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灾害。 《荀子·荣辱》：“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韩非子·奸劫弑臣》：“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汉书·西域传上·罽宾国》：“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2. 使受破坏；伤害。 《后汉书·孔融，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意识形态不足的危害2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意识形态不足的危害2篇
【篇1】意识形态不足的危害
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也写作“意识型态”)是指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一种观念的集合。
意识形态是指意识的表现和表述形式。
社会意识是社会精神生活现象的总和，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社会意识形态是指社会意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和表述形式。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革命性和实践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反映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政治利益的、自觉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研究意识形态的成果，在总结和概括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成熟起来的。随着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一样具有多种多样的复杂形式的构成。它具体表现为：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第二，以资产阶级思想为代表的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构成的重要方面，是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精神障碍。它包括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部分。尽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存在着矛盾，甚至具有相对抗性，但它们都对社会主义产生破坏作用却是共同的。就目前来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以其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用各种途径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输入颇具迷惑色彩而表面上令人神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因此，相对而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更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对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刻的批判揭露。 第三，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的精神的现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潮和一些思想观念，是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的一个补充。这些学术思潮和思想观念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曲解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消极性的一面，也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和揭露、对现代化社会尤其是科学技术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理性分析和概括的积极性的一面。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而要进行辩证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克服其中的消极性东西，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以开拓我们的视野，启迪我们的思维，充实自己，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学术思潮的繁荣。
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一、真实性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二人来说，意识形态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虚假性。在他们心目中，并非所有政治观点皆有意识形态的特性，意识形态并不属于科学，是和科学相对立的错误意见：故有必要区分意识形态与科学、真理和虚伪的差异。然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观，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是描述性的，并不应该包含任何价值判断和利益判断。因此，它应具备的首要条件是真实性，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反映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认为它具有虚伪性是因为将它看作阶级统治和教化的工具，相反地，我是要将意识形态去阶级性、去工具性。
二、普遍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倾向性，它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要以意识形态为工具维护其相应的统治，所以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泛化为所有阶级甚至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用思想上的统治来配合政治上的统治。对于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意识形态是由社会中大部分成员认同的观念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因此它是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而不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就并不存在“统治阶级泛化其思想”的说法。另外，这种观点还是无法将意识形态与阶级利益相分离，还是将它看作阶级统治的工具。
内容上看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
具有相对独立性。具体说来：
第一，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物质经济关系发展状况的不一致性。物质和意识总是存在着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先进的经济制度中残留着大量的落后思想意识，落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可以孕育出先进的思想观念。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中，常常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映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反映已被消灭和正在被消灭的旧经济政治制度的残余形式的意识形态；为新社会的诞生作舆论宣传、反映现存社会里孕育成长着的新社会因素的新意识形态。其中，反映和维护现存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该社会的精神标志。人类历史的发展还表明，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不同步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却超过先进国家的现象。18世纪末法国的战斗唯物主义哲学和卢梭等人的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思想就超过了当时经济上先进的英国；19世纪前后经济上落后的德国产生的黑格尔哲学又超过了当时经济上先进的英国和法国，并最终孕育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的承袭性。马克思说，人们创造历史，总是在已有的既定的现实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意识形态的发展也同样如此。人们研究历史，是想找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在历史中找到现实的根据，在现实中发现历史的轨迹，以今推古，以史鉴今，这是一种思想文化的流程，这种衍生不息的文化流程深深地反映着思想意识的历史承袭性，思想意识在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要求而具有时代性的同时又具有了历史的延续性，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可以有两种情况：在内容上的古为今用和形式上的推陈出新。
