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壮雄 韩佳容 董洁妙
(1.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广东广州 510632)
(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美国接连发起的贸易摩擦以及全球新冠疫情使国内企业的出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对外部形势压力，中国也在积极探索深化改革的发展道路，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 期间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力求打破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通过扩大内需来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2022 年3 月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力求破除妨碍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出口企业将更多的业务转向国内市场，国内外业务之间的关系越发成为企业需要重视的问题。不少文献探索了国内外市场相互影响下中国企业的发展之路，研究大都认为国内市场的整合会加速企业将原有的出口份额转化为内销(张学良等，2021)，但对于这种转换是否会削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鲜有涉及。要想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企业的出口结构展开分析。
经典的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规模与其自身的国内市场规模有关，基于国际贸易的引力方程，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与出口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新新贸易理论模型中得到阐释，在新古典贸易模型中也得到很好的论证。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很好理解: 第一，经济规模越大，市场中潜在的出口企业就越多(Melitz，2003)，出口产品的种类也越丰富，该国的出口规模也就越大；
第二，国内市场需求越大，企业越容易实现规模生产，从而能够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进入国际市场从事出口活动。因此从静态均衡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出口规模与这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正向相关，但是从经济动态变化的视角来看，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动如何影响出口规模的调整则并不明确。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国内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企业的出口规模却面临下降(张学良等，2021)。这一现象的形成与中国过去的增长方式有关，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实际上形成了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的发展格局，“外需拉动”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新新贸易理论认为，低生产效率的企业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来覆盖其进入国际市场所需要的固定成本，只有效率高的企业才能出口，所以从事出口的企业只是供应国内市场的企业的一个子集。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方政府纷纷依靠出口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对本地企业实行贸易保护，使得国内市场实际上处于严重的分割状态，省际贸易成本甚至高于出口成本(Poncet，2002)。地方政府对企业出口的补贴，客观上覆盖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固定成本，甚至为企业带来了额外的盈余，使得出口成本低于内销成本，这便鼓励了低效率的企业出口，大量企业以出口替代内销，优先选择将产品卖到国际市场(张学良等，2021)。
尽管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地方贸易保护和区域间市场分割的现象，但是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内市场整体上趋于整合(陆铭和陈钊，2009；
Tombe 和Zhu，2019)，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出口成本大于内销成本所造成的扭曲，使企业改变原有的出口策略，同时带来中国出口增长模式的调整。企业出口规模的变动主要通过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调整来实现，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实际上是从贸易结构视角对企业的出口增长进行二元分解，从而可以从微观层面对出口规模的变动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对贸易增长结构的研究是由新新贸易理论发展而来的一个重要内容，该理论从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 和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 两个角度对出口增长进行分解，出口的扩展与集约边际合称出口二元边际。现有对二元边际的讨论大都聚焦于贸易过程中的贸易成本，如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很少关注国内市场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未能将中国的内外循环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行量化分析。本文从经典的引力模型出发，通过分析国内产品市场整合对企业出口增长的作用机制，从微观层面揭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渠道，同时在理论层面丰富现有的研究。
