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福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 200041）
构筑致公党史话语体系，提高致公党史话语影响力，向社会阐释致公党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致公党自身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当前提出构筑致公党史的话语体系这一议题，乃是因为：
（一）难得的典型案例，鲜明的现实意义
今天的致公党是历史上致公党的延续和发展。中国致公党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地位和担当，是在其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因此重视自身的历史经验，从自身走过的道路中，正确认识自身性质的演变、特点，厘清自身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及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积累的历史教训和经验，进而揭示并见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典型案例，从这一角度看构筑致公党史的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二）丰富的历史实践，匮乏的学术研究
致公党人对自身历史（主要是建国前这一时间段）的认知和诠释的现状还不能与致公党人的历史实践相般配，还缺乏一套能够在学术平台上客观、有效且有影响地阐释其历史实践的话语体系。虽然致公党有着自己丰富独特的历史底蕴和内涵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和作为，却传递不好自己的声音，或是宁可因袭旧说，人云亦云，缺乏深入探索历史真相的学术付出和直面历史的政治自信。
为此，本文试从追溯致公党人对1949 年前这一时间段的致公党历史研究和自我认知表述的演进过程和达到的程度切题，进而建言致公党史话语体系的构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致公党在恢复活动的同时，启动了对自身历史的审视和研究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其实就是致公党史研究范式和自我认知表述的演进、发展的过程。
1979 年6 月15 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分析了我国社会阶级的变化后，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邓小平关于民主党派性质的概括是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性质认识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
1982 年9 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还将同所有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这次会议还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的基础上，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而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为致公党对自身历史的审视和认知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方法上的启迪。正确认知致公党的历史，深入思考它建立的过程，它所走过的道路，它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无疑是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一环，也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需要。有鉴于此，1983 年11 月，中国致公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会议通过的章程总纲中增写了党的历史。为了增写这段历史，致公党中央宣传部还在1982年10 月间完成了《中国致公党历史简介》（以下简称《简介》）。虽说这是中国致公党历史的简介，但它为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营造舆论，启动了致公党史研究和表述的演进过程，意义非凡。迄今，这样的过程已经经历了“跟着说”和“自己说”两个阶段。
所谓“跟着说”，是指以“简介”为代表，基本上跟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观点编写的“革命史”，建构致公党的历史，缺少从历史的视角考察致公党的缘起及其早期的政治纲领，缺少用致公党的历史诠释历史上的致公党，许多重要的史实和细节为一种明显的政治偏见遮蔽。一部致公党的历史，从致公党建党起就不提其创始人和致公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二大”，这是其他民主党派建党史罕见的。
稍后，《简介》经过补充修改被收纳在于刚主编的《中国各民主党派》中，以《中国致公党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为题，于1987 年4 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与《简介》相比，《简史》对1923 年、1925 年、1931 年致公党史上这三次会议在部分细节的描述上较《简介》充实得多，但同样都回避其创始人和致公党“一大”“二大”在其历史上地位和贡献。
毋庸讳言，尽管《简介》和《简史》缺少从历史视角考察致公党历史的不足，但应当充分肯定，《简介》和《简史》都是在致公党恢复活动不久，百端待举的情况下编撰和出版的。它见证了致公党中央对致公党史在自身建设中作用和对舆论传播的重视；
尽管深受史源、研究基础的制约和政治语境的影响，《简介》《简史》处于“跟着说”阶段，但它清晰地展示出致公党史建国前部分的知识体系和基本内容，确立了它致公党史编写先河的地位。