三、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
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不只表现在对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而且表现在凝聚和引领社会价值观念、社会文化和人格塑造等诸多方面。意识形态主要有以下社会功能:
1.引领功能
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一个根本差别是:自然现象都是自发的，而社会现象都是人的意识和目的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8l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就是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念，并进而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它能够对社会上的多元价值观念和人们的价值选择发挥导向和引领作用，引导社会成员建立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信念，认同和维护现行制度和秩序，自觉遵
守现行行为规范;能够为变动中的社会提供理想的发展目标与发展规则，以便使社会和个人在快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动中把握正确的方向;能够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为国家、群体和个人提供理性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增强理性和科学性，避免盲目性;也能够为相对稳定的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提供发展的方针、原则和新鲜血液。
2.凝聚功能
意识形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总是通过系统性的论证，以深刻的学术性语言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凝聚整个意识形态与全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进而证明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合法性，使社会成员认同并建立信念，抵御和排斥对立的价值观念体系，从而凝聚和团结全社会。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主要是靠主流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被认同并已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信念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逻辑能量，能够吸引、凝聚、制约其他价值观念和价值观念系统，产生向着主流意识形态规定的趋向，并围绕主流意识形态运动。凝聚力是建设和维护秩序的关键，在社会变革和转型过程中尤其如此。被认同并已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信念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够通过凝聚价值观念系统，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并使社会按照共同的理想目标和大体一致的价值方向发展。
3.稳定功能
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所有价值观念系统一样，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整个意识形态系统和系统内的价值观念不会轻易发生改变。
4.维护功能
马克思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的原因发生反作用。”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辩证统一关系。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受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和制约，但是意识形态并不是机械的、被动的。它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动性和巨大的反作用，能够维护它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这表现在:第一，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它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机械的，而是能动的、辩证的。意识形态一经创造出来，就形成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念体系，依靠内在的逻辑力量吸纳或征服其它价值观念系统，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干预社会生活，具有区别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独特的生命力、功能和作用。第二，意识形态具有巨大反作用。意识形态来源于社会实践，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同时，也能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合理性、合法性做论证，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所需要的正常秩序提供理论和价值支撑。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合理性、合法性的价值基础，是它获得认同、建立信念、凝聚人心、自觉维护的深刻内在原因。这种反作用是巨大的，有时对历史和事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相对的、有规律的，不是无限的，更不是任意的。
5、.动力功能
动力功能是指意识形态能够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维护和推动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发展。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J意识形态转化为物质力量，
6.自建构功能
自建构功能是指意识形态在外界环境和各种价值观念的作用下，科学地吸收新因素，克服不合理因素，不断发展和超越自身的自我调节和完善的过程、能力和作用。自建构功能表现为两个过程:第一，同化外来信息过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外界输入信息进行改造和加工，使外界信息发生变化，转换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系统能够接受与融合的信息，并被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系统所同化。第二，自我超越过程。在社会实践和同化外来价值观念的
过程中，通过反省自身，进一步完善和超越原有结构，使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系统不断螺旋式上升和超越，与时俱进，以保持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意识形态地位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胡锦涛同志指出，西方敌对势力的鼓噪，国内的各种噪音杂音，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主心骨，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一项长期、复杂和艰巨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前提。批判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特性不仅表现在一贯的向外批判行为和决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上，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其向内批判的意识和自省精神上。正是不断的自我反省和继承、创新，使马克思主义 100 多年来越来越向真理靠近。而真理是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的。