本文从二元边际的视角，基于行业和产品层面分析了降低国内贸易壁垒带来的国内市场整合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鉴于现有对国内贸易成本的研究大都反映的是国内的整体贸易成本，缺乏对贸易成本组成要素的进一步探讨，本文借鉴Albrecht 和Tombe(2016) 的分解方法，将制度性贸易壁垒从国内总贸易成本中剥离出来进行单独考察，以更好地反映国内市场的整合情况。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考察国内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构性地分析国内市场整合对于出口增长的影响机制，将内循环和外循环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第二，本文采取了一种考察国内市场整合程度的新办法，在测算国内贸易成本的基础上，对国内贸易成本的构成进行了分解，从而可以具体分析地方贸易保护造成的制度性贸易壁垒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产生的影响。第三，本文的研究为内循环畅通促进外循环水平提高的传导机制提供了微观经济基础，为整合国内市场、消除地方贸易壁垒、促进双循环的发展格局提供了微观理论支持，并为更好地服务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以及应对国际市场需求冲击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 文献回顾
1.对国内贸易成本的研究
本文采用国内贸易壁垒的高低来反映国内市场整合与分割的基本情况，国内贸易壁垒的测算首先需要估计国内贸易成本，国内贸易成本包含了阻碍国内跨区域商品贸易的所有因素，既包括由交通运输技术所决定的运输成本，也包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制度成本等其他一切影响贸易活动进行的成本(安虎森，2015)。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国内贸易成本的测算方面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提出如边界效应、价格波动方差指数，以及Head-Ries 指数等方法。综合来看，边界效应只反映了国内贸易成本中的一部分，用其代表国内整体贸易成本效果欠佳；
价格指数法从最终消费品价格入手，无法对贸易成本进行有效的模型化分析。相比而言，Head-Ries 指数通过可观测的贸易流数据来间接测算不可观测的贸易成本，涵盖了税收、语言障碍、信息不对称、地理距离带来的交通成本以及政策性保护引起的全部成本要素(Novy，2013)；
更重要的是，Novy (2013) 证明了对于一大类主流的贸易模型都能得到相同的贸易成本结构，使得对贸易成本的分析具有普遍性；
近年来Head-Ries 指数被广泛地运用到不同国家国内贸易成本的研究中，用这一指数反映中国国内贸易成本也便于与其他国家作横向比较。
鉴于此，本文运用Head-Ries 指数(Head 和Ries，2001；
Novy，2013) 测算中国不同区域间的总贸易成本，以反映国内贸易的整体成本情况。国内贸易成本中既包含了因地理距离、偏好差异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客观性贸易成本，又包含了地方政府的贸易保护所带来的制度性贸易阻碍，即国内贸易壁垒。其中，客观性贸易成本只能反映国内贸易客观条件的优劣，无法反映全国市场整合程度的高低；
国内贸易壁垒主要反映的是地方政府之间贸易保护等因素引起的贸易壁垒，其高低可以更好地反映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制度性贸易壁垒最早在对国际贸易成本的研究中得到实践，随着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各国国内区域之间贸易流数据的可得，制度性贸易壁垒也在对国内贸易的研究中得到运用(Albrecht 和Tombe，2016)。
2.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研究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以探究国内市场整合作用于出口增长的微观机制。出口二元边际是对出口流量的结构性分解(陈勇兵和陈宇媚，2011)，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增长是沿着单一产品出口的扩张实现的；
新贸易理论引入了消费者对多样化产品偏好的假设，使得贸易产品种类扩张成为解释贸易增长的又一途径；
新新贸易理论通过异质性企业的动态扩张模型，将企业出口贸易的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的增长和扩展边际的增长，其中扩展边际增长是指新增贸易关系所引起的贸易增长，集约边际增长则是指已有贸易关系的发展(施炳展，2010；
钱学锋和熊平，2010)。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对出口二元边际赋予不同的内涵，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从出口产品的视角看分别表示贸易产品的种类与每种产品出口的价值量，从出口国家的视角看分别代表参与贸易的国家数量和与各贸易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从出口企业的视角看分别指一国从事出口业务的企业数量和每个出口企业的出口额(施炳展，2010)。就本文研究的目的来看，由于国内贸易成本因行业和产品特征而异，且对于不同行业的产品而言国内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也各不相同，从产品的视角探讨出口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变化情况与本文的研究更加契合，同时还能进一步分析企业的定价策略与产品质量问题，具有更加丰富的经济及政策含义，因此本文从产品层面展开分析。
关于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一般认为集约边际主要由国家的经济规模、双边贸易成本、企业生产率以及其他外部阻碍决定，扩展边际主要由国家的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双边贸易成本、企业生产率以及其他外部阻碍决定(Chaney，2008)。在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中，一国的经济规模与该国的双边贸易流成正比，而在对出口贸易流进行结构分解时，却发现出口集约边际与经济规模成正比，而出口扩展边际与经济规模成反比(钱学锋和熊平，2010)，这反映出国内市场作用于出口增长的微观机制具有显著差异。现有对二元边际的讨论大都聚焦于贸易过程中的贸易成本(Eaton 等，2011)，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文化差异、地理距离等，很少有研究关注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未能运用现有理论将中国的内循环与外循环纳入同一个框架进行量化分析。本文从经典的贸易理论出发，将研究视角放在国内市场上，通过分析国内产品市场整合带来的需求潜力释放对企业出口增长的作用机制，从微观层面揭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对于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渠道，同时在理论层面也是对现有研究的一种补充。
(二) 理论机制与假说提出
