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硕
内蒙古草原风光。
在中国历史上，东西两晋王朝君王的存在感普遍比较低，唯有晋明帝司马绍能“脱颖而出”，一方面是因为他曾经堪平“王敦之乱”，同时也是因为此人有着异于常人的金色毛发，基因比较特殊。
司马绍，字道畿，是晋元帝司马睿的长子。东晋太宁二年（324年），明帝司马绍决计趁王敦病势日沉之机，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叛乱集团。为探查虚实，司马绍亲乘巴滇骏马微服出行，抵达王敦的驻跸地芜湖，暗中观察其营垒。很快，王敦手下军士发现了司马绍的可疑形迹。凑巧正在帐中午睡的王敦梦到有太阳环绕其驻守的城池，惊坐起说：“此必黄须鮮卑奴来也。”
王敦口中的“黄须鲜卑奴”即为司马绍，而他面相的最大特点就是“黄须”。《晋书》卷六《明帝纪》很隐晦地写出了原因：“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状类外氏，须黄”。类似记载还见于《建康实录》卷六《肃宗明皇帝》，大意是司马绍继承了母亲荀氏的很多特征，所以胡子是黄色的。可对于荀氏出身族属，史书未有明确记载。
对于司马绍容貌异于常人的描述，已知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南朝刘宋时期，见于刘敬叔所撰《异苑》。编纂于唐初的《晋书》极可能参考了《异苑》，不过在表述上有所不同。《异苑》将晋明帝写作“黄头鲜卑奴”，“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无论是《晋书》的“黄须”，还是《异苑》的“黄头”，至少说明晋明帝受到生母血统的影响，相貌异于常人。那么，晋明帝的母亲荀氏究竟是哪里人呢？
笔者认为，《异苑》中的“燕国”不及《晋书》的“燕代”准确，容易引起歧义。“燕代”是一个历史概念，“起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晋书·地理志》），范围包括今天华北以及东北辽宁省的部分地区。东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氏在这一片区域建立起五个“燕国”，合称“五燕”。再看晋明帝的母亲荀氏，长着黄色毛发，且生活在鲜卑人治下的燕代地区，即使不是鲜卑人，也必拥有其基因。事实上，“黄须”和“黄头”都是鲜卑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点在历代诗文中均有体现，后代史家出于“为尊者讳”，不直书荀氏为鲜卑人，而是以“燕代”或“燕国”代指。
接下来该讲讲“奴”字又作何解了。难道是王敦出言不逊，公然蔑视、辱骂晋明帝么？实则不然。此处的“奴”并非仆人、奴隶之意，而是当时对孩童常用的爱称。这种风俗与古代丝绸之路有关。“奴做乳名”最初起源自中亚，由粟特人传入中土，自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流行，绵延数百年，直至辽金时期仍普遍存在。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名就是“寄奴”，王敦的侄子王劭乳名“大奴”，著名的美男子潘岳小名为“檀奴”，辽圣宗耶律隆绪也被叫作“文殊奴”。是故，“黄须鲜卑奴”的字面意思大致是“那个黄头发的鲜卑小子”。王敦是外戚，其妻为晋武帝司马炎的爱女襄城公主司马修袆，与明帝之父晋元帝司马睿同辈，因此，以堂姑夫的身份称呼内侄倒也无甚不妥。
起初，鲜卑人并非生活在“燕代”之地，而是游牧于更北方的东蒙草原。随着匈奴、乌桓等民族的相继西迁，包括拓跋、慕容、宇文在内的鲜卑诸部趁机南下，在华北、东北以及西北腹地建立起一系列政权，客观上加强了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东段与中原的联系，彼此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
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绵延几世纪的长期过程。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记载，最早开辟草原丝路的是一个活跃在欧亚大陆上的古代游牧民族“斯基泰人”（斯奇提亚人），因而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通道亦被称作“斯基泰贸易之路”。
从广义上看，“斯基泰人”涵盖了广阔地域里的众多游牧民族，范围可以从黑海北岸划到南俄草原再到伊犁河流域，所以希罗多德又将其简要划分为“王族斯基泰”“游牧斯基泰”“农耕斯基泰”“农民斯基泰”以及“阿拉佐涅斯人”“卡里披达伊人”。古波斯人将“斯基泰人”称为“萨迦人”（Saka），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贝希斯登铭文（Bagastana）中经常出现该民族。受波斯语影响，我国史书将“斯基泰人”译作“塞人（塞种人）”，应是对“萨迦”的音译。
《汉书·西域传》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自此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简言之，原本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被匈奴击败，在西迁过程中越过葱岭，占据塞种人的游牧地，后者被迫迁徙至罽宾（Kophen，今阿富汗喀布尔周边）。这场古代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如同历史的多米诺骨牌，促进了各民族交互往来，以及草原丝路的形成与发展。
