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延 强,张 子 扬
(西南大学 1.中希文明互鉴中心;2.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内涵深刻、逻辑严密、意义深远的不断丰富发展的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1]。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意义深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观点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创新,为当前人类文明走向提供了新的思考向度,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交往理念,将哲学领域关注的“人类性问题”与“普遍性思想”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具体现实之中,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目标来正面回应西方文明的现代性问题。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阐释,不仅能从思想层面上实现高度认同,也能从实践层面积极践行,共同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全球发展大势与国内发展布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顶层设计、系统部署,将文化建设提升到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统筹考量,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2023年10月7日至8日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日报》10月9日头版详细报道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的重要指示[1],迅速引发了学界热烈回应。截至2023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系列文章,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收录于知网的文献已达120余篇。现有成果有三个特点:一是文献数量众多,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研究格局;二是问题意识明显,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意义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深化结合凸显了问题研究导向;三是研究视角多元,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向以跨学科视野强化了理论阐释的多元性。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从理论渊源、生成逻辑、内容体系、价值意蕴、实践路径等层面展开广泛论述,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要内容加以分析,现有成果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从整体性视角分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脉络、内容体系与价值意义。刘建军等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2]刘成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等“凝练升华而成的科学的、实践的、开放的思想文化体系”[3]。张明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造性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4]。齐卫平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捍卫文化主体性的鲜明体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和文化主体性的统一”[5]。曾祥敏等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思想’统领新闻宣传、舆论引导和文化创新发展,氤氲意识形态的向心力、价值观的引领力和文化内驱的凝聚力”,“开创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局面”[6]。朱宗友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既阐释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点与根本要求,在方法论层面总结了文化建设的具体原则,又明确新时代推动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方案”[7]。段妍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两个结合”、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重要的原创性贡献[8]。
第二,从具象化视角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陈金龙等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有机统一、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的有机统一”[9]。黄力之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重新阐释,使马克思恩格斯论断中所提及的一般的文化全球化、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自主性达到一种新的平衡[10]。张彦等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形态论、文化本质论、文化主体论、文化领导论与文化交往论实现了发展与超越,“成为一种立足于自身定向的‘中国文化’”[11]。付文军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使命论、文化主体论、文化自信论、文化创新论上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与实践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深刻总结”[12]。侯勇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由文化价值观、文化使命观、文化任务观、文化认识观、文化功能观、文化发展观、文化实践观、文化世界观等有机组成”[13]。孙成武等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和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基本方针和战略举措等,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14]。潘莉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认识之‘体’、转化方法之‘用’以及与新时代的实践‘贯通’上进行了科学、丰富、深刻的揭示,阐明了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15]。康秀云等从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视角研究认为,“团结与凝聚人民不仅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践课题,而且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观照与目标指向”[16]。
第三,从多元视角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内容的价值意蕴与实践导向。李丹等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其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文明传承的深刻论述”[17]。秦宣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赋予统一战线以团结培根铸魂、凝心聚力的时代任务,推动统一战线全面嵌入文化强国的整体架构”[18]。牛喜平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和系统辩证的科学方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解决方案”[19]。魏崇辉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中的‘标识性概念’。”[20]王丹竹等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阐释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内涵与核心内容,并明确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政治方向、揭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规律、回应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之问”[21]。韩云波提出,要从中华性、精品性、传承性、引领性四个方面入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国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22]。金栋昌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立心、明责、定向的方式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铸魂赋能,以系统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引领塑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现代品质”[23]。