厂商理论(Theory of the Firm) 指出，由于生产过程中存在固定成本的投入，企业的生产规模无法在短期内灵活地进行调整。Ahn 和McQuoid (2017) 认为短期内企业的产能约束导致其生产的边际成本递增，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之间存在某种替代关系(盛斌和毛其淋，2011)，国内市场规模的变化会显著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表现。在产出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国内贸易壁垒的下降意味着国内贸易条件的改善，即国际市场的吸引力会相对减弱，企业会倾向于将产品更多地销往国内市场(张学良等，2021)，从而减少出口规模。Rho 和Rodrigue (2016) 也表明，由于企业资本调整较为缓慢，在遭受外部冲击时，企业会减少其原有的出口数量。由此可见，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降低，国内市场日渐趋于整合，原本由于无法在国内市场销售产品而被迫出口的低效企业可以将出口转化为内销，更多地在国内市场销售产品。为此，我们提出假说1。
假说1 国内贸易壁垒下降会促使企业降低出口份额和出口规模。
企业的出口增长主要有两种途径，即集约边际的增长与扩展边际的增长。其中，集约边际较易受外部需求的冲击，会引发贸易额的大幅波动，甚至带来贸易条件的恶化，而调整扩展边际有利于企业缓解单一出口所带来的风险集中问题，帮助企业及时退出经营不利的行业，因此调整出口行业扩展边际成为企业应对贸易环境变化的主要方式(余壮雄和董洁妙，2020)。就现实情况来看，Bernard 等(2011) 通过对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有2/3 的企业每五年便会对其出口产品的扩展边际进行调整，而这种企业内部产品类型的调整有助于将资源重新分配到效率更高的产品生产上，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对于中国的出口企业来说，多产品出口企业占据着主要地位(彭国华和夏帆，2013)，且中国在2000—2013 年间平均每年有50%的出口企业存在着扩展边际的调整(余壮雄和董洁妙，2020)。这意味着，企业在缩减出口扩大内销的同时，会倾向于通过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来维持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故我们提出假说2。
假说2 国内贸易壁垒下降会促使企业扩大出口扩展边际。
Fontagné 等(2015) 认为，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实施可导致市场份额在企业间的重新分配，从而引发战略性的定价调整。由于非关税贸易壁垒导致进口国内的企业所面临的竞争者减少，这种由政策干预创造的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现存的本地企业创造了额外的利润空间。Duggan 和Morton (2006) 通过对美国药品企业的研究发现，作为地方贸易保护重要手段的政府采购本土化措施，会显著抬高本地企业生产产品的价格。这种政策性的贸易保护在中国国内区域间同样普遍存在。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财政分权背景下(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 的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辖区内的企业实行贸易保护(白重恩等，2004)，很大程度上为辖区内的地方企业阻隔了来自外部市场的竞争，同时政府采购的本地市场偏好也为企业维持高额定价提供了市场空间。王珊珊等(2021) 通过对中国企业的研究也发现，政府的贸易保护会导致企业出口产品价格上升。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逐渐整合，原本处于地方贸易保护下的那些企业无法再获得政策红利，市场竞争机制得以有效运行，从而促使企业降低产品价格参与竞争。同时，国内市场的整合也会促进区域之间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让资源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配置到边际产出最高的生产地区与部门(毛其淋和盛斌，2012)，使区域之间达成有效的竞争，形成全国趋于统一的定价市场，即相同成本或质量的产品价格差异会不断缩小。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到假说3。
假说3 国内贸易壁垒下降可以促使企业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同时有利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一) 模型与变量
对出口二元边际的讨论，实际上是对出口贸易流量进行结构分解，以厘清国内市场环境变化作用于出口变动的机制。由Melitz (2003) 开创的新新贸易理论通过异质性企业模型，对贸易流的增长进行了二元边际的分解，将贸易流分解为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之积(Bernard 等，2011)，使得对贸易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成为可能。Bernard 等(2011) 在Melitz 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多产品、多目的地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运用引力方程证明了集约边际可表示为MVni∝wifni，扩展边际则可表示为。其中，wi和wn分别为出口国i和进口国n的工资水平；
fei为i国企业从事生产活动所需投入的固定成本；
Fni为i国企业进入n国市场所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
fni为i国的某个产品出口到n国所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
τni为可变贸易成本(也称为“冰山成本”)；
Li和Ln分别为出口国i和进口国n的劳动力数量，反映市场规模的大小；
Pn代表了进口国的价格水平；
a为代表企业效率分布的参数；
φmini为出口国企业的最低生产率水平。该结果说明，企业的扩展边际与出口国的国内市场规模正向相关，而集约边际与出口国的国内市场规模无关。这表明从理论上讲，随着国内市场的整合，国内市场需求的上升会促使该国企业扩张出口扩展边际，而不影响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
以引力方程为基础，本文将样本汇总到企业层面，将企业层面的变量与企业主营业务所在行业的国内贸易成本对应，建立如下计量分析模型，分别考察国内市场整合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两个层面的影响:
