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贺
如今，电商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万企帮万村、驻村帮扶、易地搬迁……在中国减贫事业的词典中，关键词不断充实、释义日趋丰富，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样本”。中国以自己的方式给出了对于“贫穷魔咒”的解答，无愧于时代使命，无愧于大国担当。
2020年12月13日，重庆市黔江区阿蓬江镇高碛社区的柑桔园里，果农通过直播销售柑桔。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意外带“火”了中国电商。
从2020年2月开始，全球物流货运受阻，供需平衡被打破，农产品、工业制成品销路前景惨淡。
“倒掉牛奶、捣碎鸡蛋、割掉蔬菜……”据《纽约时报》报道，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大批滞销的农产品以这种形式被浪费，重现了大萧条时期的景象。
据全美奶农合作组织估计，美国奶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每天倒掉的牛奶高达370万加仑（约1400万升）。
但同一时间，中国的各大电商平台上，一场又一场“全民助农”火热接力正在进行：淘宝“吃货助农”会场上线仅3天，在线销售滞销农产品达300万斤；
拼多多“家乡好货”助农直播全年超240场，累计产生6.7亿笔助农订单；
京东“京心助农”上线8个月，累计销售3亿件农产品……
大数据监测显示，2020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79万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网络零售总额3014.5亿元，同比增长26.0%。
抗疫脚步不停，“脱贫攻坚”冲刺跑出中国速度。
“中国电商”一度成为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的关键词。
今年1月，英国《经济学人》社论发文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更能说明，电商的未来在中国。
为什么中国可以？为什么是中国电商？
电商模式并非中国独有，甚至并非中国首创。
那么，为何部分发达国家的农民只能选择“倒牛奶、埋蔬菜”的时候，中国农村电商却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少贫困地区农户的收入不降反增？
当时，有人提问：美国农民为何不将滞销的产品捐赠出去？
这是因为：如果选择捐赠，农产品从收割、加工再到运输等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成本，大多需要农民自己承担。
如此这般，不如毁掉。
但在中国，以电商模式帮助贫困户渡过难关，既是由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是跨地域、跨产业、跨部门的社会总动员，是一场温暖而奋进的全民接力，更是整个国家的深刻共识。
2020年3月，商务部发布《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商务扶贫工作的通知》，要求强化电商扶贫、产销对接等举措落实。
2020年4月20日，正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在村民直播卖货的平台前，他强调，电商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脱贫，而且还能助推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一呼百应。
多家电商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迅速跟进，共同帮助贫困地区渡过难关。
拼多多上线“抗疫助农”专区，覆盖全国近400个农产区包括23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产品。
淘宝首页“土货鲜食”频道发起“暖春守‘胃’战”活动，向天猫、淘宝超过8亿用户推荐甘肃礼县、贵州普安、山西平顺等20个国家级贫困县农产品。
京东七鲜超市在河北、天津、陕西、四川、广东等地区优先为农户朋友开通蔬菜、水果的绿色通道；
友家铺子为滞销生鲜商品供应商提供“即时上架销售”。
两相对比，就会发现：在中国电商成绩的背后，绝不仅是创新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的成功，更是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资源大调配，一幅几乎全民参与的扶贫接力图景。
一言以蔽之：中国电商扶贫模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新型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修路架桥、通邮联网……在中国益贫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扶贫资源精准配置，社会力量被广泛动员，贫困地区拥有和其他地区平等乃至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
交易藩篱被不断打破，交易环节被不断熨平，交易成本不断降低，激活了贫困地区潜在的生产要素，释放了生产力。
来看一组数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改建农村公路208.6万公里，贫困地区达到110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20.1万公里，贫困地区新增5.1万个建制村通硬化路；
14个集中连片特困等老少边务地区累计投产铁路新线3.6万公里（高铁2万公里）。新投产的铁路覆盖了274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10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
2016年以来，贫困村通光纤比例由70%提高到98%；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现对832个贫困县全覆盖。
“快递下乡”工程从2014年首推，历经7年，农村地区快递覆盖率从50%扩大到2020年8月的97.7%。
不仅是基建领域，中国电商的扶贫成绩还离不开中国农业和制造业的持续发展，互联网及移动支付等创新技术应用的普及，更离不开中国广袤大地上城乡人群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
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爱，正是中国电商扶贫的制胜之道。
电商扶贫，是以精准扶贫为目标，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通过电子商务就业创业的机会，将贫困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销售上网。
2015年，国务院扶贫办正式将电商扶贫纳入精准扶贫十大工程；
同年，陇南作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示范点，为后续各地开展电商扶贫实践点亮一盏灯；
2016年，国务院扶贫办等16家中央单位联合发布《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完成了对中国电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
奉节脐橙、巴楚甜瓜、元阳红米、吉木乃面粉、敖汉小米、金寨猕猴桃、扎赉特大米、苍溪红心猕猴桃、百色芒果、阜平香菇、丹寨酸笋、满洲里羊肉、抚远鲟鳇鱼、同江马哈鱼、定西土豆、洛川苹果、梅州驮娘柚、西盟山林百花蜜……近年来，一批又一批令人垂涎的农副产品陆续登上各大电商平台，成为中国百姓舌尖上的“明星产品”。
很难想象，上述产品大多来自中国的贫困县，都曾面临有货难出、有价无市的尴尬局面。
——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当地闻名的千年“诺邓火腿”常年苦于山高路远。
