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芸，王正环
（1.浙江农林大学，浙江 杭州 311300；
2.福建开放大学，福建 福州 35003）
从西汉开始，茶成为百姓日常饮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茶风日盛。到了宋代茶叶产业发展迅猛，栽种面积增至唐朝时期的两倍多，制茶技术也更加精致化，茶的经营重心也由此南迁至福建南部与广东南部一带，茶成为街头巷尾普通百姓的消费对象。同时，宋朝也是茶诗写作的高峰时期，苏轼、黄庭坚、陆游等许多著名诗人，都有茶诗佳作。苏轼与陆游皆为宋朝著名的诗人，且茶诗写作颇丰，二人分别是北宋与南宋的代表诗人，茶诗写作尤见其时代风貌及个体气象，因此对二者茶诗的比较分析，可以窥见北宋与南宋茶诗写作在审美、品味与价值观追求上的异同。
1.1 对茶与茶事记录的区别
首先，宋代“崇文抑武”，经济发达，商贸频繁，人民生活宽裕，彼时的审美意识与形式开始走向了通俗性，以勾栏瓦肆、百戏艺术的出现为代表。饮茶也成为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文人们在饮茶上特别讲究，具体表现在对于茶具的精心选择、泉水的讲究以及饮茶环境的唯美追求。所以，无论苏轼还是陆游的茶诗，都对茶事、茶艺、茶俗、茶功与茶情做了详尽与细致的记录与描述。而且，苏轼和陆游还在他们的茶诗中展示了其所处时代的名茶。相较之下，苏轼更强调介绍地方名茶，而陆游更重视茶的功用性。苏轼笔下记录了北宋时期的顾渚茶（顾渚茶牙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将之湖州戏赠莘老》）、阳羡茶（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次韵完夫再赠之什某已卜居毗陵与完夫有庐里》）、江西的焦坑茶（浮石已干霜后水，焦坑闲试雨前茶。《留题显圣寺》）、西庵茶（更将西庵茶，劝我洗江瘴。《杭州故人信至齐安》）、江西的双井茶、浙江杭州的垂云新茶、四川彭县的月兔茶以及福建的龙凤团茶等（拣芽分雀舌，赐名出龙团。《怡然以垂云新茶见饷以报大龙团仍戏作小诗》）。而陆游虽然在他的茶诗中也提及了许多宋代名茶，譬如蒙顶茶、壑源茶、安乐茶，叶加白、茱萸茶等。但是，相对于苏轼，陆游茶诗更多地关注功用性茶，譬如他在《冬夜与溥庵主说川食戏作》中提到菊花茶（何时一饱与子同，更煎土茗浮甘菊。）、在《西窗》中谈到姜茶（姜宜山茗留闲啜，豉下湖莼喜共烹。）、在《夏初湖村杂题八首（其三）》中提到了橄榄茶（寒泉自换菖蒲水，活火闲煎橄榄茶。）、在《初春书怀》中提到梅花茶（清泉冷浸疏梅蕊，共领人间第一象。）。很显然，苏轼的茶诗较多地介绍了地方的佳茗，对于宣传和介绍茶的历史有更多的关注，这和苏轼一生走南闯北有很大的关系。陆游的茶诗则对于茶的介绍记录比苏轼更细致，也更注重对于功用茶的描写，这主要是因为陆游曾经担任两任茶官的责任感使然。
其次，在宋朝，饮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平常事，所以无论是苏轼还是陆游都在他们的茶诗中记录了宋代的寻常茶礼。在对于宋朝茶艺活动的记录上，苏轼和陆游的诗歌都分别记录了“煎茶”“斗茶”“分茶”等茶艺活动，而苏轼与陆游的主要区别是，苏轼特别重视对于茶礼细节的描述，而陆游则更关注茶背后所折射的茶生产活动和贸易的意义。在苏轼的一百多首茶诗中，特别多诗歌重视对于茶艺细节的描写。由于苏轼一生踏遍千山万水，从中部入江南，自北端到海南，所以，他写茶诗有很多个人独特的细腻感受，他的诗中还特别强调对于全国各地不同水资源和茶器的描写。譬如苏轼在他的诗歌中就经常提到在泡茶时茶人对于水质的追求，他在《焦千之求惠山泉诗》中写了茶人对于惠山泉的钟情，在《绝句三首（其一）》中的诗句“偶为老僧煎茗粥，自携修绠汲清泉”描写了自己因为泡茶去寻找清冽的泉水。在《试院煎茶》中写到“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通过感官细节的描写来记录宋代煎水一改唐朝用大口锅而用瓶的历史。苏轼的茶诗不仅仅讲究对于茶艺的细节的展现，他的茶诗还有很多关于茶艺活动中使用的茶具的描写。譬如苏轼在他的茶诗中分别介绍过建盏中的兔毫（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茶磨、石铫（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拒火柄犹寒。姜新盐少茶初熟，水渍云蒸藓未干。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无脚是轻安。《次韵周穜惠石铫》）。苏轼茶诗的详细记录，使得我们可以了解到北宋茶艺活动的各种步骤以及当时茶人对于茶具讲究的细节，能够对北宋的茶事与茶情等有进一步的认知。