其中，下标i、j、p、t分别代表企业、行业、省份、年度维度，s代表跨期。核心解释变量lnC为国内贸易成本的对数，以反映国内市场整合的基本情况，具体考察了国内总贸易成本(lncost)、制度性贸易壁垒(lncost_i) 和客观性贸易成本(lncost_d) 三项指标。由于用于测算国内贸易成本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每五年才报告一次，本文以投入产出表所报告年度相邻的五年作为一个相同的跨期，将测算得到的2002 年的贸易成本对应企业与行业层面2000—2004 年的观测值，将2007 年的贸易成本对应2005—2009 年的观测值，将2012 年的贸易成本对应2010—2014 年的观测值。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方程中所有的解释变量均使用滞后一期的指标。lnY为因变量，使用企业出口行业数(lnPN_j)、企业出口产品数(lnPN_h) 和企业平均在每个行业出口产品数(lnPN_jh)作为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代理变量，使用企业的平均行业出口额(lnMV_j) 和企业的平均产品出口额(lnMV_h) 作为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代理变量。控制变量X包含企业年龄(lnage)、企业规模(lnsize用企业实际销售产值衡量)、企业产出中出口的比重(r_exp)、企业资本密集度(lnkl用企业人均固定资产额衡量) 和企业主营业务所在行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虚拟变量(RCA)①RCA ＝1(expjpt/exppt ＞expjt/expt)；
其中1(·)为指示性函数， exp 表示对应维度下的出口额。。此外，在考察企业是否出口的机制时，我们还加入企业的人均实际产值(lnyl) 以控制以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最后，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本文在计算回归标准误时聚类到企业层面。γi和γt分别代表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二) 数据来源
(1) 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本文对国内贸易成本的测算基于中国30 个省份区域之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其中2002 年的数据来源于《2002 年中国地区扩展投入产出表编制与应用》 (以下简称《编制与应用》)，2007 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2007 年30 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编制理论与实践》 (以下简称《编制理论与实践》)，2012 年的数据来源于《2012 年中国31 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以下简称《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其中，2002 年分为21 个部门，2007 年分为30 个部门，2012 年分为42 个部门，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2002 年的21 个部门和2012 年的42 个部门统一合并到30 个部门以便于分析。本文用各年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分类编码与2002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的二分位编码进行匹配。
(2)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本文有关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出口扩展边际以及出口产品价格与质量的数据来自2000—2014 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本文用HS 2 位编码划分行业，用HS 4 位编码划分产品种类，将海关1996 年版的HS 编码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02 进行匹配，将海关数据划分的行业与国民经济行业2 位编码进行匹配，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与投入产出表中行业分类进行匹配，采用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分类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进行行业层面的归类。本文在数据处理中只保留工业制造业部门的数据。为缓解异常值给分析结论带来的偏误，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删去了企业主营业务发生了行业变更以及中间商的样本，并删去了出口数量小于2 单位的样本。
(3)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基于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就国内贸易壁垒对企业是否出口以及出口比重的影响作了预分析。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文根据企业主营业务所在行业匹配2002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的行业分类，在此基础上与各年份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匹配，得到各年份各行业的国内贸易成本数据，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只保留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为了将企业信息与出口信息对应，本文将海关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
为便于查看，我们将本文所用到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含义说明汇报在表1 中。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含义说明
本文基于2002 年、2007 年和2012 年中国30 个省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国内贸易的总体成本，并将国内总贸易成本分解为国内贸易壁垒和国内客观性贸易成本(见图1)。整体来看，2002—2012 年国内贸易壁垒下降较为明显，从2002 年的2.76 到2007年的2.59，再到2012 年的2.41，国内贸易壁垒一直处于稳定下降的趋势，反映出区域间地方贸易保护程度在不断降低，从整体而言国内市场在逐渐趋于整合。客观性贸易成本从2002 年到2007 年小幅下降，但2007 年到2012 年呈现上升趋势，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运输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可能是消费的本地化偏好所造成。总体而言，2002—2007 年，国内贸易成本整体呈下降趋势，而2007—2012 年，国内贸易成本整体呈上升趋势，且这种上升主要是由客观性贸易成本上升引起的。
