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阳鹏 宋吉香
提到巴蜀，人们会不由得和飘香的盖碗茶、长嘴铜壶、喧闹的茶馆联系起来，在脑海里勾勒出一幅悠闲惬意的慢生活画面。作为蜀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茶馆文化已经成为蜀地的文化名片。以茶馆元素为切入点，简要探讨近代蜀地茶馆文化，以期与同行交流。
中国茶馆文化源远流长，巴蜀地区的茶馆文化更是独具特色，素有“天下茶馆数四川，四川茶馆数成都”“一市居民半茶客”之说。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成都有街巷516条，而茶馆就有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茶馆里的茶具、茶叶、选水、茶语典故和市井百态，共同塑造了近代蜀地的茶馆文化，生动展示了一个地方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和人文环境。
三才盖碗
蜀地茶馆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盖碗茶具，俗称三件头，也被雅致地称作“三才碗”，寓意天、地、人三才，即茶碗、茶盖、茶船（茶托），传说盖碗茶具是唐德宗时期蜀相崔宁之女发明的。巴蜀地区的盖碗，除流传至今且人们熟知的敞口瓷质盖碗形制以外，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形制，即宮廷两件式盖碗搭配金属茶托，金属茶托的材质一般是铜、铝或锡，这种形制的盖碗茶托，往往在古玩市场上才能见到。从功能上讲，茶碗碗口敞大成漏斗形，敞大便于掺入开水，底小便于凝聚茶叶；
茶盖可以滤动浮泛的茶叶，拿捏刮拨茶汤调节浓淡，将其盖上可以保暖防尘，放在碗沿吸啜可滤掉茶渣；
茶船承受茶盖与茶碗，如载水行舟，可避免茶碗烫手，也能防止茶溢湿衣。
盖碗茶除了实用的功能外，还蕴含了茶的内涵和意境。鲁迅先生在《喝茶》中说，“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并认为这是一种“清福”。即便是盖碗的摆放，也有很多讲究，如茶盖放在茶托的一侧且朝里，代表要掺茶，茶盖倒置起来，代表晾茶，茶盖严实盖起，代表勿扰；
茶盖罩在桌上，代表要买单；
茶盖靠着茶托且向外如喇叭状，表示召唤堂倌。
巴蜀茶叶
讨论茶馆，自然撇不开主角之一——茶叶。巴蜀地区盛产茶叶，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秦人入蜀以后，将茶带到了全国。茶马古道用看得见的历史，彰显了茶在巴蜀文化中的价值，体现出巴蜀茶叶的重要影响。茶叶在巴蜀地区盛行的原因，难有确切的定论，但一般认为是巴蜀地区气候湿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容易患湿热症状，而茶叶具有清热除湿的功效，所以巴蜀地区的人们常常喝茶，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另外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巴蜀地区气候条件优越，土壤肥沃，雨量充沛，具有良好的生态系统和适合茶叶生长的地形，生产出的茶叶醇厚回甘，香气馥郁飘荡，受到各地茶客欢迎，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不但畅销国内，还沿着南丝路远销海外。
巴蜀地区的茶叶声名远扬，历代都不乏名茶被奉为精品，有些甚至至今都让人闻之称赞。如蒙顶茶，因产于蒙顶山而得名，得益于该地区全年平均气温14.5℃，年降水量2000—2200mm，常年细雨蒙蒙、云雾弥漫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外形紧卷多毫，嫩绿色润，内质香气馥郁，浓郁回甜，清澈明亮的上乘茶品。自唐迄清，蒙顶茶一直为进贡上品。唐朝杨晔《膳夫经手录》记载：“蜀茶得名蒙顶，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还如邛州白鹤寺茶，香味隽永，清心爽口，历来作为贡品敬献；
唐代绵州的神泉小团、昌明兽目为茶中佳品，远销吐蕃；
唐代临邛火蕃饼销往西蕃、党项；
青城贡茶，其芽犹如“六出花”，叶小而嫩，早在唐代时就是有名的茶产区，并入贡，唐代茶圣陆羽曾在《茶经》中说：“青城县有散茶、贡茶。”
河水香茶
沏茶如酿酒，沏茶对水的使用也很讲究。过去自来水还没有出现时，成都的茶铺用的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井水，而是采用府、南二河的河心之水，经过沙缸滤去水中的杂质，再用铜壶煮沸，这样的水沏出茶来甘香沁人。