陆游有茶诗三百多首，在他的茶诗中，也有各种名茶和香茗、以及茶具的详细记录，但是他的茶诗中比较热衷的是记录和呈现了南宋的茶叶买卖与贸易等经济活动。陆游晚年隐居山阴，他因为有两任茶官的经历，所以他的茶诗里有大量的关于茶农种茶、采茶以及卖茶等经济活动的描写。譬如他的茶诗《秋兴四首（其四）》中诗句“邻父筑场收早稼，溪姑负笼卖秋茶。”记录了乡村秋收的景象，在收稻谷的繁忙季节，有女子在田间卖茶。而《秋晚村舍杂咏》的诗句“园丁种冬菜，邻女卖秋茶。”说明在南宋，民间百姓饮茶、买卖茶已经习以为常。不仅仅写农村，他还会在诗歌中描写茶市繁荣的景象，譬如他的“兰亭步口水如天，茶市纷纷趁雨前。”（《兰亭道上四首（其二）》）描绘了雨前茶市的热闹情境。当然他的茶诗也还经常写到茶农种茶、采茶的忙碌情形，他的“采茶歌里春光老，煮茧香中夏景长”（《初夏喜事》）描写的是茶农们夏天采茶的江南农忙景象。陆游的茶诗，不仅仅写茶叶本身，更重视对于民间茶叶生产和贸易活动的呈现，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南宋时期茶叶生产贸易的发达与繁荣。
所以，在对于茶事、茶情、茶功的描写上，很明显的区别是，苏轼的茶诗更注重茶本身，在意对于茶的艺术审美和精神气韵的宣传，而陆游的茶诗则更在意对于茶的功用、茶贸易、茶生产等背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的表现。
1.2 审美追求上的差异
首先，在用词上，苏轼的茶诗有一种用词“清简”“出尘”的清和之美。这也是苏轼一向推崇的诗词格调，他在评价唐人作品时，就赞扬“其语清简，萧然有出尘之姿。”（《游惠山（并叙）》），他自己在诗歌写作中也一贯践行对此格调的追寻。而他的茶诗中，常常用清和、淡雅的词汇描写烹茶雅事，更显出一种至雅至真，气韵灵动的美感。譬如他有诗《游惠山》写到“炯然肝肺间，已作冰玉光。虚明中有色，清净自生香。”一个“虚明”，一个“清净”，就有了空灵的气韵。苏轼常常也要用茶的清韵比拟君子清雅高洁，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以花草喻美人，《庄子》以冰雪喻神人的修辞手法的一贯相承，苏轼在他的茶诗中秉承着“素以为绚”的理论渊源与审美核心，体现出气韵灵动，简洁素养的审美特点。
和苏轼比起来，陆游的茶诗一改早年诗作的雕琢藻饰，而是以清新流丽、简淡古朴取胜。他的茶诗更多描写自然山水、农村风光、四时风物。他常常能在朴实、清丽的茶诗中，发现从容、平淡的乡村诗情与理趣。譬如，他的《幽居》，“雨霁鸡栖早，风高雁阵斜。园丁刈霜稻，村女卖秋茶。”仅仅二十个字，就勾勒了一幅平淡祥和的乡村生活景象。比起苏轼的清雅，陆游的茶诗更有一种朴拙。陆游对于诗风的追求，讲究自然天成，反对雕琢人为。他自己在诗里就提到“大巧谢雕琢，至刚反摧藏。”（《夜坐示桑甥十韵》）。他认为自然形成的诗歌，虽然朴拙，却不失深意，有无限韵味。这种平淡且自然的风格，在陆游的茶诗中尤为明显。所以，同样追求简洁与自然，苏轼的茶诗更讲究在简洁与淡雅中觅得灵动与清雅的气韵，而陆游的茶诗却在质朴与自然中寻见理趣。
其次，苏轼的茶诗中，有一种超然于物外，享受生活，追慕天、地、物和谐统一的至高境界。譬如他的《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1]“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首诗是苏轼被贬黄州写的，被贬官至穷山恶水的黄州，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处于困境的苏轼，并没有显现出太多的失落与沉寂，恰恰相反，在其清淡的生活中，仅仅是一盏有沫花的茶，一盘春蔬，他也能安然自得、享尽清欢。这种潇洒和飘逸，不是有极高志向，极雅志趣的人，一般是很难达到的。苏轼的一生，被贬惠州、黄州和儋州，体验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顿与艰辛，但是，我们在他的诗中，特别是茶诗中，却很少能够感受到失落的、无奈的情绪，恰恰相反，他总是表现出了知足常乐、通脱自如的旷达。譬如他在惠州写的《汲江煎茶》“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2]诗歌描写的是他在儋州的一个普通夜晚，他为泡茶去取江水，回家后煮水煎茶至夜半的寻常小事，而在小事里却写出了“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的大气象，此时仿佛时空消弥，我们和苏轼都置身在了广袤的宇宙中，由此超凡脱俗，超越了人间的种种难事。
