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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送快递

时间:2023-12-21 13:15:02 来源:网友投稿

胡安焉

高楼金总共有16栋楼,其中1号楼到7号楼住的是回迁村民,8号楼到16号楼是外来的租客。回迁楼的快件都很好送,他们是本地人,白天有老人在家,即便碰到外出买菜,快件也可以放在门边或水电井里。因为村民们彼此熟识,邻里间会互相关照,连贴小广告的都不敢上去,怕被楼里的老人逮住。相对地,租客住的几栋楼就鱼龙混杂,他们大多是北漂的年轻人,有的还是合租户,白天都去上班后,屋里就没有人了。住户之间彼此不认识,楼里进出的陌生人也多,快件很容易丢失。我刚到高楼金的时候,同组的一个同事就让我送8号楼到16号楼,他自己送1号楼到7号楼。于是我每天送半个高楼金、一个新城乐居,加影视城工地,三个分开的地方来回跑,经常疲于奔命、气急败坏。

渐渐地,我在工作中陷入一种负面情绪里。我发现小区有的好送有的不好送,谁送了好送的别人就得送不好送的,同事之间就像零和博弈——要不就你好,要不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刚来的时候,谁都是从最烂的小区送起,有的人因此走了,有的人没走。没走的人可能会换到好一点儿的小区,最后得到好送的小区的人会长久留下来,剩下不好送的小区就让新人去送。新人刚来时一般都不会太计较,但逐渐地就会察觉到其中的不公平。这种心态的转变一般只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短。假如迟迟没有改变的机会,新人就会离开。于是小组里总有一半的人雷打不动,另一半的人却换个不停。

我不想和搭档闹翻,不想难看地和他争执、讨价还价。但我也不喜欢和占我便宜的人共事。假如我每天下班比别人晚、挣钱比别人少,我就会烦躁和不满,然后变得不太在乎这份工作了。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其实在当时我就已经察觉到,工作中的处境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令我变得更急躁、易怒,更没有责任心,总之做不到原本我对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不想做到了。这些改变有时会让我觉得痛快,我痛快的时候就不太能感觉到烦躁和不满。比如有次我骂了一个不认识的妇女——我很少骂人,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平常我们在小区里送货,一般离开三轮时都不会拔下钥匙,因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钥匙很浪费时间,也没有实际意义,小区里没人会偷快递车。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楼,才刚走到二楼,无意中朝楼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正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把她三岁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驾驶座上玩耍。

娃娃的双手扶在了车把上,模仿开车的样子。可我知道他只要轻轻一拧,车就真的会往前冲出去——我吓得赶紧撂下快件往楼下跑。当时我组里的一个同事,因为上楼时忘拉手刹,三轮车被大风刮跑了,蹭到了旁边的一辆小轿车,最后赔了1600块。我不敢想象一个小娃娃启动了我的三轮车会造成什么破坏和伤害——他可能会撞到停在前面的轿车,那是我赔不起的,也可能会剐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从车座上摔下来,被车轮碾过……想到这里我几乎要眼前一黑了。我很生气地骂了那个妇女,她只讪讪地看着我,我还记得我说她:“小孩子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吗?!”——这其实是我在葛优主演的一部电影里听来的台词。

说到赔钱,对快递员来说,赔钱是家常便饭。大多数时候是由于丢件,但也有别的情况。当时高楼金有个韵达小哥,在小区里开得太快,避让一个孕妇时,车子侧翻摔倒,前挡风罩脱落碎裂。孕妇虽然没被撞到,但受了惊吓。他修车加赔偿人家花了近2000块,当即就决定辞职不干了。

我还记得事后他瞪大眼和我说“我已经不干了”时心有余悸的表情,他受到的惊吓可能不比那个孕妇小。我听说过的金额最大也最离奇的赔偿,发生在临河里路的方恒东景小区。一个快递员在把快件塞进消防栓时,水管或接头被他弄坏了,水喷出来灌进电梯井里,导致电机损坏,最后赔了三万块钱。

