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英文名：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简写CPC），创建于1921年7月23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让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依靠。我们党探索出，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读后感6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读后感6篇
第一篇: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读后感
1月1日，广东海丰县农会成立，彭湃任会长，会员约10万人，占海丰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县农会，内设教育、卫生、财政、农业、仲裁等部。在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陆丰、惠阳等县的农民运动也相继发展起来。
1月，孙中山会晤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表明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表示欢迎苏俄政府的帮助，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这是孙中山不顾帝国主义的阻挠，毅然依靠社会主义的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援，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一个重大步骤。
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下令禁止，反动军警强行占驻总工会会址。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2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2万多名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全路工人被打死50人，打伤300余人，被捕入狱的40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洗劫。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大罢工坚持到2月9日。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下令复工。
从1922年1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高潮开始兴起，到1923年2月，持续了13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0万人以上。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各地工会大部分被反动军警捣毁或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或杀害。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协力，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
2月2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
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组成称为大元帅府的政府。由于陈炯明被滇系军阀逐出广州，孙中山在2月间由上海回到广州。在上海期间，孙中山已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但在国民党内遇到很大的阻力。
3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指出：中国铁路工人通过最近的罢工斗争和牺牲，已经同为反对各国剥削者而斗争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罢工中间提出的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口号，以及捍卫这些口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表明，中国工人已经真正进入了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列。
4月25日，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这时，陈独秀已由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前重视工人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和社会基础，“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4月，中共中央由北京迁回上海。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其缺点是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革命性和作用，而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决议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又说：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等文件。这些文件提出，党在现阶级“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文件提出“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大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大会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关于劳动问题、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
大会选举出由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5人组成中央局(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并选出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会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群众进行教育，消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疑虑；同时积极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改组国民党。
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前锋》月刊由广州平民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担任主编。次年2月出至第三期后停刊。
7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
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9月，苏联政府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9月末，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其他负责人。10月6日，鲍罗廷抵达广州。随后，鲍罗廷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开会，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方法，并决定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国民党的会议。
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创刊，先后担任该刊编辑的有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任弼时、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等。1927年11月因受反动派压迫而停刊。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指派廖仲恺、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等9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办理改组事宜。
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上海书店”，销售革命刊物，并出版、发行《向导》 、《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上海书店于1926年2月为军阀孙传芳封闭 。
11月初，维经斯基再度来华，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5月指示信的精神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解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11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也参加筹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
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阐述了以民主革命精神解释三民主义的观点。决议认为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含义应该是“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国民党还应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民权主义的含义应该是“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能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民生主义的含义应该是“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决议中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解释，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本原则。
12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24号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改组符合全国革命者的要求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希望。因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努力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参加国民党的具体步骤，以促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2月，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联合发出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在这前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如何赋予三民主义更多的革命内容，如何确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恳切地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
第二篇: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读后感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揭发和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在组织上作了必要的调整。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泽东等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1月29日，红军经土城、元厚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2月18日起又挥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重入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3月中旬，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河，再次入川。随后，又出敌不意地于3月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然后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
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在此以前，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会议，确定向西进攻，在川陕边界扩大根据地的方针。遵义会议后，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曾电告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向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3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激烈战斗，胜利地渡过敌军严密封锁的嘉陵江，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但张国焘却于4月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渡过涪江，5月渡过岷江，到达理番(今理县)。6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到达懋功(今小金县)。
5月，刘志丹、谢子长(谢子长已于1935年2月11日因病逝世)创建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陕北安定会合，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中旬，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与来自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由于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进入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下旬渡过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接着又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6月12日，一、四方面军前锋部队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地区会师。两支红军主力的会师，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力量。14日，两军在懋功地区召开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向川康边退却。为了统一战略方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运动。不久，中共中央为了全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7月，日本华北驻顿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习惯上称“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党中央根据8月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中提出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的意见，决定左、右路军在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的错误主张，号召红四方面军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坚持北上方针。
9月8日，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分裂和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集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一、三军单独北上。12日，党中央又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即高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中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朱德早在阿坝张国焘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就严正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9月，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继续北上，迅速突破甘肃南部的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占领哈达铺。这时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错误拘捕的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本年10月间，日本曾指使河北香河汉奸暴动，占领县城。11月，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则指派宋哲元等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翌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正式发表侵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停止反日运动和放弃依赖欧美主义，努力中日提携；(二)承认“满洲国”；(三)中日“共同防共”。这些事件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1月，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在陕西直罗镇全歼国民党东北军一Ｏ九师，接着又在张家湾地区歼国民党东北军一Ｏ六师一个团，彻底碎粉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2月6日，为了适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并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其他经营的土地、商业和财产不予没收；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
