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恐怕很难相信早在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已经有军事家将战争的性质说得如此透彻
当战乱结束，西汉帝国建立之后，统治者几乎是迫不及待对流传在世间的“屠龙术”也就是兵法进行整理。作为“百世谈兵之祖”，《孙子兵法》（简称《孙子》）经过官方三次整理后，跻身官方钦定兵书目录。不过让人略感意外的是，《孙子》不仅篇章越来越多，甚至还成了两部。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
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而唐代史学家颜师古则贴心地指出：吴《孙子》作者乃孙武，是春秋末期吴王阖庐（亦作阖闾）手下大将，齐《孙子》的作者乃是战国时代在齐国出仕的孙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以下简称《孙吴列传》）中，司马迁讲述孙武事迹后，紧接着就写到孙膑之事，还特地点出他是孙武后代，将两人都视为“孙子”。
不幸的是，由于齐《孙子》在唐后失传，这个原本确凿的问题就此变得扑朔迷离。到了宋代，梅尧臣、苏洵、叶适等学者首开先河，对吴《孙子》成书时代和作者提出质疑。嗣后，历代学者便对是否存在两部《孙子》，《孙子》是为孙武单独撰写还是经过孙武、孙膑多人之手等问题集讼千年，谁也说服不了谁，成了可为后世历史系学生源源不断提供选题的“宝藏”。令人没想到的是，“宝藏”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被画上了句号，而终止专家争论的，居然是当时一位老工人不经意的发现。
军事爱好者留下的兵法宝典
1972年4月，山东临沂县的一位老工人向山东博物馆文物组汇报，说在市区东南银雀山发现了古墓。考古工作者闻讯赶到，发掘出两座西汉古墓。在一号墓随葬品中，他们发现4942枚竹简。考古工作者发现，随葬竹简字体为早期隶书，大约陆续书写于汉文帝末到汉武帝初。
当竹简内容大白于天下时，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酷爱读书的墓主为后人留下了《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等大批先秦兵书和文献，还有《唐勒》《相狗方》《作酱法》等杂书。最让人惊喜的是其中居然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千年后再现人间的《孙膑兵法》有222枚竹简，共4891余字16篇（一度被归于《孙膑兵法·上编》），每篇大都以“孙子曰”作为起头，可以认定为孙膑所撰。除此之外另有15篇（一度被归于《孙膑兵法·下编》），虽然语言风格和内容同《上编》相似，但通编没有提到“孙子”，只能暂定为古代兵家的佚作。
银雀山汉墓发现的竹简，为《孙子》及其作者的争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简本《孙子兵法》与现行《孙子》篇目相同，一方面再次确认了千年流传的《孙子》的内容基本无误，正是班固所载吴《孙子》；
而另一方面简本《孙膑兵法》则证实《汉书·艺文志》所言的齐《孙子》的确存在，乃是战国孙膑所著的“孙子曰”兵法。从篇目到内容，齐《孙子》都与吴《孙子》不同，足以确证两部《孙子》并非一物，而從两书的语言风格、讲述内容也可得知，孙武和孙膑就是各自“孙子曰”兵书的作者。只是可惜，由于历代学者已将《孙子兵法》之名绑定在吴《孙子》之上，齐《孙子》只能以《孙膑兵法》名于世了。
到底是谁为后世留下这样宝贵的财富？非常遗憾，考古工作者并没有找到墓主身份信息，只是在一号墓出土了两个底部刻有“司马”的耳杯，推测为墓主姓氏。墓主大概也是军人世家之后，家风熏陶之下成为一名军事爱好者，才会收藏大批兵书甚至带入地下，从而为后世留存了一座兵法宝库。
超越时代的战争观
按《史记》说法，孙膑生于“阿鄄之间”，大约是今天鲁西南一带。他的生卒年不详，只能大致确定为齐威王（前378-前320）时代的人。其实他是否真的叫“膑”也颇为可疑，“膑”通“髌”，在古代是挖去膝盖骨的酷刑，他蒙受不白之冤惨遭膑刑，后世便以此称呼。此事在先秦、汉初颇为常见，如楚汉相争时名将黥布也是因受过黥刑而得名。
孙膑惨受膑刑的缘由颇曲折，背后黑手是与他同门学习兵法的师兄庞涓。庞涓先出师，在魏惠王手下担任将领，但他觉得自己才能不如孙膑，于是借着介绍好工作的名义将孙膑骗到魏国，等孙膑到魏国后又暗施毒计，陷孙膑于法，让其遭受“膑”“黥”（用墨刺面）的刑罚，希望就此让他无法抛头露面威胁自己的地位。
不过，庞涓的伎俩并未得逞。孙膑还是找机会同来大梁（魏国都城）的齐国使者接触。一谈之下，齐国使者对其才学大为倾倒，将其带回齐国，推荐给齐国公子田忌。孙膑在田忌手下第一次扬名，便是后世众所周知的“田忌赛马”之事。以此为契机，田忌将孙膑推荐给齐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威王问兵法”的具体内容，保留在《孙膑兵法》的《见威王》《威王问》两篇之中。《见威王》共有十一简，现存文字极为完整，内容同《孙子》相似，都是在讲对战争的总体认知，只是没有以“孙子曰”的语气，而是用“孙子（膑）”对威王说的语气阐述。其中，孙膑首先宣布自己继承了先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
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因此他还直接化用了《孙子》中的说法：“是故，兵者不可不察。”