（2）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核心。列宁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
①
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重视领导权问题，必须将意识形态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
（3）打造工作队伍是人才保障。任何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需要有专门的人为其辩护，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必须有专业人才队伍来承担。应该打造一支富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一支富有感染力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一支富有亲和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队伍、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党务工作队伍。
（4）形成一套长效机制是关键。必须构建一套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制、教育机制、传播机制、效果评价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等子系统的长效机制，不能使之成为运动式、风暴式的短期行为，不能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孤立行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整合的路径选择
开放条件下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这种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根据具体的焦点问题产生的不同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反映了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领域的行为策略和社会态度。而焦点问题的突发性和交织性及其评价立场和方法的多元性，使意识形态具有了更多的多变性和波动性，从而增加了意识形态调控的难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课题就是如何在多样和多元价值之间保持合理张力，在多变性和波动性中寻求平衡，实现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整合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路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发展整合、统摄整合和沟通整合，使主流意识形态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形成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判断，选择并吸纳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有益部分，引导并规范非主流意识形态，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整合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整合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过深刻论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99页)统治阶级思想能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不仅取决于这种思想是否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物质力量，取决于反映这种生产关系和物质力量的思想是否具有体现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性与正确性，而且取决于能否坚持运用统治阶级的思想来发展整合本阶级成员以及全社会成员的思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这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 当然，开放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赋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坚持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发展的新任务。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在于打开自己的理论视野，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当代各种思潮，在广泛的学术交流中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吸纳各种积极的思想成果，在批判中探索新问题，形成新观点，使自身站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前列，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影响别人，以持续旺盛的活力拓展传播途径和辐射广度，积极吸纳和整合各种意识形态。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要在问题与主义的相互关照中介入并引领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实际和需要的个别理论主张和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当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所以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代社会实践，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正确反映这种实践，需要用这种新的实践去完善马克思主义，从这种新的实践中去抽象用以指导实践的理论和原则，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要注意有针对性地回答和解决大众的问题，要在回答和解决问题上体现出党的理论优势，并通过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来实现大众的利益增长。 另一方面，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衔接中体现发展整合。马克思主义指导功能的发挥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这种创新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创新，当然这种创新与自然科学的创新是不同的，自然科学的创新是推陈出新、新陈代谢，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则是返本开新、温故知新。正是通过“回到马克思”而“推进马克思”。理论创新离开了现实需要，就无法理解，也无法吸收。马克思主义要从内容和本质上要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要求，回答时代问题。这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做过论述而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问题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反映时代潮流、顺应时代潮流和引领时代潮流中，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中，既保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在继承和发展的统一中不断实现思想整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摄整合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摄整合主要体现为价值导向对价值取向的协调和整合。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伴生着价值范式的重建，由此便引起普遍性的价值观念的震荡与困惑。