图1 国内贸易成本的整体变化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所使用的2002 年和2007 年的数据分别来源于《编制与应用》 和《编制理论与实践》，为了佐证测算结果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将本文的测算结果与Tombe 和Zhu (2019) 的测算结果进行了横向比较。Tombe 和Zhu (2019) 运用2002年和2007 年中国八大区域之间投入产出表，基于Head-Ries 指数比较了中国2002—2007年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国内贸易成本的变化，其各年的分析数据均来自张亚雄(2012)，其研究发现五年间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国内贸易成本均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与本文所得到的结论相吻合；
而本文2007 年与2012 年的分析数据来源于刘卫东(2012，2018)，因此认为这两个年份之间的测算结果具有可比性。
我们同样绘制了不同行业所有年份的平均贸易成本(见图2)，可以看出对于本文所关注的15 个制造业行业①包括: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6)，纺织业(7)，编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8)，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9)，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0)，化学工业(12)，非金属矿物制造业(13)，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4)，金属制品业(15)，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1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8)，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9)，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服务器机械制造业(20)，其他制造业(21)。来说，各行业平均贸易成本各不相同。就国内贸易壁垒来看，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的国内贸易壁垒最高，三期平均高达3.4，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国内贸易壁垒最低，三期平均来看仅有1.6。贸易壁垒在不同行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反映出地方贸易保护对不同性质产品的实施难度不同，对于非金属矿物制造业这类技术难度大、投资建厂门槛高的部门来说，地方贸易保护容易实施，而对于电子设备制造业这类生产门槛较低、技术难度较小且技术的传播与学习比较迅速的部门来说，贸易保护较难实施，因此这类行业的平均贸易壁垒程度相对较低。
图2 分行业国内贸易成本
(一) 预分析
在分析国内贸易壁垒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简单的预分析，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检验国内贸易壁垒的下降是否会导致企业出口份额减少甚至退出出口市场。首先，我们构建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EXP，如果企业存在出口活动则取值1，否则取值0，以此考察国内贸易壁垒的变动对企业是否出口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2 第(1)、(2) 列。同时，针对存在出口行为的企业，我们考察国内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比重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2 第(3)、(4) 列。可以发现，国内贸易壁垒(lncost_i)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国内贸易壁垒下降会使得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缩减出口的比重。
表2 国内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与否及出口比重
(二) 基准分析
1.集约边际分析
集约边际反映的是企业在单个行业或产品中的出口规模，根据假说1，国内贸易壁垒的下降意味着国内贸易条件的改善，会相对削弱国际市场作为产品销售市场的吸引力，企业会倾向于将产品销往国内市场，减少其原有的出口量。我们首先运用式(1) 就国内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展开分析。表3 第(1)、(2) 列汇报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回归结果。第(1) 列考察企业行业层面的出口集约边际，即企业平均行业出口额，可以看到国内贸易壁垒(lncost_i) 的系数显著为正；
从系数来看，如果国内贸易壁垒下降10%，企业行业平均出口额会减少0.319%。第(2) 列分析企业在各个产品出口的集约边际，即企业在所涉及的各个产品的出口额，可以发现国内贸易壁垒(lncost_i)的系数显著为正；
从系数上看，如果国内贸易壁垒下降10%，企业平均每个产品的出口额会减少0.507%。
在预分析中我们知道，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下降，企业的出口比重会相应降低；
通过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考察我们进一步发现，国内市场整合对于企业出口份额的挤占会通过企业收缩出口集约边际的方式实现。实证分析结果很好地印证了假说1 的猜想。另外，客观性贸易成本(lncost_d) 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区域之间诸如地理距离、偏好差异等客观性贸易成本的下降也会促使企业出口沿集约边际收缩。
2.扩展边际分析
表3 第(3) — (5) 列汇报了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回归结果。第(3) 列关注行业层面的扩展边际，即企业出口产品所涉及的行业数量。从回归结果来看，国内贸易壁垒(lncost_i) 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企业主营业务所在行业面临的国内贸易壁垒下降10%，其出口产品所涉及的行业数量平均会扩大0.098%。第(4) 列考察企业产品层面的扩展边际，即企业出口产品的种类数，可以看到国内贸易壁垒(lncost_i) 的系数为-0.028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主营业务所在行业面临的国内贸易壁垒每降低10%，其出口产品种类平均会增加0.286%。在第(5) 列，我们对企业现有的出口行业中，平均每个行业内出口产品的种类进行了考察，回归结果显示国内贸易壁垒(lncost_i) 的系数同样显著为负。总的来说，国内贸易壁垒下降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扩展边际的扩张，丰富其出口产品的多样性，从而证实假说2。同时，我们注意到客观性贸易成本(lncost_d)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国内贸易成本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主要是国内贸易壁垒造成的，而区域之间诸如地理距离、偏好差异等客观性贸易成本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表3 国内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
