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银银 贾淑品
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引发并加剧生态危机，治理和化解生态危机又必须依靠技术革新，这种悖论引发人们对科技究竟是“生态之福”还是“生态之祸”的热议和反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人们对科技的生态思考和行为选择。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和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一系列目标要求，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立足科技创新和数字技术不断迭代突破的社会背景，构建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治理新格局，利用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内的新技术手段解决生态治理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同时降低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和负面影响，无疑是实现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继而进一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发力点之一。
18世纪中叶，肇始于英国的技术革命开创了以机器大生产代替工厂手工业的时代，凭借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人们打破了早期狩猎文明和农耕文明时期对自然的认知局限，开始走上一条掠夺式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工业化道路。由此引发的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和生态恶化，直至现在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科技创新发展迅速，人们充分利用卫星定位、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护、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进行生态环境监管和污染防治，科技创新日益成为赋能生态治理不可或缺的手段。科技创新的这种两面性引发生态治理悖论：科技到底是引发“生态之祸”的重要原因，还是化解“生态之祸”的重要手段？
(一)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利用科技是引发“生态之祸”的重要原因
在狩猎文明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人类生存基本上处于被动适应自然环境的境地。进入农耕社会，随着人脑的发育、智力的发展和畜力、金属工具的使用，人类逐渐由被动适应自然转向主动改造自然，开始利用人力和家畜提供机械能或动能，燃烧木材和生物质能获得热能，利用水的势能为水磨提供动力，利用风的动能为帆船和风车提供动力。但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界及其发展规律认知有限，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极为有限，因而，人类活动还未对自然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18世纪60年代起，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一起对整个自然界进行了革命改造，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以及其他幼稚行为”〔1〕。人们发明了可以将储存在化石燃料中的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的发动机，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能源时代。从辩证的观点来看，科技的发展极大提升了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速度和效率，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生产力的跃升，然而，人们对科技的推崇，尤其是资本利益驱动下对科技的滥用，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一是工业生产严重依赖化石燃料，导致严重的垃圾污染、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尤其是在19世纪的工业化国家，煤炭是主要的能源供应来源，大量使用煤炭导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像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中所描述的那样，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污浊不堪的河流、煤烟和灰尘严重既是对乌培河谷环境污染的真实写照，也揭示出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工人阶级身体健康的损害。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阐明，工业发展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创造了像伦敦一样富庶的城市与街区，也造成了垃圾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严重危及人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在英国中部的大工业区，到处都是成堆的垃圾和臭气熏天的污水沟，在共用的大杂院中，垃圾和各种废弃物无人照管，任其堆积、腐烂、发酵，其肮脏难以形容。曾经的艾尔河横跨山谷，是当地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但随着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水质污染严重，“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2〕。关于空气污染，恩格斯这样描绘道：作为英国工业的中心城市——曼彻斯特，“到处都弥漫着煤烟”〔3〕，还有从臭水洼里“形成瘴气一样的饱含硫化氧的水蒸气，并留下对健康非常有害的令人作呕的沉淀物”〔4〕。
二是煤炭和石油燃烧以及工业生产导致酸雨的形成。煤的燃烧会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以及包括炭黑在内的一系列颗粒物，而炭黑则是烟雾的组成部分。当煤在燃烧的过程中释放出的二氧化硫酸性气体与空气中的氧气和水蒸气相遇，就会形成硫酸和硝酸小滴，使雨水酸化，而这正是造成酸雨的“罪魁祸首”。20世纪50、60年代以前，酸雨只发生在局部地区，其危害程度和波及范围也仅局限在个别国家或地区。但随着工业发展和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排放入大气的污染物越来越多，原本只发生于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的酸雨开始向全世界蔓延。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地区的烟雾酸雨、1948年美国多诺拉的烟雾酸雨、1952年的伦敦烟雾以及1955年日本四日市有害烟雾引发的哮喘事件等等，都与石油冶炼和工业燃油息息相关，给人的身体健康带来直接和间接的伤害。
三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森林作为重要的碳储存库，遭到的破坏尤为严重。正如马克思所言：“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5〕人类对森林的破坏或出于建造住房的需要，或出于农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又或是出于种植经济作物获取物质财富的需要。这种对森林的高强度开发和对生态系统的持续破坏，成为区域性人类文明衰败甚至消失的重要原因。譬如楼兰文明的消失等，都是森林破坏引起生态环境恶化从而导致文明衰落的具体例证。除过度开垦、采伐森林以外，大型野火也越来越频繁地摧毁世界各地的森林。森林火灾本是一种自然现象，适度的火灾有助于抑制林木病虫害的爆发，加速营养物质的分解和养分的循环，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的更新。但今天大多数的森林火灾却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全球气温上升、气候变化使森林火灾的不可控性越来越强。亚马逊和东南亚的森林火灾，强度大、频率高，不仅导致一些动植物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给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造成巨大挑战，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
四是科技进步、工业发展导致严重的海洋生态问题。众所周知，海洋覆盖地球表面约71%，为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丰富的鱼类和其他食物资源，在全球气候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后半叶，由于捕鱼技术的改进，人类对鱼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的捕捞数量逐年增长，误捕、滥捕导致很多鱼类品种濒临灭绝，严重干扰海洋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此外，资本主义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6〕。越来越频繁的海上运输，船舶排污、原油泄漏等污染事故风险也随之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