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和对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包含的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统一与选择等诸种关系，并在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统一规范与多样选择等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总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具有极大的主观性、任意性和随机性。然而，透过个人的价值选择，我们注意到，个人不仅仅是依据个人的利益、欲望、需要、兴趣甚至是情绪进行价值选择，个人的价值目标总是取决于社会所指向的价值理想，个人的价值取向总是“取向”某种社会的价值导向，个人的价值认同总是“认同”某种社会的价值规范。 在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中，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总是处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内容上看，总是具有社会内容的社会正义、法律规范、政治制度、人生意义等问题，而决不是没有社会内容的纯粹个人问题；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性质上看，总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理想与现实、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等问题，而决不是与社会无关的所谓纯粹的个人问题；从个人价值取向的形式看，总是通过具有社会形式的科学、哲学、艺术、伦理、宗教等方式体现出来，而决不是没有社会形式的纯粹个人表现。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摄整合就是要在一元的价值导向与多样的价值取向之间必须寻求平衡。一般说来，这种平衡表现为：肯定价值导向的一元性，但允许人们以合乎自身生活特点的方式去实现社会普遍的价值要求，即价值目标上的一元化和价值实现方式上的多样化相统一。社会主义价值导向是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总体价值目标为内容的，同时又体现为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价值要求的系统，如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道德生活的集体主义、政治生活的民主集中制等，它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总的价值在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表现。对于这些价值要求，应允许人们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和实现程度的多层次性，也就是要从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况出发实现这些要求，从而使超越性的内容获得世俗化的存在形式，又使世俗性的内容接受超越性的制约和提升。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摄整合要在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中做好沟通。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持相对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和党的最高价值观的平衡。一方面，以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根本的价值标准，而不是用理想化的先进标准否定普遍性的基本现实。另一方面，价值观的目标体系为社会活动提供了价值方向，中国共产党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个性”为最终追求，并以此来教育并引导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同党的最高价值观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展开过程中，保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实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与党的最高价值观的沟通。 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摄整合，就是通过把千差万别的价值取向加以协调与整合，找到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结合点，形成共同的价值导向，就是要运用作为主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和影响社会成员，使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统一到社会的主导思想的基础上来，形成思想共识，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功能。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沟通整合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沟通整合主要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与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的沟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沟通整合是从对话中生成共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充分交流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事实上，马克思坚持的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同类作用”的原则，就是说，思想问题要用思想的力量和方法解决。毛泽东也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整合。 可见，意识形态整合与军事征服和政治控制不同，不能主要依靠强力排斥和权力强制，而是通过思想交流和价值认同，来实现积极同意和主动实践。如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进，一方面往往造成对其他思想观念的排斥和否定，结果是窒息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活力；另一方面，往往带来人们心理上的逆反，结果是形式化的虚假统一，大大降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在当代中国，不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群体分化得到了承认，而且与之相关的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情况得到正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整合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的同时，调整了过去对于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简单做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积极的方式同非主流意识形态开展对话和交流。一方面，从思想内容上看，同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开展对话交锋，使思想观念和价值原则方面的分歧得到明晰，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观点和价值原则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产生有效影响。另一方面，从历史实践上看，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都是在同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交流中发展起来的，正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学术流派和思想观点的论战与交锋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看，现在很难再对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贴上“左”或“右”的简单化标签。对中国社会思潮的分类及其评价，需要立足于这些社会思潮形成的历史根据、社会根据及同西方社会思潮的渊源关系等方面进行沟通整合。通过对这些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做好社会思潮的研究工作，重视社会思潮背后的利益分析，以此厘清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对于社会思潮公众往往很难弄清楚他们真正的政治分野，因为根据对不同焦点问题的认识，争论各方的阵营也常常发生变化，表面上思想理论基础完全不同的思潮，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不过各派为社会开的药方不同而已。