岁月进入20 世纪的90 年代，以《中国致公党简史（初稿）》（1997 年）为标志，致公党人对自己的认知进入“自己说”阶段。所谓“自己说”即是指致公党人以自己的历史实践来记述自己的历史。按照致公党历史演进的轨迹去认知历史上的致公党。1995 年致公党中央第十一次主席办公会议决定并要求，用一至二年时间编写出版党史。为贯彻落实这一决定，致公党中央成立了党史编写小组着手编写。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党史编写小组按时完成了《中国致公党简史（初稿）》（以下简称《初稿》）的编写。之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初稿》基础上进行了两次修订和补充，分别于2003 年和2010 年出版了《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2）》（以下简称《简史》一版）、《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以下简称《简史》二版）。在对《初稿》经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后，致公党对自身历史的论述和认知，已经具备了《简介》、《简史》、《初稿》、《简史》一版、《简史》二版共五部系列，并为致公党史“自己说”奠定了学科基础。
上述五部致公党史中，有关建国前部分史事论述的范围和程度，追本溯源、皆滥觞于陈其尤于1947 年7 月6 日在《华商报》发表的题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表该党组织概况》（以下简称《概况》）和1947 年12 月1 日出版的《公论》创刊号的署名文章《中国致公党的历史及其现在使命》（以下简称《历史》）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为了致公党在20 世纪40 年代中复出取得舆论支持而撰写的，其目的是引导组织内部和社会舆论正确了解和认识致公党。
然则无论是“跟着说”或是“自己说”，这五部致公党史涉及致公党在建国前这一时间段的历史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致公党与洪门致公堂
《简介》和《简史》都不回避堂党的关系，《简介》的表述是“中国致公党的前身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简史》则是说“由海外华侨洪门人士建立起来的组织”。而致公党“八大”章程写的是“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旧金山致公总堂发起，于1925 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简史》和章程都删去了堂是党的前身一说。其实，由堂而党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不可复制的产物，在中国近代政党史上却是一个体现规律性的现象。
1997 年10 月，致公党中央编写的《中国致公党简史（初稿）》，在堂党关系上的一个明显变动是将“前身”说改为“渊源说”：致公党“在历史上，它与美洲洪门致公堂有渊源关系”。2003 年9 月出版的《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2）》和2010 年9 月出版的《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在堂党关系表述上都袭用《初稿》的“渊源说”。在堂党关系上用“渊源说”区别“前身说”，体现为自我认知的一种进步。“前身”是借用佛教用语，在《简介》中用来指致公党“一大”的堂党不分和致公党“二大”党堂并存在组织形态上的会党痕迹。而自致公党“三大”开始，党堂分途，只是在追溯其起源上与堂有一层源出同“门”的历史渊源。所以“前身”说适用于致公党“一大”“二大”时期，而“渊源”说则是指致公党“三大”以后党堂关系的符合实际的一种说法。
（二）孙中山与致公堂
1982 年《简介》对孙中山与致公堂关系的表述是“孙中山先生与美洲华侨洪门团体结下了亲密关系”。1997 年《初稿》是在“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历史准备”这一节中比较详细化论述孙中山与致公堂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构成是基于下列史实：（1）190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入围洪门；
（2）帮助美洲洪门致公总堂修订章程，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纲领列为致公堂的宗旨；
（3）在洪门大佬黄三德陪同下在美国各地宣传革命；
（4）在孙中山倡议下美洲的致公总堂和同盟会两大组织实行联合。结语是：孙中山“在以劳动侨胞为基础的洪门致公堂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既突出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洪门致公堂播下革命的种子，同时点出了洪门致公堂成员的构成——以劳动侨胞为主体。在此基础上，《简史》一版得出如下结论：“孙中山在致公堂的革命活动和影响，为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及其后来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由此确定了此后孙中山为致公党创建作了历史准备的基调。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固然为致公堂改堂为党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历史局限，孙中山对于民初洪门为了维护辛亥革命成果，捍卫民主共和提出组党、参与国内政治的要求，却是无法接受也无力解决。明乎此，也许有助于理解改堂为党何以发生在孙中山与美洲洪门致公堂关系逆转的情况下实现的。
（三）陈炯明与中国致公党
目前，致公党内党员个人的研究，表明致公党的创建是由陈炯明和黄三德两人共同努力实现的。
在致公党中央编写的《初稿》和《简史》一版、二版中又如何表述陈炯明呢？1997年的《初稿》只说了一句“选举陈炯明、唐继尧为党的正副总理”，2003 年的《简史》的表述是“选举早年加入同盟会并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陈炯明、唐继尧为党的正副总理”。2010 年的《简史》二版在一版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由于陈炯明（1878—1933）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并担任军政要职，支持孙中山抗衡北洋军阀，主张民治，提倡新文化，实施新政，在广大海外华侨中有较大影响，大会选举他为党的总理，唐继尧（1883—1927）为副总理”。