上述所见，科技在资本的支配与裹挟之下成为资本加速增殖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森林毁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生态之祸”的重要原因。自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来，在一系列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逐渐打破以往对自然的巫魅理解与想象，科学技术的利用不再局限于满足生存需要，而逐渐趋向于功利主义，把科技看作掌握更多物质资源和财富的工具和媒介。因此，只要能为自身带来利润，资本家们就乐此不疲。“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7〕这种扭曲的自然观强调的是人类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反叛态度。在这种自然观的支配下，人类不顾环境的承受能力，对自然资源进行无节制地索取和应用，大量开采矿产资源、煤炭、石油以满足人类社会的各种需求，自然生态环境也因此遭受毁灭性打击。
(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科技是化解“生态之祸”的重要手段
《老子》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科技进步加速社会发展，也引发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那么，科技究竟是“生态之福”还是“生态之祸”，这完全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科技的利用方式。从现实经验来看，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当前，科技创新步伐加快，卫星定位、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护、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不断创新我国生态环境监管和污染防治的方法和路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科技也通过调整与生产和消费等有关过程来缓解生态环境恶化，从而在生态治理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
一是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可以有效传播绿色发展理念，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3.0%，较2020年12月提升2.6个百分点。”〔8〕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微博、微信、抖音等各种新技术、新应用已经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模式和途径，由于其更新速度快、时效性互动性强、受众面广等优势，因而在生态信息的传达和普及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它能够以新颖的形式和巧妙的构思进行“低碳”“碳达峰”“碳中和”“垃圾分类”等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也能以图文声像并茂的方式解读和宣传党和国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针、政策法规等，还能围绕生态领域的突出问题进行一系列短视频的推送和报道，从而在全社会掀起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的深层次探讨，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并自觉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二是技术进步能够以数据透明的方式加深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和了解，切身体会到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干预和影响。自然界中的许多资源因深埋于地下或者因空间分布不均，其消耗及破坏情况往往不被人们所察觉，而一系列数字科技的应用能够超越以往的时空边界，帮助人们跳出所感知的世界，去接触和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环境变化。譬如：卫星数据能够让人们看到地下水储量的变化状况，不仅有利于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还有助于根据各地区水资源的分配特点进行节水、调水的统筹工作。地球资源探测卫星能够实时监测臭氧层破坏、工业污染、海洋污染等。遥感影像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探测到森林、草地等资源的分布状况和动态变化，清楚地展现森林、草地等资源的消失与新增。VR技术能够让人们非常直观地感觉到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冰川融化的过程，加深和加强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解和记忆。
三是数字科技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智能管理和辅助决策，使生态治理日益走向精细化、动态化和智能化。传统互联网时代，生态环境监管存在数据失真、监管技术手段专业性针对性不强、跨部门沟通协作难等问题，但当下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能够实现精准的数据分析和规模化协作，帮助人们对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做出风险预判和科学决策。例如，我们能够利用遥感监测设备收集到自然系统中动植物的分类分布数据，通过只有这些数据的集结、计算和可视化分析，做出相应的生态系统保护决策。我们也能利用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进行森林的病虫害监测和防治，进行地震、火山探测和森林火灾的预警，从而进行精准的生态监管和科学决策。
如果说，在工业文明时期，科技创新是资本家实现资本增殖的媒介和手段，技术革新和突破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单纯的经济利益。那么，生态文明时代则是在技术革新驱动生产和消费创新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技术手段来解决生态问题，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
科技创新极大提升了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效率，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生产力的跃升，但这只是科技创新的价值在经济领域的显现。事实上，科技创新通过驱动生产和消费创新来扭转环境恶化，在加快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一是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产业结构是协调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桥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过程中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现象严重，产能过剩、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难以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从本质上讲，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增加知识、智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减少经济活动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和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而科技创新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通过技术革新寻找和发展低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加大对传统能源的技术改造，实现能源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通过技术创新“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9〕，引领传统产业的全面升级；
通过科技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现代服务业，在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尤其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生态保护之间的内聚更加明显，许多传统制造业在信息和通讯技术、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创新的加持下，不断探索“零碳+绿色+智能”新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并逐渐朝着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趋势发展。在科技创新的持续驱动下，我国光伏、风电、储能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绿色产业正在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