(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而焦点问题的背后就是利益的分野，社会思潮实质上是说明利益正当性的价值系统，亦即评判社会现象和行为的价值标准。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差异与争论直接和主要的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其实质是不同阶级、阶层利益之间的差异与较量。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和分析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做好社会思潮的引导工作。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通过不断发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将越来越多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在外，而是将越来越多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在自己周围，形成主体发展、边缘渗透的一主多样和谐不悖的意识形态格局。
【篇2】意识形态不足的危害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意识形态的文化性
沈江平
意识形态概念和文化概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本范畴，从其伊始就成为学界重点关注和着力解读的对象，也是现实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对两者关系的解读往往关涉到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建设的问题。以文化的科学性抵斥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或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否认文化的科学性是学界常见的观点。将文化与意识形态看成是水火不容或者将文化与意识形态两者完全等同都是“懒汉思维”，没有正确深入地把握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显而易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是人类实践的主要场域，四者密切相关。经济领域是人们的最基本的实践场域，经济生活决定着其他三个场域的存在和发展。意识形态与人们的政治场域相关，文化则是与人们的文化场域相关。现实中，政治场域与文化场域常常相互交织，这种现象反映在价值观层面必然是各自领域核心价值旨趣有相通之处。以政治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与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由此就产生了勾连。
质言之，文化属性是意识形态的构成元素，意识形态性是文化的价值构件，生活中，人们无法在单一的意识形态即政治场域氛围里生活，也不能在纯粹的文化世界的精神文化场域中生存。文化与意识形态不是两条平行线。因此，合理审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在学理上厘清二者关系的有关争议，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高度和谐有序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
一、意识形态的文化性
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即文化性是意识形态的天然属性。具体而言，作为一定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映现着对应的社会存在，同时又是作为社会有机系统——文化这一精神产物的重要构成要素而呈现给社会大众。在一定程度、一定领域内，意识形态能够彰显和发挥文化内涵、特性和功效。意识形态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系统。这点在列宁那里得到了印证：“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P299 意识形态要实现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就必须将自身所确证的价值、观念依托文化内在的向心拒异的凝聚和同化力量输送给全体社会成员，借助文化特色的渗透力和感召力形成普遍的话语塑造和政治共识，直至塑造成社会的主流文化，凝聚和整合社会的价值认同形成社会核心价值。
意识形态能动地映现一定的社会存在，构成了社会意识的基本单元，通常以文化（精神生活）面相成为社会有机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而存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文化向度讨论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借助“文化”、“观念形态”等概念，使意识形态理论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解读。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2]P663-664 在毛泽东的解读中，意识形态的文化性相当于他所借用的文化概念，进一步而言就是指映射社会政治经济的观念形态的文化领域里的意识形态。如果说葛兰西形成了一套适合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的话，那么，毛泽东则提出了一套适合东方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特别是在晚年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他的意识形态思想的集中体现，只不过是通过“文化”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它是一种精神文化，只是阶级社会中文化的一部分，其本身的发展也会反映在文化的发展上。同时，除了主流文化对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之外，意识形态的发展还会受到非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在意识形态持续活动的社会里，人的精神生产得以产生，同时也塑造着一定时代的社会意识构成。显然，意识形态成为人类文化发酵、生成的重要载体和场所。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生产常常交织在一起，在同一进程中共存。文化理性抽象的结果必然会走向意识形态这一凸显文化生活和社会观念生活本质的东西，成为现实的人的文化。
一定的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相应地会产生对应的意识形态——在原有文化地基上重新建构服务于新的统治阶级的制度化的思想观念体系。继承与创新这种意识形态的特征，它不但是政治领域的思想上层建筑，还会像“水泥”一样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承担起“主流文化”的职能。与之相反的是，失去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此时也不会彻底消失或消解，而会改头换面以“思想文化”的样态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素材与精神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言：“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3]P669 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与文化总是犬牙交错，文化传统为新的意识形态塑造和生成提供了无法割舍的文化土壤。因此，意识形态必然会具有文化的烙印。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明确提出“作为一个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这样一个论断，其代表作《文化的阐释》突出强调了意识形态这一范畴的文化象征意蕴和性质。意识形态自身所容纳的文化属性也决定了其必然要承担起教化、输出功效。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其基本的价值认同也体现在文化属性的基本一致上，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必然以仁义礼智信为其文化内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然以无产阶级文化为载体。同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必然以所谓的自由、博爱、平等为其文化取向。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脱离不了其特定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它们在利益上的同一性也必然反映到文化认知的同一性上来。实际上，文化作为一种“加工成人型”的“意识形态”，自始至终都蕴藏着人类对自身生活的热爱和不断的打造。文化对人从自然存在境况中向人之为人的进化转变中具有天然的观照，正是这种观照不断牵引着人们日益走向人自身如何发展的正义与德性价值域，从而建构出更高的符合人发展的存在境域，这已达成共识。在特定的制度框架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勾连确已难以区分，其政治属性和价值旨趣表征脱离不了特定社会和制度的烙印。
