后的“故事延续”。
在小说的结尾处，优素福躲过了阿斯卡里军队，却又主动去追赶这支德国雇佣军。古尔纳这一“突兀的结尾”一直让读者和研究者们费解，虽然有研究文章从“殖民代理”②参见Nina Berman, “ Yusuf’s Choice:East African Agency During the German Colonial Period in Abudulrazak Gurnah’s Novel Paradise”,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6, No.1, 2013, pp.51-64。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选择的目的，但造成这一行为的原因却罕有具体分析研究。作为历史后来者，我们当然可以肯定这一选择注定会带来失败。一战后，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地很快被英、法等国接管，优素福在乱局中加入的是即将战败的一方。即使他可以一直追随这些战败者回到德国，但《今世来生》中的故事也揭示了这种可能只会以悲剧收尾。但优素福毕竟是生活于当时的历史之中，他做出选择时并不知道历史的走向，优素福只是做出他所认为的最利于自己的选择，尽管这一选择其实是对自己所属族群的一种背叛。
这一选择可以被视为一种冲动性的行为。在小说中，造成优素福这一选择的最直接原因是阿齐兹返家后的兴师问罪。在阿齐兹外出筹资期间，阿齐兹的夫人，即小说中的“女主人”，一直要求优素福进入内室为其祈祷疗伤。这位女主人就是之前桑给巴尔岛的富有孀妇，但婚后的她却成了一个阁楼上的疯女人。尽管优素福的好友哈利勒多番劝阻，并警告他这一行为的危险性，但优素福仍旧执意多次前往女主人房中，因为真正吸引优素福这么做的原因其实是哈利勒的妹妹阿米娜。阿米娜并不是哈利勒的亲妹妹，儿时的她被哈利勒的父亲从人贩子手中解救出来，并作为女儿收养在家中。但后来她却跟哈利勒一起成为了阿齐兹的债务奴隶，哈利勒负责运营墙外的商铺，阿米娜则在墙内服侍女主人。由于哈利勒的父亲无法偿还债务，阿齐兹后来便按照契约娶了她，永远将其占为己有。优素福明显是爱上了阿米娜，他想带她一起逃走，但是却遭到后者拒绝。频繁进入内室的行为最终也给优素福带来了危险，疯癫的女主人试图将其拥入怀中，但优素福却挣扎逃脱了。在逃脱中，优素福的衬衫被女主人抓破，而这也最终救了他，因为这足以向阿齐兹证明他的清白。在阿齐兹问罪时，哈利勒用阿拉伯语解释了一番，阿齐兹便相信了优素福，显然，哈利勒引用了《古兰经》中优素福篇的相似情节。①在《古兰经》第12 章《优素福》中，优素福便是因衬衣于后边被撕破而得以自证清白。具体可参见《古兰经》，马坚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116 页。在阿齐兹的继续追问下，优素福坦白了真正原因，这一坦诚行为其实可视为优素福向阿齐兹的挑战，连阿齐兹也连连感叹道：“你可真是越来越勇敢了！”②Abdularazak Gurnah, Paradise, p.241.在经历了侮辱性的审问，另加拒绝所带来的打击后，一个青春期的少年难免会在乱局中做出冲动性的决定。
这一选择其实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优素福离家时他的母亲告诉他要学会勇敢，在经历了内陆之行后，优素福确实已拥有了这一品质，已不再惧怕“叔叔阿齐兹”，摆脱控制的想法慢慢在他心中扎了根。父亲在儿子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被自己的父亲抛弃后，优素福与自己的族群文化便存有了间隙。尽管在其成长中，好友哈利勒、商人哈米德，甚至是领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以及阿齐兹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但这些人其实只起着将优素福束缚在族群文化之下的作用。初到海岸时，哈利勒手把手地教授优素福如何在商铺工作，还给他讲述《古兰经》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滞留山下小镇时，哈米德出于道德感更是将其送进专门教授《古兰经》的学校，但清真寺里伊斯兰文化的熏陶远不及商队中弱肉强食文化对他的塑造。无论是在海岸社会中，还是在行进的贸易队伍里，一切都由强者主宰。领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代表的是原始野蛮的强大，阿卜杜拉挥舞着藤条，搬运工们都屈服于他的淫威，甚至愿意为他“四脚着地”。③同性性行为在商队中较为普遍，一些历史著作如《季风帝国》等都有所提及。