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博 李明
［摘 要］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可以从辩证视域进行整体把握。在“本”与“流”的相继、“统”与“分”的结合、“前”与“后”的承接、“守”与“变”的互动、“党”与“群”的一致、“时”与“势”的交汇中分析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探究其理论根基、层次结构、实践基础、创新特质、价值取向、世界意义，能够从整体上回答好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是什么”“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而彰显出习近平文化思想逻辑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和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辩证视域；
文明叙事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24）03-0001-06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1］164，文化是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所在。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注重文化对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充分发挥文化在涵养社会品质、凝聚社会共识、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大变局引发的全球范围内文化激荡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原创性论断、观点，不断深入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体系内涵丰富、论证深刻，具有鲜明的价值意旨，为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当前学界从多维视角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来源、内涵布展以及价值意蕴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较少有学者从辩证维度出发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整体性阐释。辩证思维是理解事物的重要方法，任何一种文化思想的阐发，必须以特定的文化表达来实现其普遍一般性。基于此，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特殊性问题，科学回答习近平文化思想“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普遍性问题，进而完整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 在“本”与“流”的相继中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根基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科学理论做根基，作为内蕴真理光芒和实践指向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其逻辑出场亦需要强大的理论做支撑。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之基的考察，可以从“本”和“流”的相继中进行把握。
首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出场奠定了根本性理论支撑。“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2］14作为社会主义文化鲜明标识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其逻辑生成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实践维度阐发了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3］，旨在强调文化是人劳动的对象化的活动，并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162。在文化创作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文艺创作者不能从“抽象化”的人出发，“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5］442，要从现实的人出发，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此后，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创作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文化“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指出“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的劳苦群众中间”［6］8。此外，文化上的进步，是向自由维度的迈进，而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则是文化进步的最终推动者，这就促使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价值诉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根本遵循，参照人类文化演进的基本理路，在不断推进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出的文化新样态。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理论成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出场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我国发展具体实际，深化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将文化多样性和民族性有机统一，这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出场提供了直接性理论支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注重文化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详细论述了文化建设的原则、方针，强调文化建设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全党同志向历史学习、大胆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要求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树立以人民大众利益为导向的文化建设目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实际，形成了内蕴开放性、创新性、包容性的文化思想体系，使我国的文化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此外，邓小平以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认为文化教育事业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7］225，强调要注重营造尊重人才的氛围，劳动者应多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进入二十一世纪，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精神生活的重要旗帜”［8］277，社会主义文化是凸显我国综合国力的鲜明标识，要建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胡锦涛更是将文化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明确我国文化的定位……是我国建设的重大课题”［9］86，指明了掌握文化领域领导权的重要意义。质言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激活中华文化现代活力，与时俱进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这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出场提供了直接性理论支撑。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成果与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本”与“流”的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支撑。
二、 在“统”与“分”的结合中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层次结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既有观点上的创新，又有内容方面的突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如果片面地从某一维度来审视和考量，无法完整把握其丰富内容。基于此，可以从“统”与“分”的整体性维度出发，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性范畴，把握其内在规定性，透视其具体构成要素。
一方面，从整体性视域看，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居于统领地位。文化作为政治和经济的抽象反映，在任何时期都是特定阶级的外在理论表达，因而呈现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集中反映，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建设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一直非常重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进入新时代，面对我国宣传文化领域出现的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确立为“极端重要的工作”，采取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建设、落实政治责任、巩固并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使我国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开拓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使党在同多元思想文化的交锋中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从具体性视域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主要由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实践层面等构成。具言之，在政治层面，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立魂”功能，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支柱。思想建设具有长期性、彻底性，“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10］21。一旦思想防线被瓦解，人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崩塌。换言之，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支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会失去方向。为此，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1］43，这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着力点，并为文化建设定向领航。在社会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可以从社会主体、服务对象、目标等方面进行阐释。社会主义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人民性像一根逻辑主线贯穿其中。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2］314，就充分体现了我国文化建设的人民性。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社会层面还体现在对社会文化矛盾的把握上。文化思维的方式决定了文化理论创新的方式，而理论创新的方式又是在解决社会文化矛盾中得以确立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在实践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可以从价值观实践、文化关系的处理等方面来把握。“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10］105，“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13］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起着重要的中轴作用，将其作为涵养社会品质、凝聚社会共识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三、 在“前”与“后”的承接中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基础
思想是实践的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样态，其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实践活动。基于此，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阐释可以从“前”与“后”的实践视域中加以把握。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源于其历史使命感和引领人类发展的文化基因。“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潮流、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启蒙与中国文化进步的必然产物。”［14］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自觉。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我国深陷国家破碎、民族蒙难、文明蒙尘的劫难，救亡图存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真实写照，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民族于危亡，先后尝试了洋务运动的器物救国策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制度救国策略，但都以失败告终，进而转向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救国策略。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的洗礼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科学的文化观。毛泽东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15］16。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毛泽东将文化建设上升到与经济建设同样的高度，这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同时也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领域的变革推动了文化领域的革新。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逐渐确立起来，文化产品不再由国家统一管控，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而对外开放的深入也使西方多样文化开始传入我国。为此，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江泽民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16］2。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十六届五中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7］31，强调人民在我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在实践维度方面，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党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8］6，进而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生成是一脉相承、赓续实践的历时性过程。换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基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伟大探索之中，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不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成熟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并在新征程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四、 在“守”与“变”的互动中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求索中创造的文化理论成果，既体现出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一面，又表现出坚守不变、始终如一的一面。基于此，需从“守”与“变”的互动中，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守正创新特质。