当前,学界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阐释解读主要集中于理论溯源、内涵要义、实践路径等主题,聚焦“第二个结合”、新的文化使命、“七个着力”等内容为逻辑脉络展开论述,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确立“四个自信”,从重视推进“两个结合”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观点论断深化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研究。但针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性阐释还有所欠缺,目前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逻辑理路和时代价值还需采取多学科跨文化的综合视角,以有利于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鉴于此,本文将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意蕴,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为引领,将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等重要讲话作为文本,提炼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标识性概念,运用哲学研究的视角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文明形态的理论回应与实践遵循,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魂脉”与“根脉”、“民族”与“世界”、“明体”与“达用”交相辉映、相互联结的辩证特征,在深刻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厚哲学意蕴的同时,为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强大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
“守正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24]文化主体性是文明“活的灵魂”,是展现人类文明物质成果的精神力量,是一个民族凝心聚力的精神标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文化主体性的建设与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升华与彰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宝贵经验和时代成就。当今时代,人类现代化的全球性普及,呼唤不同国家发展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出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5]传统西方文明理论都是围绕人性的抽象概念为理论基点,人类文明进步开化的进程被抽象理解为个人利己主义的显现,将人类视作文明进程的创造主体,但同时又将具有公民身份的奴隶主、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剥削压迫的资产阶级等具体物象视作不同的实体身份,以人性、上帝、理性作为文明动力来寻找对文明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终极实体,最终导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26],人类文明史才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的状况。实际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是人类在文化意义上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发展历程的自我确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深刻揭示了人与文化之间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积极主动、自信昂扬的精神面貌,鲜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历史主体之谜”。
(一)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立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强烈使命意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始终关注文化主体性的概念流变,马克思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论范式的贵族化倾向,舍弃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哲学立场,牢牢抓住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性的特质,提出要建立紧紧依靠人民的无产阶级政党,将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作为自身存在的现实基础。这一论述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与先进性。“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7]11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被赋予了伟大的世界意义,“实践”就变成了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实践,“理论”就成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体论承诺”,这一承诺成为无产阶级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28]739。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充满了斗争性的批判色彩,这一重要论述在后来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那里都得到了传承和发扬。毛泽东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文化的能动作用,他说:“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29]邓小平也极为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30]可见,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文化建设、文化发展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体性,根本上是要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理论高度,提出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31]66“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31]66历史和实践证明,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32]这一科学论断夯实了我国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明确了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目标与方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高举马克思主义方向旗帜,旗帜鲜明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33]154“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34]这些新思路新论断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的坚守捍卫,彰显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伟力。