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不喜欢在快递单上留下完整的地址,这给我的工作增添了麻烦。有次我送一个高楼金的快件,地址里没写楼号和门号。我在路上提前五分钟打去电话,收件人说他并不住在高楼金,只是每天要到高楼金菜场买菜。他又说自己马上出门,半小时内能赶到,让我在路边等他。但我满满一车的快件,这会儿一个都还没送出去,所以别说半小时,五分钟我都不能等。我让他到了再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进小区了,转头就忘了这茬儿。

那个收件人一直没给我打电话,直到我把早上的快件都送完,出来准备接次班货的时候,一个老人在高楼金菜市场外的路边叫住我。

我见他满头白发,戴一副眼镜,起码有七十岁了。他问我:“小伙子,你是S公司的吗?”我连忙说是。

这时我已经猜到他是谁了。我赶紧從车里把快件找出来交给他。他接过之后有点儿生气地说:“我在这儿等你一上午了,你早上怎么不等我呢?”

我吃了一惊,他竟然等了我近三个小时。我问他:“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的电话打不通啊。”确实,我的电话不容易打通,因为在高楼金的所有电梯里,以及在大部分楼道里,我的手机都没有信号。早上我给他打电话时,因为正在马路上开着三轮车,繁乱的交通和焦急的心情可能导致我的语气不大友好。加上我向来反感地址不写全的人——我觉得他们既然那么重视隐私,就不该使用快递服务。不过,我并不知道这个收件人年纪这么大。

我跟他解释,我每天要送很多快件,必须马不停蹄地奔走,确实不能停下来等。也不知道他听清楚我的话没有,他接着批评我:“你这样干活儿真不像话,顾客就是上帝,难道你不懂吗?”我愣了一下,本能地为自己辩解道:“可是上帝应该只有一个,我每天却要伺候很多个啊。”他听到后笑了,原来他并没有生气,只是假装生气逗我玩而已。老人家也挺幽默的,只见他摇摇手里的快递盒,压低声音对我说:“我爱人不让我买,所以才不让你送到家里去。”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喜欢送快递。就算有,大概也是罕见的。一般来说,只有在发工资的时候,我才会感觉自己付出的劳动值得。

我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在我们周围一带,快递员和送餐员在不包吃住的情况下,平均工资是7000块左右。这是由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强度决定的,是长年累月自然形成的市场行情。低于这个报酬,劳动力就会流动到其他地区或其他工种。那么按照我每个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块。这就是我的劳动价值——我避免用“身价”这个词。

然后我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其中早上到站点后卸货、分拣和装车花去一个小时,去往各小区的路上总共花去一个小时,这些是我的固定成本。那么剩下用来派件的九个小时里,我每个小时就得产出30元,平均每分钟产出0.5元。反过来看,这就是我的时间成本。我派一个件平均得到2元,那么我必须每四分钟派出一个快件才不至于亏本。假如达不到,我就该考虑换一份工作了。

渐渐地,我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比如说,因为我的每分钟值0.5元,所以我小个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厕是免费的,但我花费了两分钟时间。我吃一顿午饭要花二十分钟——其中十分钟用于等餐——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盖浇饭卖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所以我经常不吃午饭。为了减少上厕所,我早上也几乎不喝水。

在派件的时候,假如收件人不在家——工作日的白天约有一半的住宅没人——我花一分钟打个电话,除支出0.1元的话费外,还付出了0.5元的时间成本。假如收件人要求把快件放去快递柜,我将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而且往快递柜里放一个快件,平均还要付0.4元,那么这笔买卖我就亏本了。如果收件人要求改天再送到家里,我将亏损更多——不仅打了电话,还将付出双倍的劳动时间。这些还只是顺利的情况;
假如电话没人接听,我将在等待中白白浪费一分钟,也就是0.5元。还有的电话打通后就很难挂掉,客户百折不挠地提出各种我满足不了的要求。有时打完一个电话后,花去的时间成本已经超过了派件费,可这快件还在手上没送出去。

但有一个事实是,我并没有因为切身地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而赚到更多的金钱。实际上我的基本工作方式并没因此有所改变,我没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所有快件扔进快递柜里,也没有不接电话或索性屏蔽掉陌生来电——我像是变得既在乎钱同时又不在乎钱了。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我在北京送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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