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其奎
2020年6月19日，得知老友邹逸麟教授去世的噩耗，内心极度悲痛。记得在他去世前的一个礼拜，我和老伴去新华医院看门诊、配药，趁机去看望他,见其卧床不起，说话有气无力，咬字不清，但神志还算清楚。他得知我和老伴去看望他，极为感动，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我痛惜地感到，老友在世的时日不会很长了,出了病房，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痛心的眼泪。
我和邹教授结缘于地方志。我从复旦毕业后留校做政工干部，和邹教授很少交往，见面不过是点头示意而已。1992年邹教授任上海史志学会会长，1994年受聘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1993年我调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在此后近30年，无论是参加方志工作会议、评审和验收志稿、电话交流、通信往来及参加固定的医保诊疗，我和邹教授交流的话题都是有关地方志的编纂工作。
邹教授是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方志学大家、学界的翘楚，在与其接触交往中，我不仅学到某些方志学术理论的真谛，他“认真做事，老实做人”的高贵品质也深深感染了我。正如邹教授在我出版的《史志文集》中所写序言表达的：“在修志的许多问题上我们常有同感，相互可以坦诚交换自己的看法，无所隐匿，故私谊日深。”本文仅就地方志学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阐述我和邹教授的一些看法，以求同仁指正。
《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10期发表了王晖先生《什么是地方志》一文，对“方志”和“总志”及其有关的词义分别作了解释。原文云：“方志又称地方志、志书、志，是记述某一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记述各个方面情况的为总志，记述一个方面情况的为专志。”邹逸麟教授阅后认为此表述还可以进一步商榷，撰写了《对〈方志百科全书〉“方志”条释义的几点意见》（原文刊于《浙江学刊》2013年第1期，《上海地方志》2013年第4期予以转载）。邹教授质疑，如果依王文的说法，记载一地“各方面情况的为总志”，那就没有方志了。邹教授还以地方志的演变、定型、分类、名称等逐条加以解析总志和方志的区别。王晖先生随后撰写《总志是方志的一种》——答邹教授〈对《方志百科全书》方志条释义的几点意见〉》，对谭其骧教授关于方志和总志的区别论述提出质疑，并突出强调“总志是方志的一种”。邹逸麟教授后撰写《〈对《总志是方志的一种》一文的意见〉——答王晖同志》（2014年《上海地方志》第1期），引证大量有关论述“志”的资料，反驳了王文对谭其骧教授“总志”和“方志”不可混为一谈的质疑，充分证明“总志是方志的一种”的说法是错误的。
忆往思今，邹教授和王晖先生的“总志”和“方志”之争，引起了笔者对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之思。从目前我国的国情现实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方志绝不能说“总志是方志的一种”，应该厘清和纠正旧时“总志”和“方志”混淆的错误，依据修志大家谭其骧教授关于修志的理论为规范，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州）、县（市）、乡（镇），以及政府所属各部门编修的专业志、部门志等各类志书均属于方志系列。待条件成熟后，应举全国之力编纂一部高质量多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志》。
邹逸麟教授极为关注地方志的质量，他多次对我说：“现在很多人写文章，研究方志理论追求创新，但创新一定要在继承方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早在2005年，方志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六十多万字的《中国现代方志学》。该书把方志理论分割为方志政治理论、方志基础理论、方志应用理论三个部分，三个理论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同时又将学科结构体系概括为方志政治学、方志基础学、方志应用学。该书出版后，有的专家称赞：“方志三个理论体系是方志理论创见，三个方志学的独特架构，是大胆创新的学科流派。”
邹教授得知这部《中国现代方志学》出版的信息，电告我他要拜读一下这部“大作”，我随后邮寄其家中。一周之后，邹电话告我：“现在很多人写文章、出书，研究方志理论，追求创新。我个人看法，地方志其实没有过于高深的理论。地方志归根结底是历史文献工具，最强的是详细、真实。一部方志好不好，主要是在于两点：一是读者需要的内容是否查得到；
二是记述的内容要准确翔实。就像一部词典，读者需要的条目必须查得到，释文必须科学、真实。”一个月之后，他将借阅的《中国现代方志学》一书邮寄奉还，书内还附有一封短信，函告：“我感到这些作者们不愿好好踏踏实实地将正在编纂的地方志修好，而总想创造出什么理论，我看我们这批人不会比章学诚高明，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很多作者恐怕也没有认真读过几部历史上优秀方志，大谈空论，这恐怕也算是一种时尚。” 我亦有同感，曾写了题为《编修地方志应注意的问题——兼对〈现代方志学〉若干问题的批评》（ 2007年《学术界》第3期）的文章，予以阐述。
