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共革命的宏大叙事场景中，妇女以其特有的作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妇女角色意识的唤醒以及活动的实践，自然不能仅以“政策—效果”的模式进行解读，而必须意识到其背后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所蕴藏的革命理念、动员机制、心理反应等持续作用又交织相融。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晋察冀日报》，曾以“读书识字”为主要内容对妇女活动进行过相关报道，不仅起到了极大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作用，也见证了妇女从“被动”到“主动”的思想与行为转变。从一定意义上说，妇女读书为观察更长时段更宽广范围下的中共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变迁与“人”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意蕴深远又别有意味的视角。
【关键词】妇女读书；
《晋察冀日报》；
革命；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6；
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6-0024-0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斗争，在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的交汇交融中推动了社会的大变迁。其中，曾长时间被认为是“失语者”的妇女群体，从漠然、懵懂到醒悟、斗争，在革命的动员中经历了一场思想、行为以及身体诸多层面的改变与形象建构。但是，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妇女在生活、生产、参政等方面的变化，而对于妇女读书的重视与解读却较为薄弱。实则，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妇女读书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如1940年“晋察冀的识字班中，有四千妇女，下级干训班有四百妇女”，特别是“在冀中，半数以上的村庄都有妇女识字班，每村平均有五十至六十个妇女上课”，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妇女的状态以及根据地的生态。被称为“全边区人民最忠实的喉舌和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正规化的党军”的《晋察冀日报》，客观全面地记载了妇女在革命中的思想与行为变化。在以“妇女读书”为关键词的信息检索与资料分析中，《晋察冀日报》的相关报道提供了一个问题讨论的时空情境，由此亦可管窥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在大时代的碰撞和交融，进而深刻体会中共革命的丰富性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一、失语者觉醒：妇女为什么要读书
中共革命中的“妇女要读书”，自然不能仅在革命的宏大场景中观察，而必须要放到历史语境中与“妇女不读书”进行对比来加以审视。“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無论是作为主体抑或客体的妇女，透过“是否读书”的思想发生与发展也是个历史过程。那么，“妇女不读书”与“妇女要读书”的寓意如何，又是在怎样的情境中经历了变化，其中反映出的社会生态及思想感情又应怎样看待？
“妇女不读书”，与其说是近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现实，莫如说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抑或长期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实则，在历史发展中，曾创造并见证了中华文明进程的妇女，在社会生产以及封建专制统治的嬗变中逐渐异化，导致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却被遮蔽了应有的声音。“妇女不读书”被纳入了伦理纲常的范畴，在封建专制文化浸渍的社会中成为人们习以为然的常态。封建统治下的生活周而复始，尤其是宋朝理学日盛，明清之际专制更甚，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受诸多藩篱所束，读书几与天方夜谭无异。“不使女子识字，不叫她有一点点知识，其思想之浅狭，生活之卑陋，该有多么可怜。”但正是这些制造“可怜”的话语权掌控者，却不知造就了多少妇女的“可怜”命运，更耐人寻味的是，或许双方皆未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意味。毛泽东指出，妇女解放的目的“就是女子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而长期以来无办事、开会、讲话权利的妇女，并未意识到这与自由平等有何干系，更何况去翻阅、攻读男子用来考取功名的专属书籍。那么，“妇女要读书”又是如何进入人们讨论范畴的呢？