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林育英)等人。23日，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第三篇: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读后感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为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帝反封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然而经济生活却极度空乏。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一穷二白的基础下，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1956年工农业的伟大改造的完成，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扭转了中国经济衰败的态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总结历史，高瞻远瞩，做出将党的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决策，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大力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用"一国两制"政策顺利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洗刷百年耻辱，领导中国人民在经济、农业、工业、教育、科技、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取得重要成果。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党的最终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们党清醒的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所以我们党以发展做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以兴国为已任，以富民为目标，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按照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吸纳各种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按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我们党吸纳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按照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我们党在工作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使党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信赖。
第四篇: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读后感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6年）
1月1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由于***和***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中央党部中，***员担任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退让，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作了很大的让步。在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员占7名，连本来应开除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在受了党纪处分以后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员只占1名，右派占绝对优势。这就为蒋介石篡夺***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2月21日至24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这时，国民军正在河北、河南同奉军、直军交战。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英、日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反国民军的联会战线如果得胜，必然要进攻并**广州国民政府。会议指出，根本解决时局问题的途径，“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随后，**中央建立了军事部。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驶入大沽口，掩
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美、英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
3月18日，北京群众10余万人在***和***左派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执政府的卖国罪行。在执政府门前，卫队开枪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3月20日，中国***为“三一八”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段祺瑞，**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天津、上海等地人民群起响应，纷纷举行集会、示威。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谎称***人指挥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要暴动，借以宣布戒严，派兵逮捕和监视***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有5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员。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陈独秀、张国焘等和共产国际代表主张妥协退让，***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陈独秀又拒绝这一正确主张。
4月20日，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央在致大会的信中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同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众的参加也不会成功。信中特别强调，农民运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必
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5月1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同时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举行了12天，通过了职工运动的总策略、组织问题及其运用方法、经济斗争的最近目标及其步骤等议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举行了15天，通过了农民运动在中国国民革命中之地位等21项议案。两个会议的代表举行了4次联席会议，通过了工农大联合等决议，还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师北伐。
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11日结业。这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肖楚女任教务主任，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5月15日至22日，***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谭延、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篡夺***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个限制***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接受。从此，担任***中央党部部长的***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右派分子，蒋介石又当上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此外，蒋介石又通过***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按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就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5月20日，叶挺独立团作
为北伐先锋奉命进入湖南，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6月4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为蒋制造三二Ｏ事件辩护。声称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的行动，并一再表白***绝无倒蒋之心。与此同时，鲍罗廷也于6月初在广州向全体苏联顾问作报告，专门分析三二Ｏ事件发生和整理党务案通过之后，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组合和相互关系的变化，继续推行对蒋介石的安抚退让政策。
6月19日，中国***中央致信中国***，提出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成立两党联席会议，并指派张静江、谭延、蒋中正、吴稚晖、顾孟余为***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随后，**中央指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7月4日，***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7月7日，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错误地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他的这种认识，受到党内批评，也受到***的攻击。
7月12日至18日，中国***在上海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与***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回顾了从上年9月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广州3月20日事变，***中央5月15日会议等，都是一贯的对***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会议把过去视为***中派甚至
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新右派的代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会议没有看到革命阵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集中到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上，而忽略了军事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认为中国***在北伐战争中只是“参加”一些工作，只是“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没有认识到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关于农民运动的问题，会议片面地指责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因而对农民运动作了许多不适当的限制。
7月中下旬，大举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接连攻占株洲、长沙等地。
8月，北伐军在农民群众的支援下，攻下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被歼灭。北伐军乘胜追击，9月攻克汉口、汉阳。叶挺独立团在这些战斗中英勇善战，屡破强敌，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9月17日，获得苏联和
中国***援助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
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全歼守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
10月23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中国***领导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而失败。
10月，湖南、湖北农村大革命爆发。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兴起。***和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对此极端仇视，他们同大批逃亡到城市的土豪劣绅一起，大肆攻击工农运动，特别是攻击农村大革命。
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代表谭平山出席会议，邵力子代表***列席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决议案和演说都是主张放弃***对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
权。决议案明确规定***不得实现对***的领导权，认为“应当团结(***)左派与之密切合作，而不要企图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
11月，北伐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盘踞中国大部分土地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至此有两个(吴、孙)基本上被消灭了，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这个有利形势，***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2月，到达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一带时发动突然袭击，公开**。
12月中旬，**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据以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危及整个民族革命的前途。报告虽然也承认***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很右，但报告所着重批评的却是党内的“左”倾，而且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这个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
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错误的形势分析，这次会议的决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赞同这次特别会议的决议。汉口特别会议集中了过去党内存在的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右倾思想错误，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就使全党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组织革命军队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以准备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突然袭击。
第五篇: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读后感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1 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 9000 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
6日，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 突遭***7 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 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 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 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 袁国平牺牲。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
“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 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中国***对***这一反动暴行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日，**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任
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 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 政治部主任。22日，**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 谈话，揭露***破坏抗战，实行**的阴谋，
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 叶挺，废止*** 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 12条解决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 在 重庆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揭发和抗议 ***
的暴行。中国***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广大 人民和民主党派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 持。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打电报斥责蒋介 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 *** 必须停止弹压***的行动。蒋介石集团陷入 空前的孤立。28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 盐城成立，并立即根据**中央指示着手整编 部队，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