另，男性之间的这种性行为在古尔纳的多部小 说中都有所涉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详见Kate Houlden, “It Worked in a Different Way:Male Same-Sex Desire in the Novels of Abudulrazak Gurnah”,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6, No.1, 2013, pp.91-104。小说中曾多次隐晦地提及商队中的同性性行为，阿卜杜拉这样的魔鬼似乎并不是同性恋者，这一行为其实与小说开头卡瓦小镇上男孩们掏出生殖器比大小的举动相似，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男性强者气质的极端展示。阿齐兹代表的则是一种更高级的强大，他可以只凭借知识、经验及一身香气身入险地。但即便强大如斯，他还是在查图（Chatu）遭遇困厄，并险些赔上身家性命。是欧洲人的出现，改变了查图小镇的对峙，并解救了阿齐兹一伙。这些欧洲人让优素福认识到：在阿齐兹之外，还有更强大的存在。优素福一直处于族群文化的逃逸线上，移动性的经历让他对他所处的社会有了更本质的认识。当他问哈利勒为什么不离开时，哈利勒称他要为自己父亲耻辱的所为负责，因而他不能抛下自己的妹妹独自离开。但这种表层的道德观念很快便被优素福戳穿，因为在一个依附性的社会中，哈利勒离开阿齐兹便寸步难行。事实也确实如此，哈利勒曾提到在他之前，商铺中就已有一个叫穆罕默德的年轻人在这里工作，穆罕默德常吸食大麻，一次因账目出错被阿齐兹打了一巴掌，之后就不见了。巧合的是，小说第一章中优素福救济的流浪汉也叫穆罕默德，还好心地劝告优素福要远离大麻。这些看似是小说中的闲笔，其实却是伏笔，离开虽然简单，但离开之后又能如何呢？商铺中的人生就像一个循环，当被告知自己的父亲已死，被赎回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优素福开始思考自己如何跳出这一循环，如何逃脱这一海岸秩序。就像德勒兹在其逃逸理论中所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逃逸线是从属性的”。④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年，第75 页。在当时的社会历史中，能改变的只是从一种依附转为另一种依附。德国雇佣军的到来，无疑让优素福找到了离开后的去处，找到了更强大的依靠。而在逃离的那一刻，优素福也实现了短暂的自我解放。
德国人虽只出现在小说的首尾两处，但德国的势力扩张却通过铁路线的延展和贸易线的改变等信息得到书写。德国人的到来无疑改变了东非海岸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由阿拉伯人主导的贸易秩序遭到了挑战与破坏。德国殖民者打败了阿拉伯商人，一战后，其在坦噶尼喀的殖民地又被英国接管。历史总是由强者来书写，经过德、英两大帝国的历史过滤，阿拉伯人的海岸贸易图景早已黯淡蒙尘，清晰可辨的就是关于他们曾于此从事奴隶贸易的记录。古尔纳并不像大多数非洲作家那样，对历史存有一种怀旧之情。在作品中，他也如实反映了东非海岸商业贸易的残忍一面。还原真实的印度洋文化历史，关心曾在那里生存的个体生命，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在《天堂》这部小说中真正的文学诉求。
天堂，不只是一个宗教词汇，它有着更丰富的文化意蕴。古尔纳以之为小说名称，可以说是一个大胆且冒险的选择。这意味着这部小说一方面要符合读者对天堂的认知，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读者的认知阈限。《古兰经》与《圣经》具有渊源关系，前者尊后者为《天经》，因而二者关于天堂的讲述是大体相同的。在一般的西方人眼中，人类的始祖早先生活在天堂中的伊甸园内，由于违背了与上帝的约定，便被驱逐出了乐园。知晓天堂的故事是理解小说的关键，同样，读懂了这部小说也可以更深一步地理解天堂的指代。天堂表层的意思就是宜居的乐园，小说中阿齐兹的花园、乞力马扎罗山上的瀑布都像是伊甸园的人间映射，美不胜收。而这些美景所在的东非海岸对生活于此的人们来说就是真实的天堂：一个贸易的理想之境，一个世界主义者的乐园。其次，天堂还意味着遵守约定，做出承诺后，就要按照规则执行。在贸易活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守约，金融家、商人、搬运工都遵守自己的承诺，一个有秩序的贸易天堂才能得以构建和维系。此外，天堂之中还有魔鬼的出没。阿齐兹就像天堂中的魔鬼一样，以利益引诱贸易伙伴，进而吞噬并占有他们，随后又将他们的子女囚禁在自己的身边。如此，天堂便有了囚笼、地狱之意。但最后，古尔纳将天堂落脚为一个富含隐喻的故事，一个让读者追思过往及憧憬未来的跨文化故事，而这也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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