虽然孙武、孙膑都强调用兵是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但对比《孙子》《孙膑》，人们似乎也能感到两人在此之中的细微差别。孙武讲慎战，是因为兵事凶险，轻率言兵、玩兵会导致完全不可收拾的后果，具体如何，他没展开讲。孙膑则进了一步，直接指出结果：喜欢玩弄军事者会灭亡，以获胜为有利者会遭遇耻辱（“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与孟子“上下交争利而天下危矣”的观点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兵家毕竟和儒家不同，他们虽然也觉得战争不祥，但仍基于客观地讲述了自己为什么一边强调“乐兵亡、利胜辱”，一边还要谈兵。孙膑对齐威王指出：“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
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不乐兵，绝不是二十年不言兵，等待敌人良心发现实现和平，而是充分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当战争来临时也不能畏惧，要为“义”而战，“战胜而强立”，为了“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是可以“举兵绳之”的。
今人恐怕很难相信，早在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已经有军事家将战争的性质说得如此透彻。战争当然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但它会因为参与者和目的不同而带有正义或非正义性质。非正义的战争往往只能用正义的战争去阻止，此乃世间现实。孙膑对此看得很清楚，尽管他所言的“义”很接近儒家所言比较宽泛、抽象的义，但还是在前人的“慎战”基础上更进一步，讲出以正义战争反对不义战争的关系，实在远胜某些短视后人。
战争中的博弈艺术
在理论和实践间，往往横亘着天堑，而孙膑显然是迈过此道天堑的杰出军事家。按《史记》记载，孙膑到齐国之后若干年，赵、魏两国爆发战争，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任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本来想率领齐军直接奔赴赵国同魏军对战，但孙膑认为，想要解决纠纷，就不能让自己也参与到搏斗中，而是要趁魏国轻兵锐卒屯兵于外之际，突袭只有老弱把守的大梁。于是，齐军做出要攻击大梁的态势，引得魏军回军，齐军则在桂陵以逸待劳大破魏军。
桂陵之战后13年，魏国又同赵国合作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田忌和孙膑再度出马，还是采取直奔大梁而去的策略。此次庞涓亲自率兵追击，孙膑利用魏、赵士兵素来轻视齐军的特点“添兵减灶”，让庞涓误以为齐军逃亡过半，抛下辎重追击，结果在马陵中伏大败。庞涓战死的一幕宛如话剧：孙膑事先在马陵的一棵大树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埋伏下弓弩手，嘱咐他们晚上看见有人点火就射箭。庞涓果然夜至此地，点火去看树上文字，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败，庞涓自知智穷兵败而自杀，临死前还感叹道：“成就这小子的名声！”
后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文笔，短短将近千字就讲述了一个背叛、蒙冤和复仇的逆袭大剧，也让孙膑的实战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还留下围魏救赵、批亢捣虚等成语。不过略加思索人们就会发现种种疑点，庞涓兵败自杀之时魏军大乱，谁又把他临死的遗言转述出来？更重要的是，桂陵马陵之战，齐军反复用的都是同一套路，魏军为何就是不吸取教训，再三上当呢？
真相或许就隐藏在《孙膑兵法》的《禽庞涓》（禽通作擒）篇中。在这篇全文400余字的简文中，讲述了一个别样的围魏救赵：没有马陵之战，只有桂陵之战，而且双方较量远比《史记》所言要復杂，战争开始后，“庞子（涓）攻卫”，齐军前来救援，双方兵力大致相当，都为8万人左右。孙膑阻止了田忌想同魏军直接对战的想法，但并未转攻大梁，而是攻平陵（今山东章丘市内），而且攻平陵也不是因为当地防守空虚，恰恰相反，此地城池虽小但辖地大，人口众多兵力强，难以攻取，地理位置也对齐军不利：“南有宋，北有卫”，齐军在路上还有可能会被断绝粮道。
孙膑执意要在此地发起进攻，理由是让敌人产生误判。为迷惑敌人，孙膑还特地让田忌任命两名最不堪的手下（齐城、高唐二大夫）作为攻城主将，结果被城内和来援的魏军合力反击打得大败。在此基础上，孙膑又让田忌“遣轻车西驰梁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之，示之寡”。被瞧不起的敌人骚扰到都城之下，魏军果然大怒，庞涓弃其辎重倍道兼程追击，在桂陵中伏而被擒。
相较细节模糊的《孙吴列传》而言，《禽庞涓》一篇将齐军如何选定战场，如何诈败诱敌，如何激怒敌人的细节交代得清清楚楚，逻辑通顺，或许更接近于实际。《禽庞涓》的诸多细节更能显示出《孙膑兵法》的特色——应用博弈手段。
事实上，《孙膑兵法》的理论中也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博弈色彩，在《威王问》篇中，虽然是以齐威王、田忌与孙膑问答的方式写成，但一问一答中却颇类博弈论中给条件寻求最佳策略的方式：齐威王一上来就问“两军相当”“莫敢先举”，处于一种微妙的博弈平衡之时，如何破局？孙膑指出，需要用各种手段打破平衡，可以用“贱而勇”的将领率领“轻卒”试探，而且许败不许胜，用小损失换取敌人动摇，“是谓大得”。齐威王又问，如果“我强敌弱，我众敌寡”应该怎么办？孙膑则提出，可用“赞师”（诱敌之计，故意让本方军队队形散乱），使敌人误以为有机会，则必然前来作战；