(二)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文化的主体性,促使中华民族有了文化意义上全新的坚定的自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4]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是中华民族这一主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自觉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等五大突出特性,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具体呈现。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而经久不衰,相较于向外扩张、征服自然的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始终强调内正其身、外正其容的生命意识、风骨气韵与家国情怀。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而言,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及其传统的自觉意识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理性化和成熟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2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35]“两个结合”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互契合、融通创新的内在联系,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两个结合”的思想主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之间架设起了一座沟通交流的桥梁,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文化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天下观,为政以德、任人唯贤的社会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道德观等,都深刻解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性。新时代以来,从“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再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话语转变,切实加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主动,夯实了中华民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决心,表明中国共产党将文化创新的自觉性提升到了新的时代高度,深刻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理论论域绝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文明,而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形态层面的创新与升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宏观的观察视角,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轴线上正确把握历史、现实与未来,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融为一体,全新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彼此成就、相互契合的内生关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了科学的精神坐标。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6],“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8]873。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从哲学高度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内嵌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根据时代变革与现实实践来提炼、总结、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内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在认识论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本国发展实际与全球发展趋势出发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24],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的基本原理,坚持“古为今用”的批判性继承原则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容,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提出“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文明互鉴”代替“冲突对抗”,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在历史观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明确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发展方向,强调“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37],坚持在“第二个结合”中守好“魂脉”和“根脉”的同时加强铸魂育人工作,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已经从一般意义层面的改造世界范式转向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普遍关切,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一)认识论底蕴:促进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通,阐释“求同存异”的天下情怀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在正面回应西方文明质疑的基础上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根本上与西方文明存在着根本差异,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依靠调控内部的和谐关系与维护周边外交关系,是在和平崛起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形态;而西方文明是依靠内部阶级冲突和外部殖民掠夺,利用阶级对立、战争压迫等军事手段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形态。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国家关系的发展规律,认为作为后起之秀的“崛起国”势必会引发“守成国”的战略恐慌,并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森林法则”指引下,守成国的“排他性竞争与焦虑”会被无限放大,最终两国必将兵戎相见,通过战争方式打压对方,以巩固或夺取世界霸主地位[38]。这一断言误导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助长了“中国威胁论”的言论扩张。实际上,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权力结构冲突与观念互动建构的比较分析上割裂了文化个性与文化共性的统一关系,正如斯宾格勒所说:“如果把文明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有机逻辑的结果、完成和终局……每一文化,皆有其自身的文明。”[39]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动因,就是为了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把握,把自然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之服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就是人的活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历史和现实证明,“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并不是靠它们本性上的统一性而是靠它们基本任务的一致性而结合在一起的”[40],人类这一基本任务就是追求一个最适合于和最无愧于人类本性条件的理想世界,这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亚细亚现象’。这种个案性使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既是能够的也是必要的。这就从学理层面上为东方国家按照自身的历史特质,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开辟了可能性,由此决定了‘中国道路’的选择和方向”[41]。可见,马克思主义以世界发展大势和人类发展方向为宏观视角,将实现人类自由与解放作为价值依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打开了宏阔的文化视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42]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下,形成了以世界视角审视文明、以开放胸怀包容文明、以大国担当对待文明的处事风格,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内容。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和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时刻以人类普遍交往和整体形态作为实践依据,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历史坐标中进行参照考量,从人类发展大潮流、时代变革大方向、中国发展大格局的视角正确认识和处理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关系。