采用河水而弃用井水，主要是因为相较河水，井水碱度、硬度高，用井水沏茶，待其凉了之后，杯面就会出现一层薄膜，从而影响茶的品质。因而当时茶馆会雇佣挑夫清早到城外河心取水，倒入红沙大缸过滤后饮用。傅崇矩描述“河水每挑十六文、二十文不等”，而“井水则二文、三文”，可见挑河水成本之高。很多茶馆为了突出水的品质，还会专门在门前的招牌或幌子上，用大字写着“河水香茶”，以此吸引顾客。
茗茶术语典故
茗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长期传承的过程中衍生出了很多行业术语。如茶叶被称为“三花”，是因为传统的四川人习惯喝花茶，而过去成都的茉莉花茶按优劣分为九个等级，其中三级花茶的性价比最高，因而一般茶铺都将其作为主打，“三花”也就成了茶叶的代名词。如配茶，茶馆为客人调配茶味，通常把几种不同等级、不同价格的茶叶按一定比例搭配，也叫作“勾”。茶碗里的茶叶多叫作“饱”，少叫做“啬”；
把开水第一次冲进有茶叶的茶碗叫“发叶子”；
“浮舟叶子”指开水温度不够，茶叶不沉底，一部分浮在水面上；
“水疲了”指开水放置稍久，温度降低；
“玻璃”指不要茶叶，只喝白开水，又叫“免底”；
顾客少时叫“吊堂”，顾客多时叫“打拥堂”；
“喝加班茶”指专门为茶客服务的小商贩、手艺人，如卖零食的、掏耳朵的、修脚的、唱小曲的等累了渴了喝茶客离去后剩下的茶水。
茶馆的风俗典故，同样不胜枚举，比较经典的如“喊茶钱”，指茶客在茶馆遇到熟识朋友时，向茶馆伙计打招呼为朋友茶钱买单，而被“喊茶钱”的人作为回应婉拒，则会满脸客气地拱手说“换过，换过”，为其“喊茶钱”的人多了，还得说一句“一事换过”，“一事”代表“一起”或“完全”之意。喊茶钱实际是一种熟识朋友之间的客套，在对方谦让之下，一般很少有茶客真正替朋友付了茶钱。而假如别人真的给了茶钱，泡好了茶，哪怕喝不下去，或者有事情要离开来不及喝，也要把茶盖揭起来，象征性喝一口领情，以示礼貌，这称之“揭盖子”。
茶馆的社会角色
茶文化最深奥也最复杂的地方就体现在茶馆演绎的各种社会角色中。有人形容成都是一个大茶馆，茶馆是个小成都，形象地道出了茶馆所承载的复杂社会关系。
休闲娱乐的场合
著名的民俗学者袁庭栋先生曾经风趣地说，喝茶并非为了解渴，生动地描述出了茶馆的娱乐功能。茶馆作为文人墨客荟聚，社会三教九流消遣放松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各种雅俗共赏的娱乐形式，有些甚至被演绎成时代的经典记忆。在成都，最早的戏院就是从茶馆衍生的，茶馆和其所包含的娱乐相互支撑，如戏班喜欢在固定的茶馆演出，茶馆也尽量留住好班子吸引顾客，因此很多茶馆都会设置固定的戏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茶馆舞台以其强大的吸引力，客观上推动了众多民间娱乐形式的繁荣和发展，涌现出了一批耳熟能详的名家名作，如李德才的扬琴、贾树三的竹琴、曾炳昆的相书等。
李德才，艺名“德娃子”，自幼随父学唱演出，曾长期在鼓楼北四街芙蓉亭书场坐堂，以“仄音嗓子”著称，对前辈艺人首创的旦角“疙瘩腔”加以完善成为四川扬琴重要的润腔手法“哈哈腔”，五老七贤之一的刘咸荥赞其曰：“清雅应在京川上，德才分乎砚婉间。”
贾树三，人称贾瞎子，竹琴演唱史上最为突出和成功的艺人，是名噪一时的“竹琴圣手”。谭创之曾撰联赞扬贾树三出神入化的演唱技艺：“唱罢离合悲欢，回首依然贾瞎子；
拍开风花雪月，伤心谁问李龟年！”
曾炳昆，专注相书（又称“隔壁戏”），其作品川味浓郁，创作的《霉登堂》生动演绎了20世纪40年代成都人民的生活，是名噪一时的相书大师。
“文状元”钟晓帆的评书也是家喻户晓。钟晓帆，光绪年间秀才，说书口齿清白，侃侃而谈，少有表演动作，谓之“清棚”，被时人誉为说书业之文状元，与名旦黄金凤、相士刘安全并称清末“成都三绝”。刘师亮《成都竹枝词》描述“成都三绝”：钟晓帆书入世评，刘安全相使人惊。青衣花旦黄金凤，三绝而今尚有名。
四川清音李月秋，7岁学唱，12岁出师，先后与各名角结伴长期在成都一带演唱。其唱风柔媚灵活，生活气息浓郁，以“哈哈腔”技巧自成一格，有“成都周璇”之美誉。何韫若《锦城旧事竹枝词》称赞“江畔席棚一望收，琵琶怀鼓逞歌喉。风筝线断闻哦呵，一曲清音李月秋”。
除了各种形式的曲艺表演，茶馆也盛行各种名堂的棋牌，如掷骰子，包括掷升官图、掷状元红等十余种；
如博弈，有六博、摴蒲、双陆等形式；
如骨牌，流行打京、牌九、打丁八块等玩法；
如纸牌，有洗浆胡、门十四、打掀、沾沾胡、打招、字牌、耄公牌、王会牌、打百子胡等玩法，由此可见，当时茶馆各种娱乐形式之丰富。此外，当时的茶馆也不乏出现新事物，据调查，成都最早的电影院就出现在茶馆里。
信息传播的媒介
茶馆以茶为媒，将各种职业和阶层的人们聚集到一起，他们高谈阔论，发表观点，让内心更加充实，或有意无意传播各种奇谈怪闻。他们在信息传播方式单一的年代，织就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信息网。
