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兴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十分注重农民的状况，对农民的教育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曾经领导过农民运动，提出过对农民的教育“要提高他们的文化和阶级觉悟双重任务”，号召青年到乡间去帮助农民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作生活的主人（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4页）李大钊在进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中国农民的状况进行深入考察之后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主张，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农民教育事业。
一、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农民教育思想
早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李大钊就已经注意到中国农民教育问题，主张在农村设立教育机关，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李大钊将农民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号召社会各界对农民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
李大钊对农民教育问题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农民基本状况的大量考察基础之上的。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认为“中国农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李大钊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与全体国民利益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大钊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痛苦；
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
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2-423页）李大钊的看法是，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极为悲惨，农民的阶级觉悟还需要提高。李大钊说：“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不但不知道结合起来，抗那些官绅，拒那些役棍，他们自己中间也是按着等级互相凌虐，去结那些官绅棍役的欢心。”（李大钊：《青年与农村》，第423页）由此可见农民不知道自己受剥削压迫的根源。李大钊针对这一现象指出，农民思想觉悟不高，文化水平底下是由于农村落后的教育状况决定的，而落后的农村教育状况又使得广大农民不能接受现代新文明，这就使得农民一直处于一种比较悲惨的境地，要想改变这一悲惨的现状，就必须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李大钊深入分析了当时中国农村农民受教育状况水平底下的原因。首先农村的教育极其落后，教育机关非常不完善，李大钊说：“农村虽有成立一二初等小学的地方，也不过刚有一个形式，……至于那阅书报的机关，更是绝无仅有”；
“村落中也有比较开明一点，大家立个青庙会，在庙堂中觅个会所，也不过听那些会头们、绅董们一手处理”。（李大钊：《青年与农村》，第423页）李大钊注意到当时农村的农民教育全被官僚、地主和士绅所把持。其次李大钊注意到农村教师的教学水平比较差，教学人员也极度匮乏。李大钊说当时农村的“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到几世纪”，农村中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在都市活动使得“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423-424页）再次，农民缺乏接受教育的时间和主动学习的意识，李大钊说：“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像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农民即使有点空闲时间，也没有意识到去争取接受教育”。最后一点就是农村中迷信盛行，阻碍了农民接受科学的知识。李大钊说农民“还只是向人家要什么真主”，不能主动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总体来看，李大钊对农村教育状况的分析是建立在具体的实践考察基础之上的，是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的。
针对农民教育出现的问题，李大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李大钊看来，“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李大钊：《青年与农村》，第422页）李大钊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到農村去”，他对青年说：“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
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只要农村里有了现代青年的足迹，作现代文明的导线，那些农民们自然不会放弃他们的选举权，不会滥用他们的选举权”。（李大钊：《青年与农村》，第424页）李大钊认为青年知识分子对广大农民负有责任。李大钊极力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回到农村中去成为农村光明的引路人。他号召在都市里的青年朋友“坚定地到农村里去、去作开发农村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动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李大钊认为，知识青年只有大批地回到农村，农村的生活才有改进的希望，农民的思想觉悟才有提高的可能，如此农村“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李大钊：《青年与农村》，第426页）
李大钊不仅对解决农民教育问题作出了理论阐述，而且还以实际行动身体力行，主动支持和关注农村教育事业。李大钊时常利用回乡的空闲时间在庙会上向群众宣传妇女放足等新思想。在其影响下村里不缠足的女孩子逐渐多了起来。他看到村里有些孩子还是太穷不能上学，于是说服村民推倒了村头的华严寺办起了新学堂，还动员一些女孩子上学堂。李大钊在新建的小学堂写了对联“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读书做事不是为做官。”（李天林：《李大钊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8页）此后，乐亭县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农村教育也逐渐遍地开花。
总体而言，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李大钊农民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但是由于此时的李大钊虽然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还不能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农民的教育问题，因此其农民教育思想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断深入加之其逐渐认识到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农民教育思想也在进一步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
二、建党后李大钊的农民教育思想
随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越来越深入并逐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加之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李大钊出于革命的需要积极领导北方农民革命运动，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指导。李大钊对农民教育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李大钊以唯物史观剖析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他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李大钊：《土地与农民》，《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8页）鉴于中国实际情况，李大钊认为中国农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
首先，教育农民认识本阶级的力量，破除迷信，放弃倚靠“真主”的幻想。在李大钊看来，中国农民在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起来搞革命可以救自己，因此只是模模糊糊地想要一个“真主”来救自己。基于这一情况，李大钊指出：“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166页）
其次，李大钊认为要想教育农民团结合作，必须消灭狭隘的村落主义和乡土主义观念。在李大钊看来，狭隘的村落主义和乡土主义是导致农业经济落后的原因。因此，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李大钊说：“我们应该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指导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的而不是狭隘的，应该是联合而不应该是一村落或一县邑的分立的，甚至于自相冲突的”。（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167页）李大钊号召农民真正团结起来，开展反对军阀的斗争。
最后，李大钊认为要教育和组织农民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严防反动军阀的改变。李大钊指出，对农民的武装组织必须加以引导，使农民武装“不至于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他提醒农民注意，军阀改变是消灭武装农民组织最毒的政策，可能会导致农民离开本土，一面除去一部分人民的武力，一面增加一部分军阀的武力。因此，李大钊主张对农民进行仔细的说服教育。
三、结语
李大钊的农民教育思想是服务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要求农民的教育要与农民自己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相结合，教育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农民协会，以保障农民的各项权益。李大钊说：“若想提高农民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即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李大钊：《土地与农民》，第107页）可见，李大钊是把组织农民和教育农民的工作联系起来考虑的，是把乡间文化提高问题同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帮助农民改善组织、建立政权问题统一起来进行阐述的。这正充分体现了李大钊农民教育思想的革命性。
李大钊对中国农民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探讨李大钊对中国农民教育的贡献，对于学习李大钊的高贵品质和丰富的思想，对于深化中国农民教育思想史的研究，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作者：陜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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