恩格斯说过：“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45页。而这种必然性往往“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②《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 年1 月2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06页。客观地说，陈炯明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建致公党。他在1922 年1 月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州三次长谈中曾明确表示过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党”③《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第19页。。由于“六一六兵变”被逐广州和广东革命政府两次东征，陈炯明丧失了政治资源，于是他向海外会党寻求支持，借以东山再起。而这一时间段里发生的国民党“一大”、“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制订和商团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客观上又促成陈炯明与致公堂的结合，加速并完善致公堂改堂建党。1925 年8 月20 日，在陈炯明派出的代表直接参与下，中国致公党成立。10 月10 日举行开幕典礼，宣布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致公党接受陈炯明为自己的领袖，同时也接受了陈炯明联省自治理论为核心的政纲。1926 年2 月，致公党总部以“致公俱乐部”名义从金门迁至香港，在陈炯明直接领导下，发展党务，完成并完善了从会党向旧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型。
（四）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
既然《章程》《简史》中都找不到致公党的创始人，那么致公建党有没有创始人？谁是创始人？目前在致公党内的主流话语是司徒美堂。
说司徒美堂是致公党创始人最早见于1988 年出版的《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收纳的伍觉天的《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一文，文章开篇即曰：“司徒美堂老人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①《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63页。，论断鲜明，但文章没有史实支撑，有空疏之弊。不过，《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一书中同时收纳的黄鼎臣的《心向祖国的司徒美堂先生》一文说：“司徒美堂先生领导的美洲洪门致公堂是中国致公党的前身，因此，司徒美堂先生也是中国致公党著名的元老之一”②同上，第138页。。至少是在1988 年，司徒美堂在致公党史中的定位是“创始人说”与“元老说”二说并列。
1985 年《中国致公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册》、1995 年《中国致公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册》和2005 年《中国致公党八十年》中，对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关系的定位是“中国致公党元老之一”。而在这三个逢“十”的纪念册中都不见涉及致公党的第一、二任总理陈炯明的任何图文。在历任主席简介中直接从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其尤开始。
2015 年《中国致公党九十周年》纪念册的《中国致公党往届领导人简介》中，补上了陈炯明和李济深，但对于陈炯明在致公党内的定位只止于往届领导人之一，司徒美堂的定位居往届领导人之首位。不过自1988 年以来迄今30 余年间，尚缺乏令人信服的图文资料公布来证实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
（五）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
《初稿》、《简史》一版、《简史》二版对两党关系的论述是从1947 年的致公党“三大”和1948 年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作为始点。查找致公党“三大”以前的文献资料（除了1935 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外），迄今尚未发现有两党关系的记载。1925 年致公党“一大”政纲表述，“认联省制为统治中国之最良制度”③《大汉公报》1925 年9 月2 日。。1931 年致公党“二大”的组党大纲明确规定“以中国社会主义为全党中心之信仰”。“齐集在三建主义”之下“拥护共和”“发扬民治”（党证要则）以及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等等，都是正面表达致公党的政治主张，没有只字涉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但从陈炯明的政涯和论著中可以看到20 世纪20 年代初，陈炯明支持过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发展，礼聘陈独秀主持广东的教育工作（这也是陈独秀没能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之一）。1922 年5 月，陈独秀还曾到惠州亲自劝说已经被孙中山免去本兼各职的陈炯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视野中，陈炯明曾经是共产国际看好的“革命将军”，是共产国际选择在华的合作者人选，对与陈炯明的合作充满期望和信心。然而，“六一六兵变”改变了这一切。值得注意的是兵变前夕，当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与孙中山的北伐统一矛盾激化、明朗的情况下，即1922年6 月15 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对陈炯明的“联治”理念并没有使用过激的语言进行谴责或是作出某种结论。“兵变”之初共产国际也并没有发表是孙非陈的言论。