综合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分析可知，尽管国内贸易壁垒的下降会缩减企业每类产品的出口量，但会促使企业扩大出口产品的范围。艰难的外部环境会从整体上削弱企业的利润空间，使企业不得不收缩出口产品的种类，将出口销售集中于利润水平最好的产品(Mayer 等，2014)。对于企业来说，国内贸易壁垒存在于其面临的外部贸易环境之中，国内贸易壁垒的降低意味着企业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会扩大企业的利润空间，为其在国际市场中拓展出口业务提供了可能，使得企业丰富其出口产品的多样性，通过增加出口产品的种类来维持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现有研究表明，若一国的贸易增长主要通过集约边际的扩张而实现，则意味着对贸易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企业的少数产品，这会致使贸易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而导致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还可能因出口数量扩张引发该国贸易条件恶化进而出现贫困化增长(陈勇兵和陈宇媚，2011)；
而如果贸易的增长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实现，则表明企业拥有多元化的生产结构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外部冲击对贸易的作用力会减弱，逆向贸易条件效应的发生概率也会减小(Hausmann 和Klinger，2006)。本文的基准分析结果表明，降低国内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缓解单一化出口所带来的风险集中问题，使企业出口沿着扩展边际实现扩张，丰富出口产品的多样性，有利于企业形成多元化的生产结构，增加抵御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冲击的能力，提升企业经营活动的稳定性，促进出口贸易水平的提高。
(三) 稳健性与内生性讨论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考虑了投入产出表数据的连续性，并更换二元边际的衡量范围以及衡量指标，对基准回归结果再次进行分析。①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完整稳健性分析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科学》 官网论文页面“附录与扩展” 栏目下载。
(1) 投入产出数据连续性问题。在测算国内贸易成本指标时，本文使用的2002 年的数据来自李善同团队编制的投入产出表，2007 年和2012 年的数据则来自刘卫东团队编制的投入产出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主要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利用引力模型对省际贸易流量进行初步估算。第二，对初步贸易流量矩阵进行调整和平衡。在引力模型初步估算方面，李善同团队使用传统的引力模型，刘卫东团队考虑同业影响和空间依赖理论对引力模型进行调整；
在贸易矩阵的调整方面，李善同团队使用交叉熵法进行调整，而刘卫东团队则使用RAS 法进行调整。这使得两种编制方法得到的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并不严格。①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尽管我们将国内贸易成本的测算结果与现有研究进行了横向比较，发现数据编制差异并不影响测算结果的整体变化趋势，但仍然担心这一差异会对本文的基准分析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我们剔除2000—2004 年的数据，保证国内贸易成本的测算使用的是同一团队所编制的数据，并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国内贸易壁垒(lncost_i) 对企业行业平均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企业出口行业数量、出口产品数量以及在各行业内平均出口产品数量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 重新限定二元边际的测算范围。我们将企业主营业务所在行业的出口产品种类和产品平均出口额作为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衡量指标，对表3 和表4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发现国内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主营行业的产品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对产品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表明国内贸易壁垒的降低会使企业收缩其原有的出口规模，同时会促使企业出口沿扩展边际扩张，出口更多种类的产品，这一结果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 重新设定二元边际的衡量指标。我们使用企业出口产品的集中度来刻画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变动，企业出口集中度可表示为Σh(expiht/expit)2，其中expiht/expit表示t年企业i的总出口中h产品所占的比重，通过在企业层面加总可以得到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对企业主营业务所在行业的产品加总可以得到企业主营行业出口产品集中度。出口集中度是出口扩展边际的逆向表达，集中度越高代表出口的种类越少，集中度的上升意味着扩展边际的收缩。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在企业主营行业层面，国内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国内贸易壁垒的下降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产品的集中度，即促进了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扩张。分析结果再次验证了基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4) 关于样本选择偏误的讨论。本文的基准回归是针对存在出口行为的企业展开的，但正如预分析的结果显示，国内贸易壁垒的变动对于企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本身就已存在影响，这就意味着，基于已出口企业的分析结果可能会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为了克服该问题，我们运用Heckman 两阶段回归模型对基准回归的结果进行修正。本文在第一阶段回归中使用企业的人均实际产值(lnyl) 作为排他性变量，对企业是否出口进行回归分析，其余变量均同基准分析中的变量设定一致，并根据回归结果构建逆米尔斯比率(IMR)。第二阶段的回归将所构建的逆米尔斯比率加入式(1) 的回归模型，重新估计国内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我们发现，在加入逆米尔斯比率之后，国内贸易壁垒(lncost_i) 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表明样本选择偏误对于本文回归结果的影响并不严重。在克服了样本选择问题之后，基准分析的回归结果仍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四) 异质性分析①完整异质性分析结果请见《经济科学》 官网“附录与扩展”。