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往往需要以文化为载体，披上文化的华丽外衣，意识形态的文化性也由此产生。这是由意识形态概念的复杂多样性及特有的批判性、否定性等特性，文化相对中性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苦难史。从拿破仑对意识形态的诬蔑和诋毁到贝尔把意识形态与犯罪相提并论，直至当下有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荒谬形象，意识形态从最初的“科学”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用文化替代意识形态的言论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例如某些西方学者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就被当成是一种摒弃了阶级价值束缚的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文化。这种超阶级的意识形态观点其实不足为奇。（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打着文化的旗号行意识形态之实，历来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常用策略。不可否认，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核心旨趣，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都必然会指向相应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有其对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与其核心价值观价值旨趣保持一致。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当前在捍卫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改进和创新意识形态宣传方式时对文化路径的依赖，也要清醒地看到，西方民主意识形态同样会利用文化外衣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输入。全球化的当下，意识形态的斗争越来越呈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核心价值观在东西方意识形态较量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影响力是目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维度，进而凸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性。
二、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意识形态属性是文化的重要特性即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直指作为文化核心、文化形式和内容的呈现机制，意识形态是与观念和思想体系的价值规约关联的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中，文化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呈现，文化的存在样态、呈现形式、交流模式及其内容表现等都是某种意识形态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反射。文化表征着意识形态的理论特性，意识形态则是文化核心价值的最终走向。文化构成中的意识形态基因规导着文化外在的呈现样态，包括文化为了谁即文化为什么人而存在、文化怎么发展即文化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文化发展什么即文化发展构成等视域。特定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化行为，特别是一定的民族文化，表现着该民族的特殊价值理念，并且成为这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灵魂。
约翰·B·汤普森的代表作《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在考察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就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对文化现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作为有意义领域的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4]P122 这句话道出了文化与意识形态最为本质的关联，因此，文化研究无法隔离意义的缠绕，甚至可以断言，以“意义”即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既是文化的重要构成，同时又是映现、审视一定时期文化图景的视窗。意识形态是一种凸显阶级意识的特殊文化，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实际上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制约、规导着文化的存在样态和呈现方式。把文化当成“是一种自足自决的过程，人们只能根据文化自身来解释文化”[5]P2 的观点，无疑是对文化的误读，彻底否认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有机联系。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作为观念系统成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着文化的内容构成，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文化主体同样也受到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制约。实践中，一定的文化生产必然受特定阶级或群体利益的支配和引导，从本质上说是由阶级、经济生产关系决定的。一定社会中文化组成囊括了哲学、道德、伦理、法律、宗教等构件，而这些元素同样是意识形态在生活中的现实体现。由是观之，意识形态借助这些现实元素成为文化的本质特征。伊格尔顿无疑就认识到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他明确宣称：“文化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现实政治的问题。”[6]P43 所以，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从一开始就与特定群体、特定文化融为一体，具有特定的价值而非中立的符号表现，是“布满了政治历史的灾变留下的疤痕和裂隙，到处散落着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的废墟，语言学问题总是政治语言学的问题，在这个领域，进行着宗主国征服者与臣服者、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地方与全国、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争斗。”[7]P54 在詹姆逊看来，作为文化重要呈现的文本绝非中立的自言自语，而是“每一个文本都在某种意义上内化了它的社会生产关系，每一文本都以其特殊形态指示着它的消费方式，都在自身中包含着一个意识形态的代码，说明它是由谁、为谁以及如何生产出意识形态”。[8]P339
文化概念本身内涵的发散性、灵活性和流动性同样赋予了文化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可能性。对文化的认知已经远远超越以往狭窄的原初定义，在今天文化与人权、贫穷、生态环境、战争、殖民、地缘政治、女权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衰等等都被有机地关联起来，甚至逐渐被用来取代这些语境中的话语形式——意识形态概念去诠释原有言说对象。时空演进，与传统相异，祛除了先前的纯粹理性或传统认知，文化实现了某种超越，在物质与精神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再有清晰的界限。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化”就是“物质”，“物质”就是“文化”。这个判断在伊格尔顿的描述中有所体现，“从词源学上讲，如今流行的‘文化唯物论’类似于一种统一反复。‘文化’最先表示一种完全物质的过程，然后才能比喻性地反过来用于精神生活……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文化这个词语使得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一个单一概念之中得到同一”。[6]P1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的存在与文化概念的肆意使用存在着莫大关联。