二是科技创新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节能降耗和低碳循环发展。人类对能源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关乎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已经发现了科技进步在减少资源消耗和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10〕这就是说，可以通过技术层面的处理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业生产中废料和排泄物的利用率，扩大这些材料的原有价值。从能源利用角度来看，科技创新不仅直接决定着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还推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对资源的认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渐从“对显性价值的直接利用和简单的开发利用”转向“对隐形价值的多重开发利用”〔11〕，过去被认为是无用的废渣、废水和废气，现在也可以运用生物转化、人工合成等技术将其转化为重要的化工原料再次利用，有效助推节能降耗和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聚焦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节能减排和绿色转型，在回收利用废旧的钢、铝和其他金属以及塑料，规划和部署现代可再生能源(小水电、现代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地热和生物燃料)，推广应用清洁煤技术特别是碳捕捉和储存技术等方面成效显著，不仅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也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三是科技创新引起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促进生态伦理观的形成。从人类文明的演进角度看，一些重大的科技创新往往能够引起人们精神领域的变革。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指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12〕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作为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为传播文化、交流思想提供了重要工具，推动了欧洲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进入“互联网+”时代，各种先进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及数字化技术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生活习惯和观念产生深刻影响。譬如，利用视频、音频和图片进行环保类知识科普，不断增强公众的节约意识和生态意识；
共享单车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汽车的使用量，使绿色出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各类APP中的环保功能也激发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以支付宝为例，支付宝的“蚂蚁森林”鼓励用户选择绿色生活方式，用户乘坐地铁、选择步行、网络购票、生活缴费等都能获取绿色能量，并利用这些绿色能量进行虚拟性的树种种植和湿地保护。此外，用户每日的行走步数还能够通过“行走捐”转化为公益捐款，以此鼓励和呼吁更多人投身生态环境。随着科技进步以及人们对人与自然认知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将健康、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实行垃圾分类、使用可降解的环保购物袋、安装节能电器、合理设置空调温度、餐桌剩菜打包等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时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正在不断践行。
近年来，国家聚焦生态环境领域的现实问题，陆续发布了大气、水污染防治等先进技术名录和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建立了生态环境领域高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但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治理现代化提出的新问题、新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新型的环境问题不断出现，新型的污染物也在持续增加，传统治理技术遇到“卡脖子”问题亟待突破，这也清楚地表明过去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物质资源投入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13〕，“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14〕。
一是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在生态治理领域的运用，强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技术攻关，加大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力度。“十四五”规划提出“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目标要求，“大工程”“大项目”“大平台”意味着需要加大资金投入。据生态环境部的有关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生态环境部配合财政部管理的生态环境资金有四项，分别是水污染防治资金、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和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累计下达2248亿元……“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部将继续加强在这些领域的资金投入。〔15〕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体现着党和国家对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等领域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但生态治理要想取得实际效果仅仅有资金支持是不够的，更需要有科技力量支撑。当前，土壤污染修复与治理、水污染治理、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固废无害化与资源化、环境规划与管理，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的技术问题仍然是制约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重点，而科技创新则是破题的关键。〔16〕因此，必须加快这些重点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成果推广进程，推动技术装备迭代更新，包括重点行业、企业的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技术的推广应用、清洁能源的广泛使用、5G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智能化环境监控网络建设，以及污染物溯源、清洁环保材料、高效污染治理装备的研发制造和推广等。与此同时，仍需聚焦核电、水电、风电、光伏、氢能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强化生态环境监管和污染防治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通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开展前沿技术攻关，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着力推进信息化、人工智能和生态治理的深度融合，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收”。总之，“生态环境投入不是无谓投入、无效投入，而是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17〕。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的资金投入、科技投入，既是保护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也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
二是瞄准国际前沿技术，构建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科技创新新格局，发掘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深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加速发展，在原始创新、战略前沿突破、体系化建设、研发主体创新和开放合作等多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在技术装备水平、自主研发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而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则是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科技鸿沟的根本所在。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只有当国家内部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时，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实力增长才是可持续的。放眼国际经济发展大势，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决定性因素，成为衡量各国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不断向前，“十四五”规划提出科技发展要“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18〕，提升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科技创新作为生态治理的关键路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卫星定位、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护、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在我国生态环境监管和污染防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具体到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修复等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科技创新的能力仍显不足。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必须坚持科技创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整合科技资源、凝聚科研力量，切实解决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更好地发挥科技对生态治理的支撑作用。针对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必须要加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力度，将数字技术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度融合，积极构建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科技创新新格局，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赋能作用。