(1) 企业规模的异质性。Eaton 等(2011) 认为，对于不同规模的出口企业来说，贸易条件的改变对于企业出口所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考察企业规模的差异是否会对本文的基准分析结果产生影响，我们将企业划分为大企业(实际销售产值大于中值) 和小企业(实际销售产值小于中值)，考察国内贸易壁垒下降所带来的国内市场整合对不同规模企业出口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影响。我们发现，就扩展边际而言，国内贸易壁垒对大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对小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不显著。就集约边际来看，国内贸易壁垒对大企业出口产品的集约边际影响不显著，对出口行业的集约边际影响甚至显著为负，而对于小企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下降，国内市场逐渐趋于一体化，这对于大企业来说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利润空间的增大，给予了企业通过扩张产品出口种类拓展国际市场的空间，可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中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尽管国内贸易壁垒下降也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但这种改善并不足以支撑其在国际市场中扩张出口产品的种类。因为小企业所面临的产能约束相对于大企业更加明显，对小企业而言国内贸易壁垒降低意味着国内市场环境改善，促使其减少原本销往国际市场的份额，增加面向国内市场的销售。这表明国内市场整合对企业由出口向内销转移的促进作用(张学良等，2021) 更多是通过规模较小的企业沿集约边际收缩出口而实现的。
(2) 行业异质性。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中的表现以及竞争力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不仅影响着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影响着企业的出口增长方式。为了考察国内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行业异质性，我们借鉴王岚和李宏艳(2015)与王玉燕和林汉川(2015) 的分类，将全部制造业行业划分为轻型制造业和重化工制造业②轻型制造业包括: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重化工制造业包括: 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对基准回归结果再次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发现，国内贸易壁垒下降对轻型制造业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显著性不强，但对于重化工制造企业来说，国内贸易壁垒下降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国内贸易壁垒对轻型制造业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降低，轻型制造业企业在行业、产品以及行业内产品种类的生产方面都有显著扩张，但是对重化工制造业企业来说，这种行业以及产品种类的扩张并不明显，仅有同一行业内产品种类的增加比较明显。对于轻型制造业企业来说，由于行业内产品种类繁多，产品之间的生产技术接近，初期投产建厂门槛或对投资规模的要求较低，因此国内贸易壁垒下降，容易促使这类企业增加不同类型产品的生产，丰富企业出口产品的种类，甚至跨行业生产产品以拓展企业的经营范围。对于重化工制造业企业来说，由于生产建设的技术投入难度较大，行业内企业实现跨行业经营的成本较高，因此扩展边际的调整较为困难，仅有行业内产品种类可以实现一定的扩张。同时，相对于轻型制造业产品，重化工制造业产品贸易难度更大，出口到国际市场的运输成本相对于出口到国内市场来说更高。因此，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下降，这类产品更容易将销售市场由海外转向国内。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保护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Fontagné 等(2015) 认为，实施非关税贸易壁垒可能引发战略性的定价调整，政策干预引致的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现存的本地企业创造了额外的利润空间。尽管贸易保护带来了高额的企业定价，但是无法判断这种高价格是由于更高的生产成本，还是存在产品质量的升级或结构的优化，抑或仅仅是因为竞争减少而导致的价格上涨。随着国内市场的整合，区域间市场竞争机制不断完善，原本在贸易保护下的企业无法再享受高额定价，我们关心这种市场整合是否会促使企业降低出口产品价格，这种价格的改变是否意味着产品质量的变化以及市场机制运行效率的提升。因此，我们将视角转向假说3，首先分析国内贸易壁垒降低对企业出口产品价格会产生何种影响，同时考察贸易壁垒的降低是否会伴随出口产品质量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察这种价格与质量的变化是否意味着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一) 企业出口质量与价格
我们将海关数据汇总到HS 4 位码的产品层面，计算各年份每个企业出口的每种产品的平均价格pint ＝expint/qiht，其中expiht表示t年企业i产品h的出口额，qiht表示出口数量。根据Khandelwal 等(2013) 和Feng 等(2017) 提出的方法，我们运用需求方程以及企业各类产品的出口价格与数量信息进行回归并得到残差，如式(3) 所示，其中αht表示产品—年度层面的固定效应，μiht代表残差。借鉴余壮雄等(2021) 的处理，我们将不同产品的替代弹性σ设为3.39，运用残差项计算产品的平均质量；
在此基础上，可估计得到企业层面出口产品的平均质量qit。