——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是全国洋葱主产区之一。2020年5月，洋葱上市季节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大批洋葱滞销。
——方竹笋产自海拔1200-2500米的贵州大娄山，因为易变质、保鲜难，方竹笋过去多以泡笋、干笋等深加工的产品销售为主。
如今情况都已改变。
——拼多多与沪滇合作平台共同打造出诺邓火腿“扶贫车间”，2020年量产值达6000万元。
——苏宁拼购与商户打通线上销售通道后，短短几日内当地洋葱售卖超过10万斤。
——盒马通过全国化空运冷链，现在已经实现方竹笋6个小时到达全国。
2020年10月29日，河南开封杞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工人将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的大蒜装箱打包。
2020年5月6日，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电商产业园，当地村民通过电商直播推销农副产品。
多年来，从默默无闻到网红商品，从田间地头到千家万户，中国广袤大地上铺陈了千万条“神奇通道”。
在这背后，需要国家扶贫资源精准滴灌，需要一线减贫带头人和贫困人群自身的智慧与力量紧密结合，需要各路电商平台的积极加入。
如今，“一店带多户”“一店带一村”“一店带多村”等多种精准电商扶贫模式涌现出来。
“一网通天下”的扶贫模式，正在翻起数字经济的巨浪，架起偏远地区农产品进入城市市场的桥梁，为曾经的“穷山僻壤”凿开发展屏障。
数据显示：2019年，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实现网络零售额2392.4亿元。2020年，这一数额超过3000亿元，同比增长26%。
电商，已然成为减贫利器。
鲜货“出山”，并不容易。
靖州杨梅，果味鲜甜，是怀化最富特色的农产品之一。由于杨梅成熟的季节气候炎热，采摘下来几个小时后就会腐烂变质。自古以来，杨梅的储存、运输都是困扰广大种植户的一大难题，很多当地人甚至把杨梅称作“烂在树上的赔钱货”。
户太八号，是产自西安的葡萄，在葡萄爱好者中有一批粉丝。但是与其他葡萄相比，户太八号是硬秆葡萄，接近全熟时候，果粒一碰就掉，给采摘配送带来很大困难。
五郎溪村是国家级贫困村，山高路险。2015年的时候，15个村民小组中8个村民小组没有通公路，又缺少必要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当地种植的金银花每年腐烂或降级销售超40吨，占总产量的20%。
鲜货“出山”的这“最先一公里”，其实也是最难的一公里。
“最先一公里”，狭义指向农产品出村进城所需的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广义则可涵盖整个农村流通体系，并可延伸至最源头的育种研发与种植养殖。
数据显示，美国农产品采后尽快处理的预冷率达到60%-80%，而中国一度只有5%。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朱明曾表示，自己在智利考察时发现，为了确保车厘子品质不变，该国科研人员特别针对中国市场的需求进行了系统研究：从何时采摘、如何预处理、用什么材料包装、海上运输多久到何时上架刚刚好……
农村电商如何走好这“一公里”，至关重要。
对此，“最先一公里”国家三大工程早已启动。
2014年起，国家启动“快递下乡”工程。自此“快递下乡”覆盖率从50%扩大至2020年8月底的97.7%。
2012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支持农户建设农产品贮藏、保鲜、烘干等设施，提高产地初加工能力，减少农产品产后损失，提高农产品品质。
2020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安排中央财政资金，在河北、山西等16个省（区、市），依托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围绕水果、蔬菜等鲜活农产品，启动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
除了顶层布局和国家扶持，加入“抢修一公里道路”队伍的电商平台也愈来愈多。
例如，菜鸟探索的县域物流共配项目，已经覆盖全国900多个县域，力解“快递下乡不进村”难题。
2020年11月，全国5大阿里巴巴数字农业集运加工中心（产地仓）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预计一年可将100万吨生鲜农产品直供全国餐桌。
中国电商这“一公里”的路程，还在不断行进中，需要多方主体的密切配合，也需要创新市场模式的鼎力保障，值得拭目以待。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2013年发出这一灵魂拷问。
走遍五大洲、深入十余个国家的贫困人群，两位经济学家发现：尽管每年都有大笔援助资金注入，也不乏当地政府推广各类支持性政策，但彼时全球仍有约10亿人，每天生活在0.99美元的贫困线之下。
贫穷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许多发达国家也一筹莫展。
贫困，似乎是一道解不开的魔咒。
减贫之所以难，主要在于两点：
首先是增长的悖论。
世界减贫实践证明，以发展自动促减贫存在力不能及的阶段。财富一直“滚雪球”，贫困却日益“堡垒化”。
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产生一种压迫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发达国家在面对贫困问题时也往往一筹莫展。这正是增长的悖论。
其次是市场的失灵。
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本来可以作为实现减贫的重要力量。然而，市场配置资源却是以效率为原则，越到消除绝对贫困的攻坚阶段，市场就越消极。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等原因，往往难以有效参与市场甚至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在整体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
减贫问题如是艰难。但中国，却在2020年12月31日完成了一件大事。当天，国务院扶贫办大楼前悬挂的“脱贫攻坚倒计时”电子牌前，倒计时归零。
这意味着，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累计让近8亿人摆脱贫困。
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减贫“攻坚战”。
曾经困扰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世纪难题，有了中国答案。
“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11月23日）
做蛋糕是为了分蛋糕，分好蛋糕又促进持续做大蛋糕。
纵观中国减贫攻坚全历程，这个鲜明的逻辑贯穿始终。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中国减贫学——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减贫理论与实践》报告中指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实现“最优分配”这一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中国对于“益贫市场”这一理念的创造性拓展与实践。
如今，电商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万企帮万村、驻村帮扶、易地搬迁……在中国减贫事业的词典中，关键词不断充实、释义日趋丰富，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样本”。
中国以自己的方式给出了对于“贫穷魔咒”的解答，无愧于时代使命，无愧于大国担当。
2020年12月1日，河南省光山县电商培训班里，来自当地的返乡创业、家庭主妇等学员学习如何将本土特色农产品通过线上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