这自然与近代救亡图存背景下，女性意识的唤醒或回归有关。西风东渐，现代意识渐醒，妇女思想、行为、身体等多方面的被关注也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妇女不读书”，自然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之一，并以此对千年来妇女“苦难生活”进行反思与批判。必须要注意到，“散播女性苦难叙事的人，不论他们是男性国族主义改革者，还是站在男性主体位置的城市知识妇女，则占据了权力的制高点”。以此来观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女性叙事，至少说明一个曾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即妇女读书与否，已经不仅仅是妇女群体的自身之事，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主题与社会韵律，以及在此情境下或激烈反复或潜流涌动的政治活动。尽管此时女子学堂已在城市渐次出现，但广大农村妇女依然处于固有的惯性之中，尚未觉察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已渐成潮流或趋势。需要提醒的是，“要了解中国现代女性，我们需要知道的不仅是‘她自己，还有她那些重要的‘他者，无论他们是本土的，还是国外的；
是男性，还是女性”。而这恰是当时在谈到妇女读书等敏感字眼时，世人常易忽略或漠视的妇女问题讨论应置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严格意义上，只有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将对“妇女的审视”置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场域后，妇女读书才被赋予了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内涵。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是应有之义，妇女解放既是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革命的重要手段。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上自始即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向警予的相关言论极具代表性：“男女两造为社会进化的两车轮。女子教育的现象恶劣如此，社会进化的两车轮将永远不能得着均齐协调的发展”，反映出将性别政治与社会变革相联系的初步思考。而当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后，更深刻认识到长期以来差序格局下妇女的真实生活状态，或者说，认识到这是个尚不自知创造了历史的“沉默”群体。“农村妇女尤其是年轻女性传统上认为不应该是‘会说话的人，因为她们被认为应该限于家庭范围内活动，并从属于家庭中长辈和男人的控制。”这种异域“他者”的观察也有相通之处。对经历过生死考验而又面临着严峻挑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将蕴藏着巨大能量而又目不识丁、缺乏自我正确认知的妇女群体动员起来，是其重要任务。这种动员显然超越了“读书为了识字”的简单结论，因为“我们的母性观是和民族解放妇女解放联系起来的，是具有时代性和进步性的。我们主张应把母亲由狭隘的家庭牢笼中引出到社会抗战建国的大道上，参加救国的工作，参加各种生产事业，真正实行政府和职业机关的开放，解决她们的痛苦与困难，使她们进到广大的社会和集体生活中，以陶冶她们，使之养成伟大的性格”。这种母性观或妇女观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在与妇女群体的深入接触中而生成的了解、关心、认同、期待、支持等丰富情感的反映，预示着妇女运动（自然包括妇女读书）已经并将越来越深刻地被置于更为宽广的革命场域。
二、“上”与“下”的结合：妇女要怎么读书
近代以来，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皆曾关注过妇女群体的生存状态，世人也对妇女问题的解决抱有极大希望：“倘若政府与我们民众一致能下十年深刻的功夫，则十年以后，这民族的生活要大大改进，观念要大大变迁，也许国运的转机就在乎此”。然而在彼时激烈复杂的社会动荡中，看不清或不触及问题的根本，妇女形象的革新与处境的改变注定徒劳无功。而以“妇女解放”为号召的中国共产党，从文化、制度、阶级的高度关注妇女问题，真正让世人由此看到“国运的转机”，全民族抗战时期“妇女要怎么读书”即呈现出诸多意蕴深远之处。
妇女“怎么读书”不仅仅是方法的问题，更与中国共产党的机制构建和组织运作密切相关。对此，中共中央妇委有着明确要求：“用群众自己的力量和热诚，尽可能地设立识字班，夜校，小组，救亡室，话剧团等，以便经常的进行广泛的识字启蒙运动，启发妇女的民族意识、民主思想和基本的政治觉悟。”也就是说，妇女读书的明确目的性要以一定的组织运作来展开，从政治的高度明晰读书的目标、作用与意义所在。朱家营小学“这时期的课程，是随着生产的中心，讲了：粪的种类、用处、造法，还分别的给三个副业组讲：羊、羊毛的用处及北瓜大麻的种法等”，反映出组织读书时已经注意到绝大多数妇女处于抗战后方和生产一线的现实，从熟悉处着手自然事半功倍。定县识字班的课程设置有“农民识字课本，妇女问题，政治常识，持久战等”，既包括技术上的文字识记，又涉及切身相关问题的讨论，更有置于民族命运的情境分析，即较有代表性地反映出对现实的回应。有组织的读书产生了最直接的效果：“五区大台妇女拨工组变成今冬的识字组以后，学了好多与家务有关的字，她们稀奇而惊讶地问：‘什么事也有字呀”，类似感慨形象而生动地说明妇女读书后“晓事”的生活表现。当然，初期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政治教育相对薄弱的现象：“这几个读报组都有一个同样的特点，就是读各地的典型、模范事实多，尤其读他们本村的事更为群众所欢迎；