2018年7月31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市人大会议室组织召开《上海市志·人民代表大会分志（1978—2010）》评议会，邹逸麟先生（左一）以评议专家组组长身份出席会议
“存史、资治、教化”六字功能，是长期以来无数方志学者在修志的实践中经过反复锤炼而总结出来的。虽然只有六个字，但其内涵极为丰富。三者之间，存史是第一要务，只有存史才能发挥其资治、教化的功能。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六字功能的阐释，也会不断地注入新的含义。
邹逸麟教授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方志的大家。在多次志书评审时，他一再强调：“志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其主要功能是‘存史’；
没有‘存史’，‘资治’‘教化’无从谈起，所以‘存史’是永恒的。存史必须是存‘真史’，否则‘资治’‘教化’便没有意义。”
他谈到用志的情况时说：“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就大量阅读地方志，某个古地名在哪里，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地方志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图集有七万多个古地名，大多都是靠地方志考证解决的。后来参加编《中国历史大辞典》 《中国大百科全书》《清史·地理志》也大量查阅地方志。我这一辈子科研工作都离不开查阅地方志。我翻阅利用过的旧方志有两千多种，新方志也有三百多种，我家里藏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很多书页都被翻烂了。哪部志好，哪部志差，我心里都有数。”所以说邹教授用志的实践，真真切切、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地方志“存史”功能。
邹教授在解说六字功能时十分强调“存史”要存“真史”。他曾举例说：“地方志在经济部类都要记述工业，修志的材料都是下属工业部门提供上来的，提供上来后，修志人员有没有去核实过，材料的出处，材料之间的矛盾，材料质量怎样等等都要下功夫核实，准确无误。”
邹教授还谈到，“‘存史’就是一定要记真实情况，决不能长官意志，报喜不报忧。负面的内容也要记述。例如当今社会的贫富差别，老百姓忧虑的房改、医改、教改，干部中的贪腐等以及历史上的一些负面现象，如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现象等都要记。地方志记述要全面、真实，负面的内容决不能不记。”
前几年方志界有人否定三大功能，说传统的“存史、资治、教化功能已经不适应社会现状”，提出“要做好创新、强化、丰富、拓展地方志全面服务的功能”，要地方志全方位、全覆盖服务。其实这些内容受到方志界严肃批评。毋庸置疑，我国方志文化事业的发展充分证明：存史、资治、教化在理论上是科学的，在实践上是适用的。
多年来，在修志的实践中邹教授和我多次谈到地方志机构的职能和性质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地方志机构是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学术研究机构，它不是宣传部、报刊社、电台、电视台、网站等要开展宣传工作，修志是地方志机构的第一要务，虽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但绝不能行政化。
我和邹教授认为地方志机构必须强化其学术研究的功能，去除行政化：首先，要提高地方志学科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要强化方志学的学术理论研究。其次，要选拔精通地方志编修业务、能总览一地区地方志编修的具有副高职称以上的人员。再次，从事方志编修工作的年轻成员应具有一定学历水平，热爱地方志编纂工作。做好方志编纂人才培养工作。最后，方志系统应自主地实施职称评定。
笔者和邹教授还多次研讨过地方志的篇目框架和体例结构等具体编写工作。我的自选文集——《静真斋史志文集》一书，收录了《简述地方志及其地方志书的编纂》一文。邹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肯定了拙作：“他在方志办岗位上十年里，对地方志工作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文，本书中《简述地方志及其地方志书的编纂》一文，虽名曰‘简述’实是对地方志工作在理论和编纂实践方面全面意见的表述，颇有指导意义。”笔者才疏学浅，邹教授的溢美之词，实不敢当。
邹逸麟教授是历史地理权威，方志学大家，他的聪明才智，道德修养，深深感染了我，是我学习的榜样。纸短话长，我和邹教授志海结缘，志舟论志，言不能尽，就此止笔。
愿志友、挚友，我的好兄长邹逸麟教授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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