“兵变”之后，即1922 年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于陈炯明的谴责，仅止于“暴露反动行为的陈炯明，铲除孙文派在广东的民主势力”“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①《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第11-13页。只是到了8 月29—30 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根据共产国际和马林的建议，决定放弃原先与陈炯明的合作，采取国共合作的策略，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和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及此后的创建黄埔军校，支持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击溃陈炯明在东江一带的势力。对于两次东征，有评论说：“此次东江粤孙两军之战，换言之，即粤军与中俄两国共产党之战也。”②香港《华字日报》1925 年3 月10 日。遭受两次东征打击后，陈炯明的言论明显地改变了原先对中共的态度。
1927 年冬，陈炯明发表《中国统一刍议》（以下简称为《刍议》）。在《刍议》中陈炯明宣称以他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已应时而出，是在国共两党对峙的历史条件下走出的“第三条道路”，从而能够“使时局有急转之机，而国事有解决之望”③陈炯明：《中国统一刍议》，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第1069页。。历史证明，陈炯明的《刍议》设想，无望解决国事，也无法使时局有急转之机，但他为捍卫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福祉的一种追求和历史担当，值得后人敬仰。
1931 年10 月10 日和12 月1 日，陈炯明先后发表了《致蔡元培张继书》和《敬告国人书》，发出“取消党治”“停止内争”“共御外侮”“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④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第1160，1154页。的倡议。同时针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就“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乃是日本进攻苏联的“一个主要步骤”⑤《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决议（1931 年9 月22 日）》，《中央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481页。，以及提出“反对进攻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⑥同上，第484页。的错误口号，把中国共产党与日寇之侵略、国民党之党治、军阀之专横并列为国之四大祸害：“外力之压迫也，武人之专横也，赤寇之煽祸也，党人之捣乱也。此四者诚中国目前之大患”。⑦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第1146页。这里有必要指出：当年被陈炯明视为祸害的“中国共产党”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是比之前的李立三“左”倾错误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加完备的新的“左”倾错误。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不能有效地领导当时正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不能有效地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毫无疑问，“祸害”一说有它认识上的错误，即陈炯明显然是把中国共产党与其某一时期领导人的错误言行混淆起来了。
一切对立都是通过中间环节而实现互相转化。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关系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发生了变化——从对立到合作。《初稿》真实地反映了这一重要转变的过程，这是《初稿》的亮点。《初稿》第一次披露致公党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致公党人在1933 年的“福建事变”中树旗倒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和行动以及海外致公党（堂）组织对这一事变的支持。
有鉴于此，1935 年中国共产党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表达了“愿意立刻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中就包括致公堂（党），而致公党也以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作了回答。如：菲律宾、马来亚等南洋地区致公党（堂）与所在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陈嘉庚的“南桥机工”以及呼吁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司徒美堂的“齐电”等等。抗战胜利前夕，中国致公党驻美金门地方总部负责人司徒俊葱联合宪政党为参加联合国会议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其随员举行招待会，为董必武直接向海外侨胞宣传并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行动搭建平台。会后又再次安排董必武在金星广播公司的电台发表演说等等，及至抗战胜利后中国致公党又在中共帮助下恢复总部，召开致公党“三大”，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六九宣言”，在各民主党派中第一个以党派名义、书面形式宣布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标志着致公党成功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型。
历史告诉后人，致公党人是在经受血与火的斗争洗礼后，从“第三条道路”中清醒过来。最终历史地选择与中共合作，又从合作到自愿接受中共领导。这一过程，不仅印证了中国政党发展的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一条历史的必由之路，更是以厚重的历史感完整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必然性，同时也为致公党自身的实践获得新的生命力和迎来光明前景。