然而相对于苏轼，陆游茶诗虽然风格多样，也有一些闲适咏茶诗，但是他茶诗的总体基调是厚重且深沉的，在含蓄中夹杂着惆怅与悲怆。譬如他的《闲中》“闲中高趣傲羲皇，身卧维摩示病床。活眼砚凹宜墨色，长毫瓯小聚茶香。门无客至惟风月，案有书存但老庄。问我东归今几日，坐看庭树六番黄。”表面上写了诗人的闲适、饮茶的惬意，乡村的风月、案中的《老庄》，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抵消彼时陆游不见喜于皇帝赵惇，不见容于佞臣的哀愁，所以诗歌结尾的“问我东归今几日，坐看庭树六番黄。”流露出他不能回归的感伤与沉痛，不被重用的无奈与委屈，使得其茶诗的闲适被消解，显出一种悲壮和凄凉的情感。其实，他在许多茶诗中，都显露出这种情绪，如《幽居初夏》“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箨龙已过头番笋，木笔犹开第一花。叹息老来交旧尽，睡余谁共午瓯茶？”这首诗前半段描写了一种惬意与闲适的生活，野径、飞鸟、蛙鸣、山花都是典型的乡居野趣，是一种自在自得的闲情，然而最后两句，陆游突然笔锋一转，“叹息老来交旧尽，睡余谁共午瓯茶？”一种幽居乡野，志趣无法实现的失落感，知音难觅的惆怅感，又从诗中喷薄而出。所以，袁行霈要形容陆游“他的诗虽然带着前辈的影响的痕迹，但仍然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这就是在平夷晓畅之中呈现出一股恢宏踔厉之气，好像一条大河，河面水波不兴，而底蕴却是汹涌激荡。”[3]
2.1 时代背景的差异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到了宋朝，因为物质生活的富足，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日渐提高。而且宋朝采取“文治”，文人从政的直接影响是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宋代文学也由此进入了另一个高峰，茶文化更是如此，茶人涌现，茶诗倍出，茶事著作层出不穷。最典型的是宋朝第八代皇帝宋徽宗甚至亲自撰写了享有盛名的《大观茶论》，不仅仅如此，蔡襄写《茶录》、黄儒写《品茶要录》等等，都表现了宋代自上而下的对茶与茶文化的追捧。文人附庸风雅，品茶吟诗，成为宋朝的一大潮流。苏轼生活在北宋时期，北宋茶叶生产空前发展，茶叶成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北宋茶馆行业盛行，送茶于友也是常事。北宋时期，追求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常事，北宋人擅于化俗为雅，士人讲究将日常生活趋于雅化，所以茶诗写作更为频繁。而且，北宋时期，宋人在审美上一改唐人长河落日、大漠风尘的激情与冲动，而是讲究在庭院深深、飞鸿落日中的浅唱低吟中寻求意境。宋代诗人寻求的是一种理性、内敛的优雅，自觉建构一种与自己身份相关的雅。山水园林，琴棋书画，都成为彼时诗歌的审美对象。苏轼自己在《与二郎侄》中也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平淡体现了宋人基本的审美态度和格调”[4]这种冲和平淡的审美格调在苏轼后期的诗歌中更为凸显，苏轼一生走南闯北，与茶结缘，因茶结友，他说“街谈市语，皆可入诗歌”，茶诗就是他生活的一种呈现，所以他在茶诗中也几乎体现了其安然自得、享尽清欢的审美情趣。
北、南宋更迭伊始，举国上下都充斥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南宋士子身上不可避免地聚集了道德热情与社会责任感。宋代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使得士子的名节意识更为突出。而且，宋代官吏文人化，使得军人和名臣都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北宋经过大晟府的规范，词更加典雅化和规范化，而且在审美情态上达到更为精致的形态。到了南宋，由于政局的激烈变化，南宋诗词突破了规范化，冲破了形式，成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最佳载体。历史的重大变化，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秩序，也消泯了北宋时候浅唱低吟的闲情逸致，士人们更在意的是用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诗歌在此时的审美功能也由言情转变成为了言志。譬如南渡时期的“四臣二张”就是典型的政治抒情词人群体，中兴时期的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也延续了这样的审美倾向。陆游是有大志向、大理想的人，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爱国主义的热情始终贯穿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也转化为他诗歌的主要审美形态，所以，比起苏轼，他的茶诗里，更多的是关注国家，民族以及具体的农业生产。