三是鼓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生态治理，凝聚共治合力，拓宽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广度。生态治理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更是全社会成员的共同事业。为此，必须从政府、企业、社会以及公众等多个方面共同发力，探索和寻求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和新突破，逐步形成多元主体共治共享的新局面。
其一，就党和政府而言，首先要摈弃西方国家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科技创新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牢固树立科技创新造福人民的价值理念，“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19〕。生态环境是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和追求美好生活最基础最现实的问题，从最终目的来看，“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20〕。因此，必须要明确科技创新的价值导向，调试和统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利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降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改善和提高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保障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其次要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导和推动作用，通过增加绿色科技创新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发放研发费用补助、设立重大科技专项、给予低碳技术税收优惠等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同时，以政府为主导，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加强对新时代创新人才的培养，鼓励更多的管理人才和科技创新人才参与生态治理，为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治理现代化奠定强大的人才基础。最后，党和政府要善于利用微博、微信、博客、抖音、快手等新兴社交平台进行科技创新知识的宣传和绿色发展理念的灌输，使公众意识到科技创新在生态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唤醒社会的环保意识和行动自觉。
其二，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政治和经济体系能够制定并实施环境政策和法规，而这些政策法规必须凌驾于自由的商业实践之上，且能够破除“唯经济利润”的思想观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在政治决策者和企业之间达成妥协，促进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协调发展。对于企业来说，首先，要在思想层面意识到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只有牢固树立低碳发展理念，才能在现实生产中减少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和破坏。其次，要强化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意识。企业生产经营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利润，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企业发展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影响日益増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企业在利用自然资源追逐利益的同时，主动承担起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在依法报批环评手续和办理排污许可证、确保污染防治措施落地生根和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处理等方面主动作为、积极有为。最后，企业应该紧跟国家科技创新重大战略布局，加快绿色环保技术的研发应用，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过程中各种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其三，就社会组织而言，扮演好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传声筒”角色。将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将社会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反映给政府部门，是社会组织的责任所在。具体到生态治理工作中，社会组织首先应该加强科技创新和生态治理这两方面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学习，了解国家相关的环保政策、生态文明战略，以及新科技成果在生态治理领域的创新应用，明晰生态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其次，社会组织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科学所具有的普遍性、社会性等特征，使我们认识到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的应用已不是哪一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21〕因此，科技类、环保类的社会组织应该站在全球视野的高度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针对生态治理的难点、痛点和创新技术在生态治理中的转化应用等问题，开展相关主题的国际会议、论坛、竞赛、夏令营等，以求促进协同合作、达成共识。最后，社会组织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社交网络平台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组织动员公众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提升公众在生态治理工作中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其四，就普通公众而言，积极参与生态治理并不是象征性地喊喊口号，而是要把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治理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知行合一。首先，要从思想上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主体意识，牢固树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真正认识到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其次，要强化和培养创新意识和科学思维，能够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有效监督和检举，积极地为“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路径建言献策、贡献智慧。从现实经验来看，公众不是不愿意参与生态治理，而是受到环境信息条件的限制无法有效参与。〔22〕而如今，科学技术的普及，微博、微信、小红书、抖音、快手等网络技术和互动平台的发展，使公众能够通过网络投票、讨论和意见征询等方式，获取环境信息、表达意见观点、参与生态治理，真正体现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民生关怀和价值导向。最后，要身体力行，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把环保意识和实际生活融合起来。例如，通过乘坐公共交通、合乘、共享等方式出行，减少碳排放；
利用远程视频会议减少商务出行；
优先选择智能家居，节能降耗；
垃圾分类处理，减少环境污染；
积极参与网络公益植树活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等等。在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面前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者、实践者、推动者和引领者。
在一定意义上，科技创新是决定生态文明建设进展甚至成败的关键性要素，只有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才能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更多的实质性内涵。面对“十四五”时期艰巨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任务，必须要集中相关科研力量，打一场生态环境核心技术的攻坚战，让科技创新成为破解生态治理现代化难题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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