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 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 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 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 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 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共 9
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 重庆召开。2日，根据**中央指示，董必武、
第六篇: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读后感
1月中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5日，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
2月至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蒋介石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提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蒋介石等虽然多方延宕刁难，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达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4.5万余人。
3月，西路军最后在甘肃北部地区失败。西路军是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由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和红五军共2万余人西渡黄河于上年11月11日组成的。西路军组成以后，向甘北西进，西进期间，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但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兵员、物资补充，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到本年3月，遭到最后失败。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壮烈牺牲。余部分三个支队分路继续艰苦转战。党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困危极为关注，曾于2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准备救援。援西军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因西路军业已失败，才停止前进。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于4月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尚有400余人，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进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些指战员和在祁连山坚持转战的一部分指战员陆续回到延安。另有西路军数千被俘官兵，经党中央营救，也先后返回延安。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
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共中央曾给张国焘以充分的改正错误的机会，并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翌年4月，张国焘逃出边区，在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会后，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7、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这个宣言强调：“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的总目标：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同时，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一天，蒋介石就卢沟桥事件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时他实际上还没有下定抗日的决心，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而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国内形势，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和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等作了原则说明，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并强调：“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这种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 。
8月13日，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要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威胁，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4日发表“自卫”声明。这时，蒋介石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设立总指挥部。
8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号召东北工农商学各界，“响应中日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此后，战斗在吉林和北满的抗联部队和共产党组织也以各种方式发出相同的号召。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加强统一领导，同年9月29日，中共吉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后来，1939年4月，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改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张寿(竹+钱)(李兆麟)任总指挥。
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几国彼此进行侵略。苏联大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给中国政府以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军火和军需物资。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和周昆。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会议期间(8月23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1938年3月林彪负伤离职后，陈光代理师长)、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一二Ｏ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编制4.5万人。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前方中共中央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8月下旬至9月底，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兵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聂荣臻调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为一二Ｏ师政治委员，张浩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2月由邓小平接任)。八路军出师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重庆、广州、香港、南宁、洛阳、贵阳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合法机构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动员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行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由于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三个师分散配置。
9月中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配合八路军的行动，以及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等问题。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9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9月23日，进驻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二Ｏ师从左翼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从右翼配合友军作战。25日，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敌人，首战告捷，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这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灭敌人的一个重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在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还不是一个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情况下，共产党一般地就不得参加这个政府及其附属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因为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决定指出，只有国民政府依据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发布施政纲领并在行动上表现出实施的诚意和努力，容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和动员、组织、教育群众的自由的时候，共产党才能参加政府并担负行政责任。
9月29日，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指出：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今天的统一战线还不充实，还不坚固，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实行必要的改革，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9月，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的23个县，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是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追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跋山涉水，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挠迫害，奔赴延安。他们到延安后，经过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学习以后，又走向敌后战场及其他各种工作岗位，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团结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骨干。
9月下旬，“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动委会”是周恩来、彭德怀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商谈决定的，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南汉宸、彭雪枫等参加领导工作。“动委会”在动员新兵、组织人民自卫队、发动群众抗战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0月，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0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含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12月下旬在武汉组成，1938年1月6日迁到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00人。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10月16日，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规战遭受挫败、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并执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的各项具体政策。
10月19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代县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歼敌百余人。为阻击西进迂回太原的日军两个师团，配合忻口作战，一二九师开进娘子关附近，先后进行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歼敌近千人。一一五师也在广阳镇伏击歼敌千余人。这些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忻口防卫作战。
11月起，八路军三个师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他们与地方党组织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执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以晋东北恒山地区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转入晋西南，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一二Ｏ师进入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进入以太行山区为依托的晋东南地区，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时中共山东省委于十月中旬在济南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在山东发动组织群众抗战的指示，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接着领导了鲁西北、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泰西、胶东、鲁东南和微山湖西等地抗日人民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并逐步创建抗日根据地。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11月，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力量的山西新军，先后进驻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协同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决死队是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取得阎锡山同意后，在1937年8月，以原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各种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开始组建的。初为一个团的建制，9月间扩大为四个总队(团)，进而发展为四个纵队(旅)。在抗日高潮中建立的山西新军还有工卫队、政卫队和暂编第一师等部。山西新军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军队系统，具有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实际上是一支由共产党人起领导作用的人民武装。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11月底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地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这次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
12月13日，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30余万人，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二者合并，由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组成，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王明在领导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 共中央同意发表了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推行他的错误主张。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的主张，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王明的错误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坏影响，妨碍了华中敌后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但是，不能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与王明的右倾错误等同。在全国抗战高潮的形势下，长江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