但读时事政治问题较少些。”必须要说明的是，如果仅是为了让妇女读书而读书，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易于操作上的展开，但或许会冲淡活动本身所蕴含的重大意义，这也说明妇女读书在目标达成的设计与实践上对组织性的要求极高。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已在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中锻炼了动员组织能力。因此，在组织妇女读书的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展现出日益纯熟的运作能力。其中，妇救会大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组织作用，而学校由官办向民办、官助民办转变的过程，也说明了在妇女读书上社会力量参与的程度。显而易见，妇女学校、夜校等机构依然是重要的读书阵地，如“按时到校，有事请假，多多识字，用心听讲”等校规已反映出日益规范的读书氛围。“去年的冬学已经从暂时性的季节性的学校而变成恒久的民众识字班与民众学校，使学习逐渐成为广大群众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一个经常的不可缺的部分。”这也意味着，当学校、读书、学习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妇女读书已被人们从思想上逐渐接受。当然，战时的特殊环境使学校等读书机构呈现出流动性的特点，如四专区“过去有巡回学校二十六座，都不甚健全，整理后巡回学校增加到一百零六座，并且都很健全”。如此般地面对面上课，手拉手识字，近距离无隔阂地送知识上门，无疑受到了尚未习惯走出家门的妇女们的欢迎。随之而来的影响可想而知，“现在的学校比过去好多了，又念書又学做活真是文武双全”“现在的学校真是庄稼人的学校了”。妇女读书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认知，对学校也由过去的“敬而远之”演变成了现在的“心向往之”。
在系统性地组织之外，妇女读书需要“领进门的师傅”，因为“农民们文化政治认识不足，这就需要小学教师们去帮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纲常礼教和传统习俗依然存续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教师的性别身份也在考虑范围：“冬学中应抓紧动员妇女同胞踊跃入学，一般的应男女分班，妇女班尽量请女教师任课”。这对教师的“德与学”皆提出了明确要求，使教师自身素养的提高成为十分迫切的事情。各地教师业务学习多“由教育科负责，征求教师、农委会的意见，统一布置，检查、汇报、督促亦由教育科负主要责任，以中心学区为单位划分学习小组。每天保证两小时学习，每两周开讨论会一次，每学期进行测验一次，各县作总结”。在如此“严密”的组织体系内，教师自身也大多经历了思想转变，九区口上中心小学区全体教员给县相关部门写信说：“我们本身思想和观点就有毛病，怎会有成就呢？……下了决心，绝不造就‘废物（轻视劳动），我们要造就‘人才（能写、能算、能生产），要造就新国民，要为群众政治服务。”教师用心的直接结果就是“坊里小学，甚至有好多青年妇女，也会要求到学校上学”。在乡村最基层的妇女读书中，读书班、读报小组也组织起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学活动。唐县三区下庄村的读报小组最初只有八九个人，后发展到二十人左右，“在读报之前，文救会员很好地进行帮助准备工作，如读什么材料，哪个为中心，哪些材料向哪些人读，分类整理”。此类文救会员的职责更接近于行政管理人员，他们和教师各司其职，营造出日益浓厚的妇女读书氛围。
194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对妇女读书时的政治教育方式有着明确要求：“应通过生产方式去进行，如提高生产技术，认识有关生产文字，编制在生产时的歌曲小调等。”这既是从抗战后方工作的需要出发，又是考虑到妇女所习惯的活动场域。各地从实际出发，引导妇女充分利用日常生活的环境、工具，有的“把识字牌挂在纺车面前，一面摇纺车，一面识字。还有在墙上写字，大家进出就认字，所用的生字都从眼前实际的字眼学起，如‘棉、‘线、‘纺车等”，一幅幅读书的生动画面在根据地各地不断闪现。肃宁的生产模范吕桂荣将读书融进了生活：“在‘打夫的时候，叫别人给他写上‘打夫了；
去街上时，就在手上写上‘上街；
去集上卖粮食时，就在手里写上‘卖粮食；
去打梨虫时，就把字写在木板上。……一年后她已经认识了四百个字。”曲阳16岁的女劳动英雄王秋芬在读书上甚至实现了由“学生”向“先生”的转变：“她小时候没有念成书，这时除了过光景外，还积极上民校，夏天四天上一次学，念一课书，她为了能天天识字，又不耽误时间起见，就想了新办法：把字写在纺车上，一边纺，一边认。她这样记得很快，就给别人也写到纺车上去教，现在她已认识三百多字，成为妇女们的小先生了。”从“我要读书”演变为“我教人读书”，或许只有在生活的课堂上才能看到这些妇女“小先生”。一段村教育委员在访谈中的叙述透露出浓厚的生活气息：
岗南村里就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和她孙女竞赛，看谁识的字多，记的牢，认得快，每天吃过晚饭就相互问一问，考一考，祖母记忆力差，她就把每天识的字请人写好，贴在锅台的墙上，她一边烧饭，一边就认字；
不烧饭的时候，就默认，忘了，马上便到锅台面前去认。孙女虽然记忆力强，但是工作忙，每天要放一群羊到山上去，她把羊放到山上吃草，一边就坐下来，用石子在地上写。每天她放羊的地方，总遗留下许许多多的字。