在巴蜀地区，一种流行于茶馆，充满了浓郁巴蜀方言，夹杂着谚语、俗语的无厘头信息交流形式，被一个很有特色的词定义下来，叫做“龙门阵”，即“以故事为主，但又不仅仅只有故事，因为它往往是一种集体参与的活动，除了有主讲人，旁边还有插话者，主讲人和插话者有对话，相互补充，或者本就是几个人在漫无边际的聊天，谈话的主题有一定的集中性、散射性”。“龙门阵”是一种信息交流的形式，被烙上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烙印。
自由市场
近代的四川茶馆几乎是各个行业商会的驻地，是洽谈生意的地方，许多买卖都在茶馆成交，成都各行各业大小商人聚会，基本都有固定的茶馆。茶馆成为商业洽谈的场合，这与其公众性、便利性分不开，也与当时商业行会的制度有较大关系，商业行会可以利用其号召力将行业的洽谈地点固定在某个茶馆。
除了是商业洽谈的场所外，茶馆还是劳务市场，许多自由劳动者、季节性工人、技术工匠，特别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员，都曾在茶馆等待雇主。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六腊之战”。“六腊之战”的名称由来是教师的岗位竞争，原因是当时教师岗位比较紧缺，教师为了获得聘用，在六月暑假和腊月的寒假利用教师轮换的机会，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工作岗位，这一现象被描述为“六腊之战”。成都人民公园的鹤鸣茶馆，曾经是“六腊之战”最熱门的地方之一。
茶馆也是采耳算命说媒集中的地方，一些以此为业的人，往往游走于各个茶馆之间，用极具特色的长杆铜质耳勺，为茶客提供沉浸式的享受体验，或津津乐道地为茶客测算生辰八字，这种场景在一些近代题材的影视剧中尤为常见。采耳即使是在现在的巴蜀地区茶馆，依然比较流行。
化解纠纷的平台
过去化解纠纷，很多是靠民间说和，即发生纠纷的双方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充当中间人，一起去茶铺评理调解，也叫“摆茶碗”或“吃讲茶”。关于在茶馆吃“吃讲茶”的场面，李劼人《暴风雨前》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可以使人比较切身地感受到其中的氛围。
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的理输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如其两方势均力敌，而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他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他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差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烂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
刘振尧在《“安澜”茶馆忆往》描述的“吃讲茶”，同样也为我们复原了当时生动的场景，更是和李劼人的描述相互映证。他写道，到“安澜”吃茶的顾客大多是本街上担二分公事的有脸面的人物，因此它经常成为街坊上的议事场所。街坊邻里间有什么纠纷，总爱说：“走！到‘安澜’讲理去！”遂由双方当事人出面，约请一位街坊上的头面人物担任仲裁，等茶博士把茶叶一发，双方当事人就分别陈述事情经过，然后由仲裁人评判是非曲直。如果哪家理亏，茶钱就由哪家开了。正所谓：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
茶馆与其说是一个喝茶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浸泡诗意生活的场所，人们闲暇之余，走进茶馆，围着四方矮桌，往竹椅上一靠，或坐或倚，舒适随心，喊上一杯盖碗茶，优哉游哉地晒太阳、嗑瓜子、看报纸，采耳也好，高谈阔论吹壳子也好，总能找到一种宁静闲适的感觉。
随着时代的变迁，巴蜀地区的茶馆虽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过去扮演的很多角色已经不复存在，留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画面也渐渐模糊，但茶馆作为社会交流的公共平台，作为茶文化传播媒介的纽带始终没有改变，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主动适应人们日益变化的生活形式需要，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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