威王接着问了各种情况：敌众我寡如何办？不知敌人多少怎么办？攻击穷寇怎么办？攻击实力均等的情况怎么办……孙膑则一一回答：让威、险成、待生计、营而离之……
从这些文字中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孙武在《孙子·虚实》中反复强调的调动敌人，夺取主动权的“致人而不致于人”理论，在《孙膑兵法》中被细化为一个博弈矩阵，成为让齐威王和田忌听得懂的应对策略集。
吴、齐《孙子》异同
孙膑生活的时代与孙武完全不同，他所面对的战争也有所改变，作为孙氏兵法的合格继承人，他在赓续《孙子兵法》核心理念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阐述。
在《强兵》篇中，齐王问孙膑，我想训练出一支强军，有人说应该从政教下手，有人说应该征税多养军，有人说应该提高军人待遇，还有人说最好是啥也不做，到底如何是好？孙膑斩钉截铁地回答：“这都不是强兵之急，当务之急乃是富国！”在《行篡》篇中，孙膑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理论：“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移民乃治民之意，孙膑认为军事和民生需要一种平衡，穷兵黩武不可能长久，因此强兵莫过于富国。
道理大家都懂，关键是怎么去做，孙膑兵法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提出了非常先进的观点：“夫民不足于寿而有余于货者，有不足以货而有余于寿者……死者不毒，夺者不愠……民皆尽力。”所谓“不足以货而有余于寿者”，是指国中贫穷而有力者，他们身处社会底层，不畏死战，是《威王问》中提到的“贱而勇者”；
与之相对的是“不足于寿而有余于货者”，即对性命更为珍惜的有钱人。孙膑认为，这两种人需要不同对待，穷者被招募上战场，国家要保证他们战死也无怨言，那自然要有优厚的抚恤，抚恤从何而出？自然应该从那些货有余之人而来，而要让他们被“征夺”财富还“不愠”，显然就得豁免一些军事义务，才能使得“民皆尽力”。孙膑此观点在后世也有著名案例，便是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免役法》。
孙膑不仅在战争与经济方面丰富了《孙子兵法》，在治军、国防观上也多有新阐发。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强调军事将领应该具备“兵因敌而制胜”的能力，但如何选出可堪此种重任的将领？他没有交代，而孙膑则在《八阵》篇中给出三个标准：智、勇、知道。智勇好理解，而孙膑所强调的“知道”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真要说起来，无非就是《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另一种说法，但孙膑是首次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条条框框，对上位者而言，如果有将领能做到此五点，那成为合格的将领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相比较而言，《孙膑兵法》在强化国家军事教育方面比《孙子兵法》讲究很多。纵观《孙子兵法》，其中提到的多是对将领“智、信、仁、义、勇、严”的要求，讲述教化士兵的内容寥寥无几，反观《孙膑兵法》全书在《算卒》中明确提出：“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将士兵素质当作决胜的要素之一。之后，孙膑又在《五教法》中提出：“善教者于本，不临军而变”，明确提出要将军队打造成临危不乱的强军。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诸多兵书军法中，多的是谈如何用军令维护军队秩序，强调处罚和威慑，极少有《孙膑兵法》这样治军练军者，而且细究“五教法”，包括爱国主义教育、队列、行军、阵法、隐蔽和突袭五种训练内容。因此，有人称《孙膑兵法》是一部粗略的现代军事训练大纲。
除此之外，《孙膑兵法》还有相当多内容是讨论阵法、各类兵器适应搭配，都是《孙子兵法》谈得较少甚至没有涉及的。不过，两书侧重点的不同，显然不是因为孙膑比孙武看得更远，而是因为两人时代和环境有异。另一方面，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深刻影响到《孙膑兵法》。频繁的战争是战国诸子都不得不面对，也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儒家反思战争的意义，提出“义战”，主张“国富民强”；
墨家反对兼并战争，主张非攻，但并不否定战争，主张备战、积极防御；
道家虽认为战争不祥，但也提出“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更提出“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的论断；
法家则宣称“以战去战，虽战可也；
以杀去杀，虽杀可也”。这些观点都被孙膑吸收融合，结合前辈的《孙子兵法》，最终写成了顺应时代、承前启后的《孙膑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