如普通妇女般，妇女中参政的“优秀代表”在读书上的表现同样令人鼓舞。李星秀是刁窝口的妇救主任，“她的学习课本是一些账条子，她每天一面做饭，一面看着账条子，用烧火棍在地下比着写。现在不但学会中国数目字，还学会阿拉伯数目字。大会奖她锄一把”。“李星秀”们需要在斗争、生产、生活诸方面作出表率，自然是“在政治上主张革命与进步的人民，在文字上也一定要主张进步与革命”，把书读好更具有政治意蕴与教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上层的组织引导与妇女的自我激励相结合，在根据地演绎出一幅妇女读书、以笔为戈的历史画面。
三、在变化中书写历史：妇女读书有什么用
当我们意识到“妇女历史必须更深地置于中国整体历史之中”进行观察时，实际上已经在用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长久的时段来审视妇女群体。而当这段妇女历史发生于近代以来社会大动荡大变迁中时，无疑是对观察视角与讨论模式的多重要求。这也意味着，妇女读书自然要置于历史发展长河与中共革命的具体情境中审视，在“读书—识字”的简单线性关系上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东西。
毛泽东曾从革命与动员的视角阐述“读书”的重要性：“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对观察妇女读书的重要启示是，其获取知识后引起的显著变化即为自身思想与认识上发生了由内及外的反应。有的妇女在读书讨论时禁不住感慨：“事变那年，鬼子占了卢沟桥，中央军象是夹尾巴狗一样，一溜烟过了黄河啦，要不是八路军来，谁在这里抗日呀！唉！提起他们来，退却时拉走了我的小黑驴，家里衣服粮食抢了一个光，我多年的‘赔送都叫他们弄出来啦。”只言片语折射出，妇女们从自身或自家利益出发，对八路军、中央军、鬼子有了朴素的认识判断与情感定位，对爱与恨、支持与斗争的民族意识及阶级观念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妇女自编自唱的“解放歌”道出了其“解放”后的喜悦：“解放前，作媳妇难，……什么事情不敢向前，八月十五解放保安，共产党救星唤醒了咱，提高妇女地位尊重女权，设立民校，把书来念，改造旧风俗习惯妇女一同生产，百般事情赛夫男，大家努力一齐来干。”朴素的创作融对比、说明、描写、抒情等手法于一体，虽然妇女自身未见得深明其意，但或许这恰恰反映了读书识字对沉睡中妇女的唤醒与改造。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通过读书活动（当然不仅仅是读书），正在被唤醒的妇女们在行为上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李翠珍是模范女教员，她不仅仅在岗位上尽职履责，而且在生活中也尝试改变那些被认为消极颓废者：“村里有个懒汉，成天蹲在墙根下晒太阳。李翠珍看见了，就叫学生去问他今天做了什么，天天去问，那懒汉就有些不好受，又叫小学生在他晒太阳的地方写了‘懒汉墙，他移在别的地方去晒，还是不干工作，孩子们又唱‘懒汉歌，在孩子们的不断催促下，他终于到地里生产去了。”而更多被唤醒的普通妇女所表現出来的智慧和力量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六分区冀东五区北郑庄的郑老根曾当过伪村长，在被打倒后成了识字课教材中的实际例子，读书的妇女们齐心协力编了四十多课。“郑老根真不沾，对待家里人偏心眼！”“作父母莫偏爱，闺女娘们一样待。”“有饭大家吃，有活大家做，有事大家来商量。”这些将思想感情与教育任务融为一体的课文标题，体现出读书后的妇女在思想与行为上所发生的显著变化。
在革命热情的感染下，妇女们不仅仅学会了创作，还学会了感染力极强的表演：“由妇女出演的《坚壁清野》，内容是取材于本村一个顽固老年妇女没有坚壁，被儿媳妇藏了没有受损失的省悟，还有一个落后的青年妇女因不听区里的话，没有让他母亲坚壁而受到了损失和母亲的抱怨的反悔。”作品将时代背景、革命任务、斗争目标、教育对象等元素融入具体情境，由未学过表演的妇女设计与诠释，虽然少了一些专业，但是多了真实与感动，在观者熟悉与亲近的氛围中营造出感染与鼓舞。当然，类似艺术性作品对组织运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不要一定等到观众聚集很多时才开演，有几个算几个，群众慢慢就会多起来。（二）人挤不开时可分开两个场子活动。（三）集日出演时间最好是在刚上集或快散集的时候，这样观众才有功夫看戏。（四）花样越多越好，节目越短小越好。（五）观众要事先组织一下，布置几个干部在观众中维持秩序。”这也说明，如果“顶层设计”缺失或不足的话，本为教育而生的作品与活动，极可能成为“一哄而上”与“一哄而散”的“看热闹”。对于读书后的妇女来说，文艺作品只是展示其变化的一种形式，当然这种形式具有重大寓意，因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妇女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影响了他人的观感和印象，并逐渐建构了其崭新的社会形象，进而推动了大众社会心理的变化。传统上认为“女孩子生下来注定就是要被嫁出去的，因此她在娘家的成员身份只是暂时性的。”其实，妇女在婆家长期的成员身份恐怕亦限于私人领域，走出家门读书普遍被认为是“女子学风流呀”“上了学就跟人家跑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改变自然需要一个过程，曲阳县南故张村刘洛从感慨道：“俺家孙女上民校，识了字，懂了理，做活又多，还学会了过日子的事，上民校真顶事。”或许正是“读书识字—懂理做活—过日子”这种更符合人们日常思维的逻辑，才使得人们的认知逐渐改变成为了普遍的可能：“一区辛庄一个老太太，去年曾阻止儿子、媳妇上冬校，在强迫入校的政策下，被送到区里坐过禁闭的，但今年却经常到她儿子、媳妇学习的地方去看比别人学的怎样，有时孩子们上了学回去，还问‘今天学的什么呀。”在革命历史中，妇女的这种变化不只局限于后方，也不可能只局限于后方。晋察冀边区战士邢原海接到原来目不识丁的妻子来信后几乎“目瞪口呆”：“我现在已参加了妇救会工作，家里生活还有人帮助，请你不必挂念，你要英勇杀敌，等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后，再回来探望我吧！祝你以后更加努力，别不多谈，望见信速回音，你看我的字学习的怎么样？祝你英勇杀敌！”在一定程度上说，能够给自己最亲密的男人“惊吓般的惊喜”，或许是妇女形象改变后产生影响的生动诠释。