意识形态是文化发展的导向，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路径。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对文化主体进行浸透和规制。（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文化客观上总是受到它们所属的统治阶级需要和利益的牵引及制约，它们只能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进行具有意识和社会实践意义的精神生产活动。作为法定在先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意识形态为人类物质与精神生产提供着无法回避的文化环境，制约着文化主体精神生产的方式。同时，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意愿的表达，是社会中心价值观的集中表现，成为制约、指导和评价其他文化创造的价值坐标。“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这一论断早已深入人心，就连最具审美特性的文学艺术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文学或文化文本作为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想象性和可能性的解决，从这一视角出发，詹姆逊指出，“意识形态并不是传达意义或用来进行象征性生产的东西；相反，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9]P67-68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是文化的众多属性构成之一，并非唯一属性。某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一段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当成文化唯一特性的特殊时期。文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占据了文化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化的全部空间。将文化问题简单意识形态化，由此带来的片面性既给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惨痛教训。矫枉过正，当前我国文化领域研究走向另一种极端，在文化问题上有意或无意拒斥意识形态的介入，特别是一些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几乎是集体性的厌恶和排斥意识形态的研究立场，追求所谓绝对的中立立场。此种心理使得人们无法正确研究文化，也无法正视意识形态问题。否弃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后果往往是背离文化背后的特定群体、特殊利益和意愿，进而衍生出“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非意识形态化论调。
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
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制约及引领社会精神生产和价值批判的核心范畴，有着天然的关联，有其同一性。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文明样式具有生生不息、持之以恒、深层次的国家、民族、文明的生存方式的内核，它并不是简单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方法问题，具体的、瞬间的可生可灭的东西，而是植根于它的人民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质的属性上。人们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它，人的各种生存活动都受它支配和约束。马克思早就指出，意识形态构成社会意识的主要维度，天然反映着社会存在，同时也对社会存在产生作用和影响。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发挥反作用需要一定的载体，而文化则是意识形态最显著和主要的载体。作为意识形态共同特性，现实性和历史性缺一不可，离不开特定时代情境。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重要性不可或缺，每个时代都演绎着相应的文化样式。同样，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代之中，是时代在观念上的诉求表达和映射。无论这种表达或映射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是片面的还是全面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它们总有其孕育的土壤和生活基础。另外，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论化、观念化表述，意识形态不仅直接根源于一定的现实生活结构，而且与传统密不可分，是以往形式多样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传续。因此，意识形态的冲突根源上是一定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再现，从文化的视角而言，更为隐含的矛盾源于不同文化观念意识的对抗。社会整合是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社会整合，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生存论上讲，文化于人类的意义来说，不仅在于提供给人类一种物化形态的精神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在价值意蕴和生存导向上为人类的发展和未来进行了解读和引领。因而，文化为意识形态提供了社会教化的载体。而作为映现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意识形态，借助其“观念上层建筑”所凸显的独特思想方式与表达形式来标示、解读、反思、构建整个社会现实生活世界。同时，它还依赖特定群体赋予一种同化的身份认同，以求达到塑造一种共同的价值诉求和奋斗目标。由此，在现实社会文化领域和价值观念领域纷繁复杂中，在某一社会形态中，文化与意识形态往往因为对社会的认同、对事物意义和价值的认可等问题而形成共识。一方面，全球化主导下分工和交往不断促使形式多样的文化之间的对立与融合，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对立与融合中不断得到拓展，影响范围和深度日益加深，在不同地域、国家间输送着一种有别于自身价值认同的意义系统。由此在文化共识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随着媒介和通信技术的日益发达，多元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共存，社会成员在价值的理性选择上获得了诸种可能性和现实性，在各自文化、价值共识基础上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因此，文化共识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意识形态在思想观念层面塑造的前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利益的同化往往成为文化同化的标志，是意识形态渗透的载体。而且在物质生活同化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新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意识形态的文化认同注入新的活力和坚实基础，推动着更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认同同一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强调价值共识、理念共识、观念共识、文化共识等。共识的建构过程就是社会整体意识在碰撞、冲突中走向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普遍的价值凝聚、普遍的思想共识的进程。在后发展境况中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浸透博弈与挑战气息的文化转型。