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星罗棋布，千百年来经历着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为因素的破坏，当下已经很难精准复原出昔日的分布趋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助当前草场的地理位置，大致勾勒出彼时草原丝路的走向：西起黑海之滨，东至日本海沿岸，由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乌拉特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那拉提草原、阿勒泰草原，以及鄂尔浑草原、中亚草原、南俄草原等共同串联而成。在草原丝路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荒漠、戈壁，但这并未阻碍绿色丝路沿线各民族、国家的交流热情。相对于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也即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路的位置更加靠北，主要沟通区域是辽阔的欧亚草原地区，符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特性。沿线各政权与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形式是以牛、羊、马匹、皮毛、乳制品、贵金属等货物交换丝绸、茶叶及各类农产品。
每逢河西走廊烽烟四起、商道中断，草原丝路的价值便凸显出来，起到维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沟通对话的作用，其中由呼伦贝尔、科尔沁以及锡林郭勒等草原组成的“东蒙草原”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是鲜卑民族的聚居地之一。但在东汉时期，这片草原的真正“主人”是乌桓。东汉末年，丘力居、蹋顿叔侄两代“大人（乌桓、鲜卑的首领称号）”对内统一诸部，对外与袁绍结盟，最终雄踞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史称“三郡乌桓”。曹操平定冀州之后，力排众议远征乌桓，致使蹋顿命丧白狼山，部众溃散，与乌桓同宗同源的鲜卑趁机南迁占据了“东蒙草原”，进而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依托，迅速壮大实力，南下参与中原地区的群雄逐鹿。
十六国时期，南下的鲜卑人在华北、东北陆续建立起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以及北燕等“五燕”政权，它们纷纷借助草原丝路开展对外贸易，来自柔然汗国、萨珊波斯以及罗马帝国的商客络绎不绝。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被誉为“三燕古都”的辽宁省朝阳市发现了一座北燕古墓，墓主人是北燕天王冯跋之弟、辽西公冯素弗。考古队员从墓中发掘出土了500余件珍贵文物，其中幾件玻璃制品明显是异域舶来品，尤以“鸭形玻璃注”最负盛名。该文物半透明，吹制成型，表面呈淡绿色，形状似鸭，有扁嘴，长颈而鼓腹。尽管尾尖残断，但整个玻璃注从总体上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别致。化学检测发现，鸭形玻璃注的材质属于钠钙玻璃，原产地应在地中海之滨，经草原丝路传至北燕。
在鲜卑南下的过程中，一支“肤白发黄”部众格外惹眼，那便是慕容鲜卑。“黄须鲜卑奴”晋明帝之母应是来源于此，至少具有该部血统。与上文提到的“斯基泰人”一样，鲜卑也是一个囊括了众多游牧民族在内的共同体，主体包括拓跋、慕容、宇文、段氏、秃发、乞伏等部。从肤色和毛发上看，绝大部分鲜卑人都属于黄种人，这从被誉为“四大石窟”之一的山西云冈石窟佛造像上可见端倪。
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鸭形玻璃注，辽宁省博物馆藏。
《魏书·释老志》载，北魏文成帝拓跋濬“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藉此向世人宣扬“皇帝即如来”的思想。至和平年间，僧侣昙曜主持开凿工作，建成了以五位北魏君主为原型的“昙曜五窟”，五尊佛像并无符合北宋大文豪苏轼笔下“赤髯碧眼老鲜卑”的特征。实际上，鲜卑部众中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主要是建立“五燕”的慕容部。在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以其彪悍战力和肤白黄发著称于世。正因如此，前秦等政权将慕容鲜卑蔑称为“白虏”。比如，在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卷三十八《前秦录》就记载了前秦宣昭帝苻坚在淝水之战大败后被西燕威帝慕容冲抄了后路，都城长安陷落，悔当初不听王猛、苻融规劝，“使白虏敢至于此”。《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中也有苻坚咒骂慕容冲为“白虏小儿”的记载。
与此同时，“五燕”政权的连年战乱，导致部分慕容部的女子流落到汉地，被晋代公侯、士绅们买入府中为妾为婢，这与《晋书》等史料所载晋明帝之母出身婢女的描述又相吻合。所以说，荀氏应为生活在燕代地区的鲜卑慕容。对此，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二编）》中亦持类似观点。
从东晋明帝被称作“黄须鲜卑奴”，再到鲜卑各部的南下潮，无不反映出东晋十六国时期，在中原王朝无力控制河西走廊的历史条件下，草原丝绸之路的特殊价值。这条路，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长河里持续发挥着沟通、连接游牧与农耕文明的纽带作用，促进了沿线各民族的物质文化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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