综上所述，这五部致公党史在表述了致公党自我认知从“跟着说”到“自己说”演进的同时，也构筑了建国前这一时间段里致公党史的重要史实、知识概念和语词体系。这是其他学科无论如何也取代不了的！
上述致公党史五个方面中，“前身说”与“渊源说”各自有合理的内涵可以成立。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致公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是致公党人的共识。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和对旧史料的新解，“司徒创党”说渐趋明朗和有待认可。毕竟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从致公党“三大”开始，（致）公（中）共关系的论述，本来就没有分歧，唯独留下黄三德与陈炯明在致公建党的地位和作用，陈炯明的“联省自治”理论以及陈炯明与中共间发生过的恩恩怨怨。
中华民国建立后，黄三德因为与在洪门注册立案一事与孙中山闹翻而淡出历史。陈炯明则是在破解国家统一和建国模式两大历史命题上与孙中山政见分歧并导致“六一六兵变”。由是，此后的陈炯明在他创建的致公党内无一地以立锥，严重阻断了致公党人对自身历史的回眸，并成为认知致公党“三大”前历史的主要障碍。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既涉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的原理，也有以往对于陈炯明的研究受制于时代与政治氛围和党史资源的局限等。如一些论著中，认为在民初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只要“统一”，就是对的，却很少涉及探究如何实现统一，或是武力统一的成功概率，很少冷静地去了解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主张的内涵，以及武力统一需要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保证得到成功。
“联省自治”的理念，原来就是孙中山考虑辛亥革命当时各省宣布独立的政治现实，设想用美国的联邦制作为中华民国建国模式，即1912 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所说的“各省联合，互谋自治”①《中华民国大总统宣言》，黄彦主编：《孙文文选》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47页。的概括。不过，当年这一设想还只是停留在观念性的构想，还来不及细化，不具有运作的条件和基础。而且随着中国形势的变化，孙中山最终放弃了这一设想。在20 世纪20 年代，联治理论和道路不失为是可供选择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因为当时还没有找到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我们的先辈们都在迂回中寻找。
“联省自治”理念在当时发展成为波及云、黔、粤、桂、湘、浙、闽、赣以及奉天等十余省的“联省自治运动”。在联治运动中毛泽东和陈炯明都是引领运动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在湖南奔走呼号为联省自治制造舆论，作为广东实力派的陈炯明希望以“联治”道路谋求中国的统一。当时孙中山和陈炯明在统一道路上的选择是一致的。1921 年5 月5 日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时，在《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宣言》中也曾表示“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②同上，第33页。。由于“联治统一”与“北伐统一”的分歧无法调和，最终酿成“六一六兵变”。
历史认识的客体属于过去的客观存在，是不会变化的，不是因为谁反对而不存在。而主体的认识能力和依凭的条件却处于不断提高和变化之中。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对于研究者而言，首要的是追求历史的真相，就是要重建一种历史存在的情景，为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历史真相提供坚实的基础。当然，历史的真实不可能绝对还原，但绝对是与先入为主或从某种需要出发去重构肯定有所不同。
过去，由于致公党自身的原始档案缺漏散失，历史资料非常缺乏，客观上也不具备一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切磋的学术争鸣的氛围。只能引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结论，以致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叙述简单化了，把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脸谱化了，难以实事求是评述其历史地位。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经过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人们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旧史观去图解历史，以改革开放的新视野去认知致公党的历史，为致公党的研究和自我认知带来新的转机。同时也对致公党史的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即一方面要及时汲纳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涵养致公党史研究和自我认知的学术资源。但若仅仅是概括他人的研究成果而没有自己对新史料的发掘、新理论的探索或是对旧史料的新解，就难以有自己的创见和独立存在的价值。所以另一方面就要求致公党人努力自主去开发与致公党历史直接相关的新史源，为致公党的研究和自我认知的拓展和深化，提供扎实的史料基础。事实也是，这些年来致公党取得的新史源，既有外在的方方面面，更有来自致公党（堂）内自身的努力，从而推动了致公党史的研究和表述从“自己说”迈向“自主说”新阶段，并构成“自主说”的史实支柱和资源供给。
（一）1995 年7 月台北李敖出版社出版陈定炎编著的《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下册）