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处在现代和传统之间碰撞和博弈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向现代转型中的诸多殊遇在很大程度影响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由此来看，在当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文化共识之路显得尤为艰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执政党的历史担当决定了文化共识的属性，必然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存在与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对于文化全球化，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层面看，都颇有争议。文化全球化是在文化冲突与融合并存的基础上前行，甚至可以说文化冲突大于文化融合，更别说文化共识。基于文化共识基础上的文化全球化究竟是否存在就成为一个问题，其性质又如何等等，学者们各执己见。无论文化全球化存在与否，文化共识却是走向文化全球化的必经阶段。文化的特定价值和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西方现代文明依靠全球化实现了对人类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控制，渗透于全球各个国家的社会之中，由此引发的本土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冲突。人类发展已经证明，赋予自身文化的价值普适性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惯用伎俩，而非通常意义上“文化共识”，从而形成一种超越内部的文化共识走向外部的所谓的“普适性”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多样存在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人类发展的未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捍卫和延续民族文化的传承，穿透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雾霾，达成文化共识以求解决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可能路径，既是对普适性文化的回应，也是自身文化发展的诉求。这种文化共识在此背景下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既是意识形态局限性的表现，也是其各自对文化认知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
文化与意识形态具有内在必然的联系。从广义上说，意识形态具有文化属性。从内政外交而言，意识形态往往附着在一定的文化形态上，它可以表现为一定的文化产品、思想言论、对外政策等方面。文化应从存在意义和发展旨趣上为人类提供一种导向性牵引。与此同时，作为文化核心要素的意识形态，则以“观念上层建筑”的存在形式来反射、评议和透析整个现实世界，并借助一定群体或阶级的共有身份，以期在价值观念和目标认知等维度实现认同。全球化导致多元文化表象下西方文化的普世和渗透，文化与意识形态因各自民族不同、价值理念不同等问题也存在一种全球化一体化中的多样存在。（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现实中，以矛盾形式出现的这种存在往往被西方普世文化的意识形态本性所遮蔽。文化与意识形态就这样由于众多现实问题被勾连在一起。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取决于文化具备从整体上持续展现意识形态支配功能的属性和能力。在现有话语语境中，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功能日益被放大，过往的以政治方式为存在常态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渐转变为借助以文化为核心载体的综合方式表达。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使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尤为突出，文化日益成为一种软实力，彰显着一个民族、国家的综合实力。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国与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经济利益日益难以区分的当下，意识形态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文化软实力的效能越来越明显。正如葛兰西建构的“文化霸权”：“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10]P38 其中后者即社会主体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化霸权或曰话语权，文化霸权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或曰话语权。文化领导权是软实力的主要体现。软实力的建设离不开群体对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即达成文化共识。软实力建设实际上是坚持一个国家文化感召力、凝聚力的建设，形成文化共识以达到国内和国外对国家整体性的自觉认同。一个软实力不强甚至缺乏软实力的国家，就像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一击就垮。文化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种科学化表述，弱化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政治性，但起到了意识形态某些无法具备的功能。只有达成文化共识的文化力才有竞争力，一个没有文化共识的文化不可能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进而不能形成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功能也无从谈起。
结语
“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11]P326 意识形态总是试图将一定利益群体的利益、思想、要求通过理论的逻辑演绎，有意识地普遍化为整个社会的目标追求，进而上升为国家意志。当前，文化输出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常态，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经济已是大势所趋。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等。西方国家通过实施“文化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文化输出话语霸权在国家实力的支撑下大行其道，通过文化输出、话语霸权和网络技术于无声处推广其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也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趋势。西方资本主义将自我经验无限度地普世化为全体人类的共有经验，有意识地占领精神生产和文化输出的制高点，进而向其他非西方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倾销、灌输其意识和文化产品。
“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12]P276 恩格斯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待思想、理论、观点和思潮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在保持批判理念的同时，要善于甄别包含在错误形式中的有价值的新内容，从而实现本来意义上的扬弃。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竞争的环境中，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各种形式的文化思潮、理论形态以及隐含政治价值的意识形态理念也随之涌入。文化交流、价值碰撞这是一个文明国家必然的选择。两种社会制度的现实存在，意识形态交锋也不可避免。依上所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联系紧密，但又并非可以等同；有所区别，但又并非水火不容。因此，在实践中，既不能把文化完全意识形态化，又不能将文化与意识形态人为地割裂。前者必然会导致文化人文价值的丧失和泯灭；后者必然导致意识形态成为空洞的教条，使其现实运行的载体坍塌。当文化日益与意识形态交织缠绕难分时，意识形态的文化面相不断映显，社会解读的意识形态范式就无法拒斥文化的渗透，甚至还需依托文化哲学来寻求社会存在的新的价值和意蕴。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现实境况里，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旨趣随着全球化反而愈发坚挺，分析和指认文化的意识形态本性就成为文化软实力建构不可或缺的一环。与此同时，文化尤其是主流文化对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建构同样无法摆脱和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运行同样也离不开文化模式的依靠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