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近代中国政治人物蒋介石：199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蒋介石：199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宣布6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宣布6篇
【篇一】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宣布
蒋介石庐山抗战宣言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６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篇二】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宣布
蔣介石發表廬山宣言 全面抗戰拉開帷幕
2011年05月31日 10:59來源：鳳凰網台灣站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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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
蔣中正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虛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祗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祗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祗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
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鹹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篇三】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宣布
在科级干部宣布任职会讲话
刚才分管组织人事的领导宣布了此次科级干部的任职，并详细介绍了干部任用和调整的具体情况。新提任和调整的2位干部代表也作了表态发言，发言紧扣任职岗位职责和科室工作实际，既立足现实，又着眼将来。讲的都很好，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按照自己的承诺，履行好岗位职责。在这里，我代表局党组对新任职的几位同志表示祝贺。希望新任职的几位同志要珍惜岗位，珍惜组织和大家的信任，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以埋头苦干、精益求精的踏实作风，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打开工作局面。下面，我提出四点希望。
一要勤于学习。一是在加强党性锻炼上下功夫。旗帜鲜明讲政治，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树立“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二是在增强履职能力上下功夫。站在新的起点上，谦虚谨慎，增强学习的紧迫性和针对行，尽快转变教师，熟悉业务流程，更新知识结构。尤其要注重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多钻研，多思考。虚心向前辈、向同事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努力做专家型、创新型和学习型的领导干部。
二要敢于担当。工作任务愈加艰巨，科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主动扛大梁、挑重担，勇于担当，勤勉敬业，为大家做好表率，当好标杆。脚踏实地，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努力做到求真务实不张扬，埋头拉车不叫苦，敢于担当不懈怠，勇于创新不停步。要胸怀全局，多谋善断，干实事，求实效，既要登高望远，又要脚踏实地，既要仰望星空，又要实事求是。
三要善于协作。科级领导干部处于承上启下，沟通左右的重要位置。具体工作中，需要做好岗位之间、科室之间和外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大家一定要牢固树立团结协作意识和一盘棋思想，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误解；多一些包容，少一些计较，要锤炼自己容忍之短的胸怀，容人之长的美德，容人之异的度量。做到长处相互学习，经验相互借鉴，问题相互提醒，意见相互沟通，共同营造“气顺、风正、心齐、劲足”的工作局面，形成同心协力干好工作强大合力。
【篇四】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宣布
毛泽东曾答应蒋介石回在陆驻庐山
罗时叙
【期刊名称】《党建文汇：下半月版》
【年(卷),期】2000(000)006
【摘要】庐山美庐原为英国西伊勋爵(Lord See．O．Reynolds)的别墅，建于1903年。1933年，为蒋介石购得，并增建西部联体副房。1948年8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的最后一天，于院内的一块长6米余、宽3米多、状如赛车的天然巨石上，题刻“美庐”。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它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总页数】1页(42)
【关键词】蒋介石;庐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毛泽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03年;1933年;1948年;1997年;See
【作者】罗时叙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英文
【中图分类】K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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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曾建议蒋介石回来可以住庐山 [J], 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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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宣布
蒋介石集团在抗战时的丑闻
丑闻之一：走私贪污军用物资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丑闻之二：宋氏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
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丑闻之三：国民党军官乘机大发国难财
蒋宋家族如此，结果是上行下效。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丑闻之四：40余万国军败在5万日寇手下
1944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着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丑闻之五：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
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记者看到前方毫无秩序败退下来的军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武器残破不全，无力行走的伤兵被扔在路旁无人过问。军用车辆上装载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官们的私人财物。国民党军官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的行为，使人很难想象他们有与敌人死战到底的决心。更让西方人吃惊的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们竟然带着妻妾上前线，这在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报纸上不时报道日军在战场上俘获国民党某某将官的妻妾，作为日本国内的笑话。
丑闻之六：国军投敌人数50万
国民党正规军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竟然高达5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杀敌人数与投敌叛国的50多万国民党正规军队相比，实在不能让国人为蒋介石的国名党军队感到骄傲。连西方国家都嘲讽说：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战争奇观。早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创造的这个“奇观”就已成为世人笑柄，国名党军队也因此被说成是二战盟军中的“异类”。
丑闻之七：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在抗战期一个堂堂的国民党抗日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丑闻之八：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建国以来，我们最多只是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精英”们从来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无地自容。
丑闻之九：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剑桥中华民国史》说：“1944年春， 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本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鲜见。国民党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这个事实令人心酸。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也当了卖国贼，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胜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的。谁逼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丑闻之十：日本为对付共产党放蒋介石一马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勉强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马。《剑桥中华民国史》说：“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呢？《华北治安战》说“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次谈话更令人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日本这位第一部长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
《剑桥中华民国史》谈到日本这方面政策的变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中共威胁说得更具体：“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到1944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和400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
需要指出的是八年抗战中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厉害，如果再获得外国援助的机枪大炮，这对日军来说，其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
国民党军队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是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丑闻之十一：日伪档案记录国民党消极抗日
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华北军发表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叛国投敌的伪军自己说：《新民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中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自诩“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已经不把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击”的八路军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总结报告也比不上当年投降日本皇军的“二鬼子”们对这场战争发言，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冲在头里，他们是见过真枪实弹的，也多次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所以感受深，说话也比日本人实在是吗？
丑闻之十二：蒋介石集团与侵华战犯关系暧昧
1、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日和约》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约》的外交档案。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第二天（12月1日）还以头版头条的位置进行处理。《中日和约》的揭秘，让蒋介石集团的卖国嘴脸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蒋廷黻后来论断言：“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权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尽管蒋介石一身媚骨，却时常被日本人出卖。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感到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蒋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时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番话真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抗战前“竭力消弭战祸”，战胜后却“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2、蒋介石力保侵华战犯冈村宁次
事实上，蒋介石在死要面子的同时，对日本总是奴颜婢膝。仅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态度为例，就可看出蒋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招呼”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的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到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
3、侵华战犯极力颂扬蒋介石集团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请问，这样的国民党是在积极抗日吗？蒋介石能是民族英雄吗？共产党才是积极抗日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篇六】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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