这是《年谱》作者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在各国系统搜集的100 多万字材料基础上编著的巨著。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哲嗣，他的著作难免有为亲者讳之嫌，但可贵的是作者对陈炯明的论述和研判的史料来源于当年的香港《华字日报》《士蔑西报》和上海的《字林西报》等报刊以及美英驻华使馆的外交档案报告。由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长期处于国际外交和新闻界的密切关注之下，而且很多重大事件都有他们参与其中，所以他们的观察和记录是中国大陆难以见到的第一手资料，足资参考。此外，广东省档案馆研究员林忠佳等组成的汕尾市人物研究办公室费时多年收集编纂了6 册300 多万字的《陈炯明与粤军史料》（1994 年内部印行），在此两大成果基础上，中山大学段云章教授和中山图书馆倪俊明研究馆员又查阅报刊收集佚文增补几百件资料编成《陈炯明集》（1998 年）和《陈炯明集》（增订本）（2007 年）。这些论著的出版无疑是扩大了致公党早期历史研究的史源。
（二）苏联解体前后，不少有关陈炯明与共产国际的档案被译成中文，扩大了史学研究的史源，为研究陈炯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提供可能和依据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为摆脱外交孤立困境，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寻求周边安全，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革命同盟，指导和发动世界革命。其中就包括在华寻找合作伙伴，先后找过吴佩孚、陈炯明，最终选择了孙中山。
1920 年4 月29 日，列宁信使波达波夫携列宁亲笔函访问漳州，信中表示关切中国革命，对陈炯明表示敬佩和鼓励。波达波夫离开漳州时带回陈炯明《致列宁函》（1920 年5 月8 日），同时还有陈炯明《致旅俄中国工人弟兄书》（1920 年5 月8 日）。在《致列宁函》中，陈炯明盛赞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上的新时代”，深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我想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这一制度，我的使命不仅是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亚”①《致列宁函》，刘德喜 译，《中苏关系史料集·国外中国近代研究》第11 辑，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 年，转引自《陈炯明集》（增订本），第442-443页。。在《致旅俄中国工人弟兄书》中，陈炯明深切盼望，“待你们回国，把俄国革命种子撒在自己的同胞中间，发动他们起来共同奋斗，必定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②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公报，1921 年3 月15 日（第1—2 期合刊），转引自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第134页。。上述两函发表于1921 年3 月15 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公报》。《公报》编者有按语称：“深受人民爱戴之陈炯明系一受过良好军事教育之中国最杰出的军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在此前后，共产国际的刊物和派往中国的代表，多有褒扬并倚重陈炯明的言论。
共产国际甚至设想过“让陈炯明打败南方政府，成立一个新的广州政府。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应该参加这个政府，同国民党合作，而这个政府的为首者是二陈，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另一个就是陈炯明”③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140页。。足见当年共产国际非常看重陈炯明。1920 年七八月间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帮助中国革命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推动中国民族独立运动。1922 年1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州和陈炯明三次“长谈”中观察到：“南方政府中的成员，他们全都对苏俄抱支持态度……非常赞成在中国实行党的独裁……只有陈炯明一点也不希望实行党的独裁。他同样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当他过去在福建省作为革命军队的将领时曾经完全站在俄国革命方面，但俄国革命本身的发展却使他渐渐向右转。他为这样的立场辩解说：在有三千万居民的广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是可能的，能够排除私人资本主义。并且，在政治上，一个具有相当广泛的地方自治权的民主政府能够建立起来。他认为，中央集权对全国来说是不可能的。而且，国民党的党纲并不完善，他看出有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党的需要”。在这段话里，“俄国革命本身的发展却使他渐渐向右转”，这是一句颇堪玩味的话。陈炯明显然是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里苏俄的革命与建设中悟察到了什么，“使他渐渐向右转”，感悟到自己“有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党的需要”。对于苏俄他仅仅是在“技术”层面上“要求派一个代表到苏俄去，并宣称并不反对在广州设立共产国际的办事处。他希望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改组军队”。①《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第19页。然而好景不长，自从马林与陈炯明谈话后，陈炯明与共产国际关系开始有了细微的变化，随即发生的1922 年6 月16 日“陈部兵变”及“兵变”后，陈炯明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了逆转。
（三）致公党自身史料的开发和突破思想禁锢的研究论著的问世，构成致公党研究和自我认知“自主说”的基础和标志