表4 第(1) — (4) 列汇报了使用式(1) 分析国内贸易壁垒与企业出口产品的平均质量与价格关系的回归结果。国内贸易壁垒(lncost_i) 对企业出口产品平均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企业出口产品平均价格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国内贸易壁垒降低所带来的国内市场整合在不改变企业出口产品平均质量的情况下，会显著地降低企业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国内贸易壁垒降低对企业来说意味着其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得到改善，加速了投入要素以及中间产品在企业间的流动，在客观上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及销售成本降低，从而为出口产品价格提供了下降空间。
(二) 出口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我们发现尽管国内市场整合有利于企业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但是却并不确定这种价格下降是否意味着市场配置资源水平的提升。考虑到在运行效率较低的市场中，不同企业对(质量) 相近产品的定价会存在较大偏差，鉴于此，本文引入相对均值偏离指数(relative mean deviation，RMD)，对企业出口产品价格的分散程度进行考察。与Lu 和Yu(2015) 的逻辑相似，我们认为如果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的，那么相同质量的产品在定价上也应该是接近的。为了反映同一年份内质量相近的企业之间产品定价的扭曲程度，本文计算了任一企业的出口产品平均价格(Pit) 与其出口平均质量相近的五家企业的出口产品平均价格格之间的价格发散指数。表4 第(5)、(6) 列汇报了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国内贸易壁垒(lncost_i) 对资源错配程度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下降，质量相近的企业对产品的定价也会逐渐实现趋同，从而表现为整体市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表4 国内贸易成本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价格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
立足于中国经济“双循环” 的新发展格局，探索国内市场整合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能够揭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对中国经济外循环中贸易增长方式的影响，厘清内循环和外循环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以及地区投入产出数据，通过对国内贸易成本的系统性分解，得到可以更好反映国内市场整合程度的国内贸易壁垒指数，并考察其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通过深入分析企业出口增长的结构我们发现: 第一，国内贸易壁垒下降所带来的国内市场整合，尽管会让企业缩减每类产品的出口量，但是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扩展边际的扩张。由此引申的政策含义是: 要想提升中国的出口增长结构、促进外循环水平的提升，就应该转变发展思路，不仅要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与外部市场合作，更要从国内市场入手，降低国内区域之间的贸易壁垒和无序竞争，打通国内市场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完善国内贸易中的市场化配置体制，减少区域间非理性贸易摩擦，形成一个有效整合的国内大市场，用内循环拉动外循环水平的提升。
第二，通过异质性分析可以发现，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和轻型制造业企业来说，国内贸易壁垒的降低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扩张作用更明显；
同时国内市场整合引致企业由出口向内销的转移主要是通过规模较小的企业沿集约边际收缩出口实现的。由此带来的政策启示是，内循环的打通不仅不会妨碍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大企业和轻型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应该积极为企业的出口业务调整提供便利，帮助企业形成多元化的出口结构，降低出口业务的脆弱性，提升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帮助企业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同时要着重纠正市场信息的扭曲，运用好国内市场来滋养小企业的成长。
第三，通过对企业出口策略的分析发现，国内市场整合在不改变企业出口产品平均质量的情况下，会显著地降低企业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
同时我们发现，降低国内贸易壁垒能够显著地提升出口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由此带来的政策启示是，国内市场的整合实际上会为企业产品提供更多的降价空间，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扩大竞争优势，降低国内贸易壁垒；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对外贸易水平的提高，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多边自由化进程提供更多有利的机会。
作为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本文的研究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引力模型最早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问题中发展出来，后来推进到企业问题的研究上(Bernard等，2011)，本文从实证层面将引力模型拓展到企业—行业和企业—产品层面，但没有给出相应的理论推导。本文的理论分析局限于国内市场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是一种对中国出口增长结构的探讨，回避了如何根据中国贸易现实情况将标准的引力方程进行改造这一问题，然而这是将经典贸易引力模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第二，本文运用国内区域间总贸易成本与加权距离等变量作回归，从而得到残差项作为国内贸易壁垒的考察变量，反映距离等因素所无法解释的贸易成本，是研究国内市场整合问题的一种新方法。在后续的研究中，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指标，以更好地衡量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仍然有待更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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