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已经充分证明,只有厚植本国的历史文化沃土,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枝繁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蕴含的“和合”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思想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31]31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引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42],深刻表达了中华民族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引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3],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道德约束和大国气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引用“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石”[44],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坦诚友好和自信担当。可见,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底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视野中的“天下”观念不仅指代的是生活居住的自然疆土,其核心意指中华民族对构建美好和谐社会的一种理想。中华民族崇尚的和谐社会实质上是一种超越国家层面看待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视野,是一种充满仁爱礼治的美好社会秩序。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的人文理念贯穿于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所追寻的“天下观”是一种“协和万邦”的美好生活秩序,与西方现代文明所体现的霸权色彩和殖民特质存在着根本差异。中华文明的“天下观”旨在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广泛吸收国内外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开放包容的胸怀促进世界文化共融发展,实现“协和万邦”的理想愿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协和万邦”为核心理念,奉行“和而不同”的文化开放原则,采用“求同存异”的文化交流策略,承认“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文化多样性,展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包容胸怀,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谋划“一带一路”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建设,积极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发展,开创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局面。
(二)历史观底蕴:坚守“魂脉”和“根脉”有机结合,内蕴“培根铸魂”的价值内核
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历史传承与时代变革的有机融合,在传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持续推进铸魂育人工作,在把握“魂脉”与“根脉”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汲取人类思想精华、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产物,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与开放性。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产生于不同时代,但就二者逻辑关系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化表达。其一,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层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明了价值导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回应。马克思主义旨在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7]501,扬弃了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从人的生存方式出发,认为现实生活的个体必须结合为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建设方向,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蓝图,对新时代的国家形态建构提出了更具象化的内容要求。其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层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原则,“自由、平等、公平、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映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45]这一论断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发展,更是基于人的内在本性与精神追求,充分彰显了人民立场的道德规范。其三,马克思主义在个人层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了榜样标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坚守。马克思认为,真正的道德是个体自律与个体自由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将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人类精神的自律与受制于他人的外在他律进行严格区分,把人的自律与自由有机联系起来,认为真正的道德不是外在条件的束缚规范,而是人的内在的自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道德规范鲜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对新时代的国家公民提出了更清晰的道德内容要求。
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观念体系,本身就存在着演进更替的历史过程,体现为价值观念的更迭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其中往往蕴含着不同思想观念的辩论争鸣和新旧交替。文化演进的历史结果既是对现有文化理念的重新审思,也有对外来文化的借鉴,进而实现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时代创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层次,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时代体现。从国家层面的价值立场来看,中华传统文明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想概念在中国古代的最终指向都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相较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集中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富强强调的是国家发展强大与人民生活美好的有机结合,民主保障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合法权益,文明体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多领域多维度全面发展,和谐涵盖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状态,也包含不同国家区域之间乃至中国与世界的共融共生关系。从社会层面的价值导向来看,传统文化提倡的思想在封建社会难以拥有实践开展的沃土,封建礼教思想和封建专制统治的双重压迫致使这一社会思想只能沦为天方夜谭。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作为物质基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发展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因此与传统价值思想存在根本区别。从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来看,处于封建政权统治下的中国,爱国、敬业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朴素狭隘的忠君思想,诚信、友善更多体现在个人生活发展中的道德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的爱国,是涵盖了爱祖国疆土、爱祖国历史文化、爱骨肉同胞的大爱,在加强巩固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将家国情怀有效转化为社会实践,主动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的敬业更多指向发挥个人的优势才能,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全社会营造诚实守信的发展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的诚信、友善,旨在将个人教化层面上升到社会和国家,在个人养成优良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凝心聚力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与发展氛围,促进国家风清气正发展局面的形成。