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呈现鲜明的开放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立足于我国文化建设实践、聚焦于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实际，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新思想、新论断，形成引领文化进步与思想升华的精神导向。“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19］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着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以文化互鉴超越文化隔阂，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使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扩展我国文化发展的外延和边界。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中华文明形成了“革故鼎新、交流互鉴”的精神气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汲取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倡导全球文化多样性发展，将中华传统文化会通性与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相结合，开拓创新了中华文明新方向。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完整把握了中华文明内蕴的包容性特质以完整展现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立场。习近文化思想的开放性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创造性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课题。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积蓄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根基。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与时俱进地对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思考，在多个场合揭示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坚持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原则，在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突出的坚守特征。首先，从形成前提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遵循人类文化发展规律。走向统一和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大势所趋，无论何种文化形态，如果与这一规律相悖，就会渐渐走向消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生成过程中始终遵循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路，坚守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趋势，倡导全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主张构建“美美与共”的人类文化共同体，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光明前景。其次，从指导思想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思想指导，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化理论成果为理论指引，始终以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文化需要为奋斗目标。
概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呈现出“守”与“变”的有机统一，它在坚守底线思维中不断开拓文化建设的新境界，在“守”与“变”的同频共振中，使中华文明既没有陷入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窠臼”，也没有落入封闭僵化的误区，进而呈现出鲜明的守正创新特质。
五、 在“党”与“群”的一致中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取向
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不同的政治派别对于文化的理解有着不同的认知。可以说，一个政党对本国文化所秉持的态度，是衡量该政党是否尊重本国文化、是否践行对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承诺的重要标尺。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只有将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政党，才能掌握历史主动性、牢牢站稳人民立场。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其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是检验执政党是否践履人民立场的重要试金石。中国共产党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党，始终坚持在增强人民福祉中加强文化建设，着力培育创新文化、丰富人民文化生活，营造崇尚文化的社会风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全局出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将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素养，充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思想。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重申文化要走进群众之中、走进生活，把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作为推动社会文化繁荣的重要抓手。这些鲜明思想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坚定的人民立场。在文艺创作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将人民史观贯穿在文艺创作中，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20］，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扎根人民、反映人民心声，“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20］，这既是对我们党“人民文艺”立场的承继，又是对人民唯物史观的践行。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习近平总书记从唯物史观维度阐发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目标，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21］223，这揭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宗旨、原则，凸显了贯穿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人民立场。在宣传舆论方面， 在有关文化建设的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宣传舆论工作的政治性，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舆论的力量绝不能小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0］38，要求舆论宣传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0］41，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要确立人民立场，将党的立场与人民意愿相统一，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思想。
六、 在“时”与“势”的交汇中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意义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2］98换言之，任何一种理论抑或是思想都是时代与社会实践的产物。基于此，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阐释，也应把握特定的时与势。中国共产党既是为广大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同时也是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习近平文化思想既体现了中国立场，又展现出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深刻把握人类文化发展的“时”与“势”，始终展现出强烈的天下情怀，在推进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一方面，中华文化正处于大有可为之“时”。习近平指出：“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23］331换言之，只有审时度势，才能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掌握主动。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期，国际关系呈现明显的“东升西降”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际关系发展趋势，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期，以中华文化为立足点拓展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文明也有重要价值”［24］31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鲜明的精神标识，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从天下观的维度看，中华文化以包容著称，并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焕发出全新活力，中华文化内蕴的亲仁善邻思想是中华文化价值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从社会观的维度看，中华文化包含的民为邦本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人民立场。从道德观的维度看，中华文化蕴含着诸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道德文化资源，为涵养时代新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出现了诸如丝绸文化、青铜文化等多种多样的文化呈现形式，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亲仁善邻的外在体现。正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从遵循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维度出发，以满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为立足点，以开放、自信、包容、平等的胸怀，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始终平等对待世界不同文明，始终坚持和而不同、尊重差异，为世界文明多样性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正处于大有可为之“势”。长久以来，西方社会一直盛行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始终强调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将不同文化的特殊性放置于文明发展的首要位置，以文化的自我保护凸显文化的排外性、扩张性特征，即当其他形式的文化形态对本土文化产生非认同影响时，本土文化就会产生拒斥心态，并展现出强烈的攻击性。换言之，文明冲突论夸大文明的特殊性，从表象上看是凸显不同文化的个体性，然而其背后隐匿的是西方文化的单一论，是西方“普世价值”对立逻辑的体现。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更加崇尚天下一家、和合共生的价值追求。中华文明不仅关心本民族发展，而且怀柔全人类前途命运，蕴含丰富的协同治理智慧，追求立己达人、和衷共济的精神。中华文明在不断同外来文化的交融中，呈现突出的包容性特质。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赓续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境遇，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总结中华民族智慧的基础上原创性地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用中国话语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把人类文明发展置于现实的时代境遇中， 尊重世界价值体系的多样性，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平等性，在“小我”与“大我”的辩证统一中推动人类文明向更深处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视域，实现了文化空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统一，使得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更具影响力，让中华文化的“文明美美与共”理念更好展现。
文化见证历史的成就。随着各国人民交往的密切，世界各国已进入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的开放包容、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在“时”与“势”的辩证互动中，提升了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具有宏大的世界格局，是中华文明于变局中创新局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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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灵 山）
（校 对：江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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