2.2 个体性格与经历的不同
苏轼因为北宋的竞争而致其政治生涯艰难，但苏轼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曾经以东汉名士范滂为榜样，认为君子入朝廷，必须有担当天下的胸怀。他自己从政后，一直践行“修齐治平”“议论不随”“拙于谋生”“锐于报国”的主张。即使在过程中屡次遭受打击，但是他坚守节操，岿然不动。苏轼被贬惠州、黄州与儋州，尝尽各种艰苦，但却是北宋难得的有情操、格局和高度的诗人。他虽然在诗中偶有抱怨与愤怒，然而，更多的是无所畏惧，超越世俗，风轻云淡的抒情。就像林语堂对他的评价“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5]所以，比起陆游的不甘、惆怅与失落，苏轼有更旷达与洒脱的一面。他一生颠沛流离、屡遭贬谪，又经历丧妻丧子之痛，他靠茶排忧解难，最后形成一种随遇而安、随缘自适的生命意识。如果说，陆游茶诗里寄寓的是不满、失落，苏轼的茶诗里却更有一种追慕“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崇高境界，这也是他茶诗形成空灵气韵的主要原因。而且，苏轼一生沉浮宦海，颠沛流离，去过全国许多茶叶产区，使得他对于茶叶的生产、茶技、茶情及茶俗都有多方位的认知，他自己曾经也有茶树栽培、茶叶加工的经验，他写茶诗是有茶人的身份的，他自觉地引茶入诗，为茶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陆游一生有三百多的茶诗，他从乾道年间开始写茶诗，至淳熙年间开始增加，之后日趋稳定。他是典型的爱国主义诗人，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是坚定的主战派，和朝廷的政治主张不同，对南宋王朝屈膝求和的态度不耻，所以他必然在他的诗歌中有强烈的惆怅与失落。陆游的一生一直处在理想与现实，主张与实施的矛盾中，从未得到解决，所以他的诗歌中总是体现着悲愤与孤独两种情感，这两种情感总是幻化成各种意象，融入他的诗歌中，他的茶诗也不可避免地要写到这两种情愫。陆游出生在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越州盛产瑞龙、花坞等名茶，而且他曾经在福建福州、江西梧州两地当过两任茶官，使得他对于茶的生产、制作以及贸易非常熟悉，这也是他的茶诗中更注重描写茶生产活动的主要原因。陆游一生好茶，还常与好茶之人来往，又以“茶山居士自居”，他和范成大、周必大、梅尧臣、辛弃疾等人交往频繁，且同好饮茶，自然都喜欢把政治的理想、精神追求写进茶诗中。陆游晚年隐居茶乡，他的茶诗高产时期是在山阴，他近乎百分之八十的茶诗都是写于此地，而且陆游在山阴多为赋闲之时，所以他的茶诗里，常常又别事同议，并不是纯粹的茶诗，醉翁之意不在酒，是陆游茶诗的一大特点。“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陆游在茶诗中自然而然也赋予了强烈爱国主义的情绪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愤及孤独的情绪。
宋人的文化和审美心态具有多重性，宋人社会角色、身份的多重性构成了他们不同的审美格调与诗歌创作形式。北宋与南宋政治大环境的区别，使得当时的文人创作有着明显的倾向性的区别。相对来讲，北宋生活安定，诗人们生活安逸闲适，他们的诗歌里自然更关注山川风物，四时更迭，注重对于日常俗物，平常情感的描绘。而南宋都城南迁，诗人们自然而然表现出比北宋诗人更多的爱国情绪与民族情怀，更多的离愁别绪与伤感惆怅，这些时代背景的变化，都投射在苏轼与陆游等诗人的创作上。而且，由于个人成长经历、个性的不同，比起苏轼的旷达超脱，恣意淋漓，陆游有更多的内敛思致、孤独离愁，这一切，都渗透在他们的茶诗写作中，形成风格别样的两种景致，折射出从北宋到南宋茶诗审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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