西方文明形态的演变史,就是一部崇尚“一元至上”绝对理性、体现“二元对立”线性思维的霸权话语发展史。反观西方文明的演变规律,“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和“文明一元论”的历史出场,都始终内嵌着西方文明至上的绝对理念。面对西方长期占据话语权主导的现实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二元结构下重塑自身定位,如何实现其自主性与世界性的交互融合,如何在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同时提升话语生产力,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马克思明确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7]540-541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顺应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时代潮流,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该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一倡议明确回答了人类文明互鉴的五个核心问题:其一,回答了人类文明互鉴的基本前提,即“世界文明多样性”;其二,回答了人类文明互鉴的基本原则,即“平等、互鉴、对话和包容”;其三,回答了人类文明互鉴的基本诉求,即“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其四,回答了人类文明互鉴的基本方法,即“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其五,回答了人类文明互鉴的基本目标,即“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46]。该倡议的提出,全面阐释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要义,深刻把握了人类文明传承创新的时代逻辑,积极回应了人类文明交流合作的现实需要,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擘画了崭新蓝图。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大历史观的世界视野聚焦人类文明的共通性特点,阐明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内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交往的理论观点,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共融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一)以文明互鉴论解构文明冲突论:交流互鉴跨越冲突隔阂的理论回击
“文明冲突论”是亨廷顿基于西方文明衰颓和新兴国家崛起的历史变局,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预测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西方现代文明理论。亨廷顿为了充分展示文明差异导致文明冲突的理论可能,开篇揭示了当今世界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促使西方国家追求文化认同与谋取文化复兴的现实境况,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认同只能通过对照彼此的文明实体来界定,认为文明冲突在当今世界存在的合理性,再加上人类的天性本身就含有恶的趋向,人类群体为了确证自身文明的合法性以及发展动力,就必须以冲突的形式来实现。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理论暴露出他始终以抽象性、非历史性的知性视角去阐释文明交往与文明冲突的理论缺陷。黑格尔说:“果是与因有区别的:果之为果在于设定它的原因,但这种设定性也同样是自身反映和直接性。只要我们执着于因果间的区别,则原因的作用,或原因所设定的后果,同时也就是原因的前提。”[47]反观亨廷顿的理论演化,他贸然将世界不同文明的存在纳入“我们”与“他们”两种阵营之中并形成对立冲突的关系,将人性论作为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点,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的对立冲突现象上升到人性使然,这种论调作为一种酷似于霍布斯式的抽象人性理论的复述补充,深刻体现了文明冲突论因果倒置的论证短板和同质思维的固化缺陷。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是基于对文明冲突问题的理论反思。“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根据仍然植根于冷战后的国际文明秩序,没有看到现代文明新秩序的深刻本质,狭隘极端的理论视野和片面独断的方法范式促使亨廷顿片面关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冲突隔阂现象,忽视了人类文明交流融合主线的现实考察,最终导致“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观点与全球化的现代背景相悖。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48]纵观人类文明的光辉历程,希腊、罗马、埃及的文明冲突伴随着文明进步开化,种种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活案例为后世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中国近代革命、解放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印证与文明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基于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打破了西方原子式思维模式的桎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了中华文明“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的和谐共生理念。从理解人类文明的逻辑建构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价值立场和理论旨归层面实现了对“文明冲突论”的现实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实质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坚定维护者,没有看到现代文明的多元共存,文明优越的价值立场和西方至上的理念导向促使亨廷顿将文明的逻辑错误地设置为西方文明逻辑,将西方文明的兴衰成败看作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落后的评定标准,并将世界文明按照“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标准进行文明划分,他利用文明的意识形态概念来重构世界政治文明秩序,并不是现代化时代的全新论断,而是冷战思维的“旧事重提”。
(二)以文明非中心论解构西方中心论:共存共融驳斥霸权优越的历史实践