史料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没有史料建设，党史研究便无从展开。过去由于史料的阙失和积重难返的政治偏见，在致公党的历史上留下太多的空白点，以及不明白和严重失实的地方，因而难以客观、全面、充分去认知致公党。反之，要清除偏见，客观、全面认知致公党，必须充分占有和积累史料，尤其是必须尽可能地占有和积累与致公党直接有关的史料，然后依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梳理和诠释，说清过去没有说清的问题，纠正有疑问的论断，并注意过去被忽略了的某个历史侧面。如此，才有自己独立存在的学术价值和经受得起时间检验的认知。这其实是以史料开发与史实重建为中心的研究途径，将致公党史研究纳入历史学科的轨道，通过档案文献等资料的编选来打通致公党史研究中的瓶颈。从这一意义上说，史料的编选和辑存是对致公党史进行学术性研究的突破。
史料的开发和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所幸近些年来，在全党努力下，新史料的挖掘和对已有史料的整理，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已经出版的《中国致公党文件汇辑》（1953 年5 月）和《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1995 年）的基础上，2015 年出版了致公党中央党务研究会王宋大主编的《中国致公党历史文献和文史资料汇编（1925—1949）》。2015 年2 月在致公党惠州市委会努力下，惠州市政府斥资修建的“陈炯明史料馆”正式对外开放。2016 年12 月致公党广东省委会根据致公党中央档案室收藏的文献资料编纂《从旧金山到羊城——中国致公党（1925—1953）历史图片资料选编》，在广州建立了“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旧址陈列馆”，2017年6 月正式开馆，直观形象地恢复了迁京前的致公党的历史原貌。2017 年，致公党云南省委会编印了《中国致公党首任副总理——唐继尧》论集。致公党厦门市委原专职副主委王起鹍编著的《海外洪门与中国致公党》（2017 年6 月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以及堪称与《海外洪门与中国致公党》姐妹篇的《孙中山与海外洪门》（2020 年9 月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两本著作面世。这些有关早期致公党历史的图文资料的汇集编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由于资料缺失以致有关早期致公党史语焉不详的不足。2018 年，致公党上海市委会又将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整理，编印了《致公往事·史料集》（2018 年10 月）、《中国致公党历届章程汇编》（2018 年12 月）和《中国致公党历史文献资料（1949—1966）》（2019 年5 月）、《致公党建党论纲与资料辑录》（2020 年8 月）、《致公党建党资料补录》（2020 年8 月），《陈炯明与致公党建党研究丛录》（上、下册）（2021 年12 月），用于内部交流。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四年来致公党内对于史料的开发和整理，具有央地联动、发展迅速以及地方省市间你无我有、错位发展，既有侧重，也相互补充的特点。
致公党史研究中不断开发新史料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历史研究也可以新的视角破除成见旧说，把人人都知道的旧史料置于新的更广宽的视野中去精当辨析和释读，从中构建出前所未知的“新”事实。从过去被忽视的旧史料中取得相应的新的涵义成为释疑解惑的基本依据。旧史料的深度开发和拓展对于致公党的研究和自我认知的意义并不亚于新史料的挖掘，同样有助于澄清一些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词，有助于纠正对致公党认知的偏见和误解。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是对致公党史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可读性表现形式的新探索。它以流畅地陈述致公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外溢效果，弥补了学术研究成果背后一套复杂的思维和论证对致公党史传播的速度、范围的制约。既满足内化为广大党员自身涵养的需求，更有利于传播社会，从而实现致公党史研究解惑、释疑、求知并晓之以众的目标任务。上述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已有史料的重新释读和致公党史表现形式的新探索，构成这些年来致公党史研究的“三新”特点。
在大家努力下又得益于（致公党）自身史料的建设，催生了致公党内一些显示政治自信和基于与自身直接相关的史料的发掘，梳理和解读的学术原则性成果得以陆续问世，显示了致公党史的自我认知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继陈昌福著《中国致公党史论稿》（2007 年）和王宋大、邱国义编著的《中国致公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战略方针评析》（2015 年）之后，陈昌福2017 年著《致公往事（1925—1949）》和2020 年8 月《致公往事》（增订本）的付梓，构建了致公党的研究状态从笼罩全面的革命史范式的通史走向以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为中心的专题研究框架，并由此奠定了致公党史的表述，从“自己说”向“自主说”的递进的学术基础。
这些年来致公党对自身历史自主研究的逐步深入，不断斩获新的成果，为致公党自我认知注入了新的内涵。
（一）标识性概念的提炼
从致公党名的由来及其演变中提炼出一系列具有鲜明特征的标识性概念。党名“致公”，原本是致公堂堂训“致和欲事，公义同谋”的并头两字。1988 年底，经黄鼎臣主席诠释为“致力为公”，又经董寅初主席在“九大”报告中引用，顷刻风靡全党，成为致公党的一面精神旗帜和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