四、余论
显然，在对妇女读书的逻辑分析中，尚需对几对关系进行简要分析，主要但不限于“妇女读书与妇女解放、妇女读书与革命运动、妇女读书与社会文明”的讨论。这些讨论遵循着一定的理论原则，诸如“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着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也唯有此，妇女读书将脱离“单纯的知识获取”解读，在融入历史情境中成为探讨妇女群体生存状态变化与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视角。
其一，妇女读书自然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也是婦女解放的重要途径或形式。全民族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斗争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妇女运动开展的内容与程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标签，“一九三八年全冀中区有女生二万余人，一九三九年有四万余人，一九四〇年增至十三万余人，至一九四一年五月止，女生人数竟越十九万七千多人”，仅从妇女读书的规模亦可见一斑。马克思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尽管妇女读书场所不限于学校或社会机构，尽管妇女读书的传授者不限于教师，但相关联事物所具有的公共属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在读书学习中，妇女“设法调动可观的文化资源，建构出了更能发挥个人能动性的主体位置”，其解放在自身视角下才变得更具有可能性与主动性。
其二，妇女读书融入革命运动，读书声与炮火声齐鸣于历史的天空。尽管不同阶段的具体任务要求时有变化，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的总体政策是始终明确的，即“用各种方法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及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坚决消灭党的一切组织与党员中对于妇女及妇女运动所存在的那种陈旧的、庸俗的及中世纪的态度的各种残余，纠正一切对于妇女工作的轻视、忽视与消极的态度”。需要解释的是什么，坚决消灭的是什么，必须纠正的又是什么，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说明意味着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相统一，既是妇女解放自身的内在需求，又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必然要求，需要理念、政策、方法等多层面的融合与贯通。毛泽东在给《中国妇女》杂志第一卷第一期题词中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之语，显然立足于革命运动的具体情境，其语中之“男女”，既超越了传统的性别范畴，又考虑到长期以来乡村的传统习惯与思维，正是向广大妇女特别是经过知识熏陶的妇女发出了革命的号召。
其三，妇女读书反映出一个社会现象，即社会文明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演变。无论怎样的评判标准或价值尺度，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始终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几乎与读书学习无缘的妇女，其思想始终禁锢在一个潜意识中：“正如许多男性把女性当作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女性即便谈论的是自己，关注的也是她们和男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带有巨大惯性的社会心理，随着妇女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命运的跌宕起伏而产生变化。“在20世纪，‘妇女问题成为民族化和现代化话语的一部分，使女性作为一个公共群体出现在公众的争论中，而有性别特征的新女性更多地从生命科学和大众消费文化的方面来理解。”这对我们观察妇女读书有一定启示。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区域，自五四运动以来的社会启蒙通过妇女读书等妇女运动的开展，使得社会在男性与女性最基本的结构上和谐意味日浓，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在全民族抗战过程中演绎了一场别样的社会变迁。
【刘建民，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何飞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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