“西方中心论”作为世界文明秩序的一种“想象”,是以西方“文明优越”为价值内核、以资本主义扩张为物质基础、以资本逻辑建立全球统治为根本诉求的文明观话语[49]。西方中心论本质上是西方文明优越的价值延续,18至19世纪西方文明的飞速发展造就了西方科学技术与文明理念的现代生成,塑造了西方文明优越的中心意识。西方中心论在文明形态史观的体现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以利奥波德·兰克为代表,认为世界文明的现实考察就是欧洲文明的历史彰显;第二种以达尔伯格·阿克顿为代表,认为世界文明普遍性的发展经验可以完全归结为欧洲文明独特性的文明成果;第三种以托马斯·巴克尔为代表,漠视欧洲以外的其他文明,褒奖欧洲文明是人类最优文明的最佳方案。可以看出,西方中心论有三个理论错误:首先,基于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实基础,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误判了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其次,基于西方文明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单一历史发展的线性思维错认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最后,基于东方文明发展缓慢的对比分析,以西方进步东方野蛮的认识武断来确证西方文明的优越身份。长期以来的身份优越感直接影响了西方历史学家的理论视野,无论是斯宾格勒、汤因比还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他们在文明研究中都表现出一个共性:一方面猛烈抨击西方中心论所带来的理论缺陷,另一方面仍站在欧洲史观的视角去发掘西方文明现代性的合理因素。这就导致了西方学者在文明研究的观点阐释与逻辑论证过程中始终处于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是基于对文明优越所造成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回应。从西方文明的本质内核来看,西方中心论所带有的文明优越倾向来源于西方文明发展的现实境况。自欧洲启蒙运动开启西方文明更迭转型以来,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与海外殖民贸易,建立了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全球文明秩序。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他认为,人类文明形态的更迭史实质上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50]。“历史终结论”的话语目标,是为了实现西方意识形态对世界文明国家的全球性占领,以所谓“普世价值”为理论内核在全球推广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可见,“西方中心论”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相较于西方中心论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追求的是世界文明共融共生发展的伟大目标,将多元共存的世界文明一视同仁,主张异质性文明要主动融入文明交流互鉴的主流趋势中绽放自身文明的光彩,强调不同文明之间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友好关系,极力反对西方文明以高低优劣的评定标准来分裂世界文明交流融合的霸权行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种文明以自信昂扬的姿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同,并不是靠战争掠夺手段抑或文明灌输工具,而是靠自身广阔的文明视野与深厚的文明底蕴,获得普遍认同,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够持续走向未来的光明大道。
(三)以文明多元论解构文明一元论:交流融合破解“普世主义”的现实超越
“文明一元论”是西方文明提倡的具有绝对主义色彩的霸权主义文明理论,主张在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明确立一个永恒不变的文化中心,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形态将主导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走向。文明一元论在逻辑建构上深刻体现了西方文明二元对立与善恶区分的思维定式。围绕西方中心主义所构建的文明一元论话语体系,自身就带有奉行西方文明至上的理论逻辑和傲慢成见。西方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是文明一元论生成发展的逻辑导向,在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中,文明一元论将世界文明以优劣好坏为标准截然对立起来,以善恶区分的表现形式将不同区域的文明实体分离对立。在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进行二元对立的划分界定,使用诸如进步—野蛮、开放—封闭、强大—弱小的语境对比,这种二元对立的文明话语就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文明优劣称之为“善恶对立寓言”,由此,善恶二元论成为西方文明的主导结构,西方文明自诩为“善”的代表,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以东方主义为代表的文明被人为置于“善”的对立面。这也深刻揭示了文明一元论在历史逻辑上的虚伪欺骗性,打着“善”的旗号一方面维护资本逻辑的自洽性,另一方面又以人道主义等为口号进行文化殖民等战争手段。不仅如此,文明一元论的理论预设就是默认异质性文明之间无法通过相互交流互鉴达到交往融合,必须通过文明优劣判定优势文明,落后文明相对于先进文明必须采取顺从学习的态度,这也就达到了西方作为先进文明压制、打压非西方文明的最终目的。文明一元论以西方文明的所谓“普世价值”、文化模式、民主制度为标杆尺度,通过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对比显现,将西方文明自身的文化霸权通过话语转化输出到非西方文明建设进程之中,促使非西方文明自身在西化过程中丧失文明的独特性从而沦为西方文明的附庸。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是基于对文明隔阂所造成的文化相对主义问题的现实考察。从人类文明发展的现实图景来看,对待文明交流问题只有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以区域文明为基点,以民族文明为特色,以世界文明为导向进行交流互鉴才能真正实现文明的进步发展。在文明一元论的视域下,文明被视作识别人类个体身份的DNA,将不同文明按照西方文明的话语体系进行批判划分。当文明一元论发展到更为极端的一面就表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现实显现,它剥夺了弱势地位国家的文明话语解释权,将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模式归结为西方模式的唯一路径,这种文明认识论已经违背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潮流,也模糊了文明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进而被异化为强权的工具。实际上,任何文明都“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51]。古代文明的交往范式宣告了文明一元论的理论破产,无论是战争掠夺还是文明交流的方式都呈现着不同区域文明双向互动的鲜明特征。亚历山大的东征推进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思想碰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加速了世界文明的开化进步。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把人们隔开来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33]264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文明进程中,抛弃以往西方文明把握世界格局的线性思维,改变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心态,打破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隔阂阻碍,文明交流互鉴终将成为贯穿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主线。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符合现代文明发展秩序的文化发展理念,同时也是顺应世界各国人民交流愿望的文明交往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发展、创新转化的历史进程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向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兼具中国向度与世界视野,形成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规律性认识,深刻阐释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意义,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华世纪坛序》曾言:“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52]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嵌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直面西方文明现代性的出场语境、悖论缺陷与内在本质,以全面客观、科学理性的全球视野阐释了中华文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自信宣言,更是对西方盛行的“文明优越论”“文明一元论”“文明冲突论”的坚定驳斥。当然,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意蕴的把握不能仅仅限定于单一的研究视野和理论基调,而是要处于辩证联系的发展视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才能在充满挑战的现实境遇中找寻人类文明前行的光明大道,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中华文明的文化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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