致力为公作为标识性的概念，既是政治目的，也是政治实践。它把致公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路线纲领、价值观念渗透到党内生活和自身建设的方方面面，致力为公作为立党宗旨和精神追求，不仅把致公党内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固化起来，而且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从致公堂的“公义同谋”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为公”和李瑞环为中国致公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的题词“公心谋国是、致力大团结”，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是致公党能穿越时空生生不息的根脉。“致力为公”的一个“为”字蕴含着尽力而为的强大的实践力量，表达了为实现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的“公天下”的胸怀和追求，并为之提供理念上的引导和支持，凝心聚力，引领全党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而且由此内化为推动自身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
致力为公作为标识性的概念，其内涵又经演绎和深化，衍生出“致力为公”“参政兴国”“党小声音不能小，人少作为不能少”“团结侨海”“侨海报国”“致力为公精神”等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凝聚了全党的核心价值观，展现了致公党的立党宗旨。一部致公党史可以说是致力为公的展示或外延，“致力为公”可以说是致公党历史的核心和内涵，也是致公党话语体系的核心和内涵。
（二）知识概念和语词体系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科学发展的持续积累和进步，为致公党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能，提升了致公党构筑话语体系的能力。但是，用致公党的历史诠释历史上的致公党，就不能简单套用历史学科的知识和语词，必须建立与致公党历史相应的合乎学术基础上的逻辑演绎和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上属于致公党自己的，易于为社会接受和理解的新的知识概念和新的语词表述，实现自身的知识进步，并贡献给历史学科。这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因为它是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与致公党直接相关的新史料的发掘与理论探索融合的结晶，组合这些新知识概念和语词，不仅勾勒出致公党历史脉络具有鲜明的致公特色，而且由这些知识概念和语词构筑起来的致公党历史，较之一般政党历史的论著多了一层致公党历史的厚重和情愫。
（三）呼之欲出的致公党史话语体系的构筑
致公党史标识性概念的提炼，知识概念和语词体系的形成，一些由致公党员撰写党历史的论著的出版，构成致公党史自主说的学术基础。当下，致公党史的研究和自我认知的表述正处于从“自己说”向“自主说”递进的态势。而自主说的换一种说法便是致公党史的话语体系。自主说的出现，表明致公党史话语体系的建立已是呼之欲出了。
所谓致公党史的话语体系，就是致公党通过对于自身历史的研究，构筑属于自己的话语内涵。包括：一是对致公党历史上的人和事的诠释。二是充分发挥致公党史话语的影响力、引导力，对外是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社会贡献传播于社会，树立致公党的公众形象；
对内是维护好共同记忆传承党的优良传统，使之内化为党派成员自身的涵养，更好地为当前正在开展的“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的主题教育服务。
那么致公党史的话语体系如何构筑？
致公党史是致公党人的集体记忆，作为政党史，它既是政治学科的基础，亦归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但无论是政治学科还是历史学科，都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具体地说：
第一，致公党史话语体系的构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要把致公党的历史放到中国历史大背景下作为中国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国革命史的视野去认识致公党历史的发展与变化。
第二，致公党史话语体系的构筑，不是同致公党与生俱来或自封的，它必须是建立在对自身的研究基础上，既要系统阅读、融会贯通历史学界已经层叠又新的研究成果，作为攀登的基础，同时又有与致公党直接相关的史料的占有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作出符合致公党历史实际的判断，能言人之所未言，道人之所未道。尔后才能确立起致公党自己的具有致公特色和气派的话语体系，通过话语体系把研究成果传播于社会，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和说服力的效能。
第三，致公党史话语体系的构筑既要注意政治倾向和担当政治责任，又要发扬学术民主，营造一种扎根史料、平实公允、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的氛围和环境。既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也不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而封闭学理平台。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事实是在矛盾的清理中被陈述出来的。
第四，致公党史话语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史料建设。就史料的建设而言，史料的发掘、收集是必要的，而对史料的核实、考证、辨伪，还原致公党历史上一个真实的客观存在并告诉后人，更是必要。只有敢于探索，努力掌握第一手史料，作为认知致公党历史的基础，才能敢于纠正对致公党史上人和事的偏见、讹传和失实部分，澄清事实真相，才能敢于否定过时的陈旧的结论，根据时代精神和自身建设的要求构筑致公党史的新的框架结构和新的历史知识体系。
话语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坚持不懈的建设过程，有赖于几代致公党人持续不断的创新的学术建设，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不断积累和完善才能完成。从长远计，必须要着力培养和造就党内的研究人才队伍。与致公党党外专家相比，他们对自己政治生命归属的党充溢着一种深情和担当。在某种意义上，它比做学问更有意思。而就目前的主客观条件来看，致公党史话语体系的构筑还只是刚刚启动，离开实现构筑一个成熟的话语体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致公党人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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